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读书之乐罪莫大焉?

    2013年11月27日《羊城晚报·花地》袁明先生《向哲学教授提问》，对我同年10月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的《一世读书抵封侯》提出批评。袁先生指名道姓义正词严的批评，对当前学术界缺乏认真批评甚至互为援手抱团造势的不良学风，不啻为治病良药。我万分赞成。不过袁先生大作美中不足的是，望文生义，逻辑混乱。所提之问，如乱箭齐发，无一中的。

    一问，你在课堂上，“对学子也勉以读书以达到封侯境界为乐的目的吗?”袁文全部批判立论都是建立在“一世读书抵封侯”的“抵”字上，把“抵”理解为“达到”，断定作者鼓吹以达到封侯之乐作为读书目的。其实“抵封侯”并非读书目的，而是一个人能终生读书，其乐可以不次于封侯。

    袁先生如此高才，不可能不知道“抵”字的用法。除袁文中的“达到”之意外，还有“相当”、“等于”、“差不多”、“类似”种种含义。语意随用而变，谓之语用。死守一义，自易误解。“抵”字在何种场合作何种解释，小学生字典中都有。

    “一世读书抵封侯”，取自拙文开篇的一首打油诗。全诗为:“大红大紫非我有，满床满架复何求。人生百样各有得，一世读书抵封侯。”我今年八十有余，从无一官半职，连小小科员都没有做过。我从来没有做过封侯梦。我非“枕中记”人，也从不羡慕别人“大红大紫”。我见过不少“朝为骄子暮为囚”，欲以读书终老而不可得的达官贵人。读书可以带来快乐。读书之乐，不同于声色犬马冶游无度之乐。也不会小于搓麻遛狗之乐。读书的快乐，是可以提倡的，应该提倡的。

    “诗无达诂”，这点我懂。“一世读书抵封侯”是末句，通观全诗意义可明，何况诗后是文。文可释诗，诗文一体，读完全文，完全能明白“抵封侯”中“抵”字之意，也可明白“抵封侯”之意，无非极言读书之乐，可以“不逊于”封建社会能得到“侯”爵封号。诗是形象化语言，“抵封侯”只可虚读，不能坐实。它讲的是读书的最高乐趣，而非读书的追求目的。

    袁文中责问我:“讲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讲西方哲学史也要达到封侯境界吗?”我还可加无数个问题，难道学医、学数学、学物理学都要达到封侯之乐的境界吗?这是孩子式的提问，本可不答。既然袁先生一本正经提出这个问题，还得说几句。

    拙文发表于《人民日报》，是面对全社会倡导读书，树立读书风气的文章，而不是在课堂上全面阐述为什么读书的文章。场合不同、对象不同、角度不同、重点不同，写法自然不同。退一万步说，即使是向学生授课，讲讲读书之乐也不为错。读书既要苦读，又要从苦读中得到读书之乐。各个专业都是如此。数学，在非专业人看来极端枯燥无味，可在数学家看来数字如同一首交响乐。物理学家如果在实验室中有新的发现，其乐无比。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时刻，其快乐可以断定远胜于“封侯”。任何专业的人都能从自己专业中，从自己的专业书中得到读书之乐。梅花香自苦寒来。如视读书为受苦受难，毫无乐趣，不管哪个专业，我看这个书是读不好的。读书有苦有乐，光讲读书之苦，不讲读书之乐，不是科学的读书观。头悬梁，锥刺股，在当代教育思想中不足为训。读书报国是对的，如果厌读，视读书如受五刑，请袁先生告诉我，拿什么报国!

