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一个梦想”

    友人自台北归，从南港的胡适纪念馆带回该馆自印的几种小册子相赠。其中一本，书名是《胡适的一个梦想》，收录了适之先生三篇文章:《康南耳君传》、《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和《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另附演讲记要《美国大学教育的革新者吉尔曼的贡献》以及《吉尔曼传》的译文。

    这三篇文章的写作时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写《康南耳君传》的时候，武昌起义还没发生，胡适刚刚20岁，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时，胡适56岁，是北京大学校长，声望如日中天;而撰文介绍弗勒斯纳时，胡适将满68岁，已经快走到他人生的尽头。编者说，选这三篇文章，是为了“合起来托出他的一个一生的梦想——中国学术独立的梦想”。

    按钱锺书先生的睿见，“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适之先生一生之追求与事功，与他所推崇的“康南耳君”、弗勒斯纳等人一样，主要在高等教育领域。自留学时代起，他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要在中国建设国际水平的第一流大学，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国家的学术独立——这里的学术独立，不是学术相对于政治或者其他力量的独立，而是中国作为一个自主的民族国家，要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教育体系，要恢复自己的文化自信心，要自立于世界上，而不依附于外国。这个梦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忘怀。

    略感遗憾的是，这本小册子里没有收录胡适的《非留学篇》。这篇文章比《康南耳君传》的发表晚了三年，大概是胡适最早一篇直接论述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论文。两篇文章都发表在留美学生的刊物上，当时国内没有什么人读到，此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人提及。但我们要理解后来胡适对于中国大学的种种规划与努力，以及理解那个时代有远见者的教育思想，这两篇都是关键的文献。

    在这篇长文中，作为留学生的胡适提出:“吾国诚以造新文明为目的，则不可不兴大学，徒恃留学无益也。”他认为，中国当时倚赖留学的办法来培养人才，而不重视建设本国高等教育，危害很大。他提出了增设大学的计划，其中尤其强调要集中国力建设“国家大学”，使之成为“世界有名大学”:

    国家大学。直接隶属中央教育部，择最大都会建设之。如今之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皆是。此等大学，宜设法为之推广学科(今此三大学之学科不完极矣!几不能名为大学)，增置校舍及实验室，增设学额，分摊各省，省得送学生若干人。

    此等国家大学，代表全国最高教育，为一国之观瞻所在，故学科不可不完也，实验场不可不备也，校中教师宜罗致海内名宿充之，所编各学讲义宜供全省大学之教本。大学之数，不必多也，而必完备精全。今不妨以全力经营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然后以余力增设大学于汉口、广州诸地。日本以数十年之力经营东京、西京两帝国大学，今皆有声世界矣。此其明证，未尝不可取法也。

    胡适对“大学”的经验，主要来自当时的美国。他认为，大学与专科学校不同，应“合诸部而成大全”，比如“康南耳大学，乃合九专校而成”，如果没有完备的学科体系，不能称大学。对于日本举全国之力建设两所帝国大学的经验，他是高度认同的。

    《非留学篇》还强调，“凡国立、省立各大学中，凡不能用国文教授者不得为教师。”胡适承认，“吾亦知其难”，但是，“若大学既兴，而尤不能用国文教授讲演，则永无以本国文字求高等学之望矣!”

    胡适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与他的大学建设计划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兴办国立大学，是为中国“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是要使“吾堂堂之大国”不致“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如果国立大学不能用本国语文传授学问，那么这学问于中国又有何用?

    在胡适看来，办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乃是为了国家的复兴。在1915年2月20日这天，胡适在日记中表示:

    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这个形成于留学时代的梦想，到抗战胜利之后，似乎终于有了机会来予以实现。1946年9月，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后两年多时间一直兼任校长秘书的邓广铭先生说:“身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先生，他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的。”

