点评小说

    雷达  进一步“接近现实”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2013年，长篇小说依然数量浩繁，有人称2013年为“中国长篇小说大年”。这里姑不论其大与小，事实是，许多名家竞相推出长篇新作，带动大量新作品的涌现:贾平凹首次尝试女性主角的《带灯》，马原聚焦遗产纠纷的《纠缠》，韩少功思想家气质浓郁的《日夜书》，文坛老帅王蒙尘封40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王安忆的《众声喧哗》，林白具有时代感与精神力度的《北去来辞》，余华表现现实的残酷与荒诞的《第七天》，延续苏童惯常的叙述风格和节奏的《黄雀记》，“神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的《炸裂志》，红柯的爱情风暴小说《喀拉布风暴》，还有严歌苓的《毕业歌》。

    以上罗列接连不断的出版盛况，是想描述长篇小说的热度和名家竞写的热潮，这似乎是莫言获“诺奖”后的某种集束效应，也是名家们试图保持自己“在场”的努力: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然名家力作远不止这些。像艾伟的《盛夏》，陈希我的《移民》，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十月的《米岛》，李凤群的《颤抖》，田耳的《天体悬浮》，路内《天使堕落在哪里》，弋舟的《蝌蚪》，张浩文的《绝秦书》，钟平的《塬上》等等，都是引起反响的作品。

    我们看到，除个别作品外，这些作品都表达了进一步“接近现实”，对转型时代复杂现实生活的大胆审美判断，表达出力图对现实发言的强烈愿望，这已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主体格调。我以为这一点很突出，尚没有得到相应的正视，甚至不被提及。余华就认为《第七天》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马原也说:“是因为中国今天的麻烦，很多来源于正在变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在从没有财产概念的时代走进有财产的时代。”苏童说“《黄雀记》是造街运动的一项大工程，我借它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阎连科说:“并非我的作品荒诞，而是生活本身荒诞。”而贾平凹更是1950年代的“发言人代表”，一直以关注转型现实而著名。这是一代作家的现实情怀，也是当下消费时代一种亟需肯定的文学书写的积极力量。问题在于，直面时代的勇气和思想艺术能力不逮的问题同时存在着。

    白烨  名家变招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回望2013年的文坛，梳理诸种感受与印象，一个无可替代的关键词凸现出来，那就是“新变”。这一年，作家们的各类创作都在尝试变招，理论批评也在直面新的文学现实中相应变调，网络文学更是在各种合力的推导下深层变异。这一切，使得整体的文坛，在2013年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诸多新的变动，呈现出繁复多样的新的变局。

    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领域，不少文学大家与小说名家都有新作推出，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招。这种小说写法上的适度更新，主要表现为观察生活的视点下沉，作品内蕴极具现实性;叙事文笔质朴无华，表现形式上更具故事性。贾平凹的《带灯》讲述一个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勉为其难的“维稳”经历，金宇澄的《繁花》，更是类乎以说书的方式汇成了丰繁而鲜活的生活万象与人性百态。饶有意味的，是余华和马原这两位先锋小说家，分别以《第七天》和《纠缠》的新作，作了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新的亮相。值得关注的名家新作，还有韩少功的《日夜书》和苏童的《黄雀记》。出现于2013年的王蒙的《这边风景》，也是一部十分独特的小说文本。其独特，既在于它是失而复得的一部旧作，又在于它的不加修饰的原样推出。

    2013年的青春文学，也以一些新锐作家的有意出新，带来令人惊异的欣喜。其中，颜歌的《我们家》和七堇年的《平生欢》最值得注意。近些年来，网络文学在信息科技化、传播多样化、写作平民化、阅读浅俗化的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导之下，一直呈现出一种作者不断扩充，领域不断扩张、影响不断扩大的基本态势。2013年，不仅这种强劲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还在创作、运营等方面，以贴合网络传媒的自身特点，从自发状态向自立状态不断过渡。