    第二问更令我摸不着头脑。拙文只不过从一个角度倡导读书，主张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全面论述读书和读书目的的文章。任何人都懂，从一篇文章没有谈到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入手，都足以兴师问罪，把该文批倒批臭。随笔之短，更是挂一漏万，万难面面俱到。这是随笔、杂文之类的文章“危险”之处。

    袁先生问我，读书不应以救亡图存为目的吗?不应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吗?不应以民族复兴为目的吗?作者以中国近百年受侵略的历史，并以抗日战争期间有人主张埋头读《昭明文选》而遭鲁迅痛批为例，说明我的文章以“一世读书抵封侯”为题，就是鼓励学生以读书封侯之乐为最高境界，是对学生的误导。先生忧国之心和对青年学子成长的关怀，可敬可佩，只是文不对题。

    关于读书的目的，可以提出无数个为什么，即使袁文也未举全。的确，我的文章中没有讲到为什么要读书的许多大道理。如果认为没有谈到，就是不主张，就是反对，世界上就没有不可批判的文章。要把为什么读书的道理讲全，即使洋洋数万言，甚至砖头厚的专著也难。要求一篇短文中要谈读书救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继承人文精神，方方面面都要讲到，这不是在写随笔，而是开关于读书问题的专题讲座。而且不止一讲，至少可以连续多次讲下去。短文都是有的放矢，有极强的针对性，否则就是短而空，应该丢入保洁桶中，而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

    袁先生志存高远，责以大义的话，也确有道理。不过我的文章并非写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之际，也不是写于“北平安不下一张书桌”的民族存亡之秋。如果彼时彼地，我鼓吹“一世读书抵封侯”置民族存亡于脑后，当然罪不可恕。可我的短文是写于现在，针对的是浮躁之气，有些人物欲横流，拜金成风，弄权成瘾，宴请拜客，整天忙得团团转。有些人年纪轻轻，也耽迷于搓麻遛狗。都不愿坐下来抽点时间读点书。此文的目的是倡导读书乐，倡导养成读书习惯，倡导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无非是针砭时弊，有感而作，应时而作。袁文从康有为、严复，扯到孙中山、李大钊;从孔孟扯到黄宗羲、王船山，说他们的读书目的是何等高尚、何等伟大，由此推论出“一世读书抵封侯”的目的是何等卑下。这是哪里和哪里，根本沾不上边。

    果真按袁先生教诲那样，从达尔文讲到西方哲学史，从孔孟讲到黄宗羲、王船山、康有为、严复，讲他们读书的目的如何高尚、如何伟大，如何讲究修齐治平，这篇短文如何写下去?这种文章谁爱看?即使文章圣手如袁先生自己，也难写，除非有纳须弥入芥子的写作功夫!我承认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是篇千多字的随笔而已!

    拙文说，“读书是一种享受，而用书是一种痛苦”。袁先生由此断定，我只有“满架满床”的书而无“大红大紫”，内心万分痛苦。此处袁文把自己对“痛苦”二字的理解，加在我头上，完全是莫须有。恕我狂言，我对用书之苦，比袁先生的境界稍高一点。

    “读书是一种享受。”一个喜读书的人，读到会心之处，往往会废寝忘食，其乐无穷，可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用书是一种痛苦。”因为用书不光要读，而重在践行。实践从书中学到的真理和美德，往往要对自己原来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来一个洗心革面，经历一翻“洗脑”，甚至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当然是一种痛苦。学止于行，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教导。读书与用书不可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统一”，最为可贵，也最为难得。所以我在文章结尾说:“看书容易，读书很难，而用书更难。能读书，能用书，方是一个读书人的最高境界。”

    在袁先生看来，我说的“用书”，就是以读书为敲门砖。他把我说的“用书”，斥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我内心中用书的“痛苦”，与范进中举之前屡考屡败时的痛苦相类。以袁先生如此高才，竟把应试性的“用”书，与我主张的以实践为目的的“用”书混为一谈，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降低到“功利主义”的水平。是为批判而树立一个对象呢，还是真不理解?

    蒙袁先生高抬，以“向哲学教授提问”为题，有名有姓，我无可逃遁。先生命题定人，学生不能不交卷。不回答，是对先生大不敬。回答这种以“抵”字的误读为立论论据，以宣传读书之乐匡正时弊为罪莫大焉东扯西拉的批评，实在是种“痛苦”。我处于答与不答的两难之中。还是交个答卷吧，读者打零分也行，否则有劳先生点名道姓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