    此时的胡适，乃是全国知识界的领袖。而此时的中国，刚刚取得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许多人相信，这是中华民族“贞下起元”的历史机遇。于是，“复兴北大”乃至规划发展全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就成为北大校长胡适的重要使命。1946年11月，他参加所谓“制宪国大”，即与朱经农等二百多人联名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案，后又与教育界代表联名，向“国民大会”提出建议书，要求政府注意教育问题，其中特别提出，“政府对于教育应拨巨款积极办理”。1947年8月，他在出席中研院院士选举筹委会时，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提出了一个“十年教育计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他仍以三十多年前《非留学篇》中提到的日本经营东京、京都两大学的成功经验为例，说明“与其每年花费大宗外汇，送学生出国，不如把这些钱来发展国内的大学”。9月19日，他将建议正式写成文稿，以《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为题，发表在9月28日的《中央日报》上。

    胡适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什么是学术独立?胡适列出了四个条件:

    (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进一步提出，学术独立的基础是办好大学，因此在十年之内，应集中国家最大的力量，培植五到十所大学，使之成为国际一流的学术中心。他的具体建议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政府要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持。胡适要求，政府应该严格实行“宪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教育文化科学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胡适清楚，没有钱是办不起好大学的，而以中国之国情，办大学的钱只能靠国家想办法。

    (二)由于国家的人才有限、财力有限，所以建设一流大学的计划只能分阶段实施。第一个五年，先选五所基础最好的大学，政府给予重点扶持，五年之后，再多选五个大学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胡适最看重的是国立大学，但他也表示，私立的学校如果符合标准，也可以有同样的被挑选的机会。同时，对于不能进入计划的其余的四十多所国立大学和国立学院，政府也应充分增加经费，使之成为各地最好的大学，对优秀的私立大学，政府应给予适当的补助。

    (三)整个大学制度要进行革新。胡适特别强调，“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对于进入了重点扶持计划的大学，“特别发展他们的研究所”，那些只能完成本科教育的大学，将来不能算最高学府。这一套，也即今日我们所谓的建设“研究型大学”。此外，还必须增加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减少行政干预，比如尽快修正学位授予法，让中国的优秀大学能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胡适自信，他的分阶段扶持几所重点大学的计划，“最要又最简单易行而收效最大最速”。他并举出美国芝加哥大学、霍铿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例子，来证明只要有足够的钱(待遇好了则人才易得、硬件无忧)，有正确的方向(比如明确“大学是研究院”，走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这也是胡适所认可的那几位美国教育改革家的思路，是美国大学能够后来居上超过欧洲的秘密所在)，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世界第一流大学。胡适反复强调，这些事情，私人基金会都能做到，“一个堂堂的国家当然更容易做得到”。

    可惜的是，计划提出之日，中国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剧变。内战旋踵而至，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政府财政本身就破产了，北大等校的生存已经受到威胁，遑论发展。“东风不与周郎便”，胡适的苦心经营最终成了无米之炊，他的“十年计划”化为泡影。1947年9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郁闷地写道:

    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二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当然，胡适始终不是一个悲观的人，他决不放弃梦想。他说过，“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尽管形格势禁，但终胡适一生，“十年计划”始终在其心中无法忘怀。翻检先生晚年的日记，会发现他多次提到该计划，并还一直在积极设法重启。1962年，胡适临终前出席“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他对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等人说:“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台湾“胡适纪念馆”的网页上有这么一段话:

    胡适旅居美国，却不时回台北演讲。其讲题诸如:《美国大学教育的革新者吉尔曼的贡献》(1954年3月)、《记美国医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改造者佛勒斯纳先生》(1959年11月)等，在在显示他的建设第一流大学的计划不变，学术独立的梦想不灭。……1958年，他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携回一个探路的地图《“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在他的努力下，“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长科会”)在1959年2月成立，奠定“国家”发展科学的基石，此即今天“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国科会”)的前身。……目前台湾学术发展的基础，都应归功于胡适当年的这些卓见与努力。

    同样的，最近15年来，对国家实施的“985工程”，以及大陆各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不懈努力，我们也不妨看成是对胡适梦想的历史回应。“路虽成梦，梦亦是路”，胡适的梦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争取独立、自强奋斗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伟大“中国梦”的一个部分。这个梦想终将在今人手中实现，中国的大学必将比肩“美之哈佛，英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而自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