    贺绍俊  “70后”咄咄逼人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2013年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丰收年，值得一提的有苏童的《黄雀记》、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余华的《第七天》。更让人惊喜的是不少“70后”的长篇小说都在这一年出版，显示了他们的咄咄逼人的实力，如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乔叶的《认罪书》、李凤群的《颤抖》、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田耳的《天体悬浮》等。“70后”活跃在文坛的中心舞台，他们的长篇小说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中，我发现作家们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视。

    余华的《第七天》出版后引起较大争鸣，也是2013年的一大亮点。余华仿佛是向文学批评的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头，检验一下文学批评还有没有活力。《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和《小说评论》等报刊都为《第七天》组织了系列批评文章，涉及到小说结构、主题表达，以及如何处理现实和新闻资料等多方面的内容。关于《第七天》的争鸣也让人们看到文学理论批评的“及物”性，这也是2013年文学的一个特点。文学批评的“及物”性，也就是文学批评更有针对性，更有鲜明的观点。体现“及物”性的例子还有:《人民日报》组织的“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系列批评文章，分别对闭门造车、以丑为尚、网络暴力、政绩工程、浮奢之风、技术崇拜、比坏心理、形式主义、价值迷失等九种不良文化趋向进行剖析与批评。《光明日报》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的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同样不乏尖锐的批评。《文艺报》开辟“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栏目，陆续对近50位“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这些作家目前正活跃在创作前沿，具有较大的创作潜力，完全应该成为文学批评重点关注的对象。

    孟繁华 “城市”突围“乡村”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那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这一现象的出现重要无比:它是对笼罩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的一次有声有色的突围，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

    十年前的2003年，刘庆邦那篇宣言式的小说《到城里去》的女主人公宋家银，嫁给杨成方还只是为了做“工人家属”，那么，到了“保姆在北京”系列，刘庆邦通过保姆的视角，发现了城市深处无数隐秘的存在。“保姆”不仅发现了城市的细胞——家庭生活的外表与真相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城市人心的“恶”。《后来者》(载《十月》2013年5期)写的还是世道人心，还是城里人的冷漠与荒寒。

    尽管如此，还有试图进城者绵延不绝前赴后继。付秀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书写她记忆中的乡村，近年来她的创作视野也逐渐转移到了城市生活。《曼啊曼》(载《芳草》2013年6期)题目就是慨叹。这一慨叹一言难尽欲说还休。在范小青的《梦幻快递》(载《北京文学》2013年5期)中，城市生活的荒诞性和不可捉摸可见一斑;吴君的《夜空晴朗》(载《中国作家》2013年6期)则是一篇表达城里人归宿焦虑的小说。“80后”作家文珍的《到Y星去》(载《光明日报》2013年8月23日)通过幻想从人间到天堂的故事，写出了现实生活的严酷性。

    《曼啊曼》要进城，《后来者》进城受尽屈辱，《梦幻快递》生活恍惚亦真亦幻，《夜空晴朗》归宿难寻无所皈依，《到Y星去》不仅要逃离城市甚至要逃离地球。城市梦和“围城”悖论，就这样在2013年部分短篇小说中被完整地构建起来，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下城里人心的不安、惶惑和迷茫的状态。社会生活正在加速变化，某种变化尚未适应，另一变化已然到来。

    批大师级人物的追求、遭遇和不同命运，笔力稳健，扎实厚重。徐怀中的《底色》，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同样写出了历史之重、历史之真。

    如何处理现实与历史，如何运用虚构与纪实，是考察创作的重要尺度。回望本年度文学创作时我发现，历史与现实、纪实与虚构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是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处理历史题材，在书写过去经验的时候，很多作家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而在处理现实题材、面对当下经验的时候，则有不少作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应对失据。在文学表达方面，今年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虚构类特别突出的佳作较少，而纪实、非虚构类作品则无论在表达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均有超出虚构类作品的态势，这很让人深思。文学书写怎样才能贴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作家怎样真正让艺术想象腾飞起来，恐怕还有不少考验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