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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971年
较之以前两年的牢狱生活，这次的终身监禁才是对曼德拉耐力的严峻考验。他在46岁的盛年时期被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而且看不到出头之日，眼前只有狱中的阶梯和院子，空空荡荡。
让曼德拉感到安慰的是，他并非独自一人，与他一同入狱的还有许多亲密的伙伴，他们相互鼓励，坚定彼此的信念，思想深度和自我意识都上了一个台阶。到了这个年纪，多数政治家都忙着追名逐利，早就忘记了早年的理想，而曼德拉却开始深入思索自己的原则和理想。狭小的监狱里没有政治，讲坛、扩音器、报纸、人群——这些统统没有，每天与曼德拉共处的只有同事，所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可以后退一步，从别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和强烈愿望，学会了意会和劝解，也学会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威，其范围不仅覆盖囚犯，也覆盖了监狱看守。
在那个封闭的世界里，黑人囚犯和白人看守之间的势力一直保持着均衡。但是，囚犯的积极性和凝聚力逐渐超越了看守，以曼德拉为领袖的囚犯势力团体已经形成。20世纪同类型的政治犯势力还有很多，比如印度的甘地或者北爱尔兰高度管制区的爱尔兰共和军，但是根据那20年间的信函、监狱的记录以及囚犯的回忆，后人不难看出罗本岛的特殊性，因为那里的囚犯彻底控制了监狱看守。
早在曼德拉被关押的前两年，罗本岛就已经成了一个灭绝人性的地方。越来越多被判长期监禁的犯人会被关押在此，岛上还遵循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监狱看守是清一色的白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想体现出自己的种族优越性。看守会攻击囚犯，并将这种暴力行为称作“调剂”。他们最近一次殴打犯人，造成非国大激进成员安德鲁·马桑多重伤。
在监狱老楼里关了几天之后，这7个人于6月25日搬离，那天正是非国大传统抗议日的前一天。他们被迫迁入一幢刚刚造好的新楼，曼德拉的牢房面积是56平方英尺，透过墙上铁窗可以看到院子，牢房里有一张草席和三张破烂的毯子。这里将成为他未来18年的容身之处。
囚犯的日常生活十分艰苦，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他们每天清晨5:30起床打扫监狱，洗漱用的都是冷水。早餐吃的是玉米粥，用一个鼓盛着，放在院子里，曼德拉觉得那粥简直不是人吃的。监狱专门派了一个看守监视他们，囚犯们见了这个看守还要脱帽行礼。隆冬时节，他们要在冰冷的院子里列队而坐，在看守的监视下将石头敲碎，一直干到中午。纳威尔·亚历山大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惩罚足以将最淡定的人逼疯……连续几个月忍受太阳炙烤，不能挪窝也不能和旁边的人说话，活脱脱一个人间地狱。”
1965年1月，艰苦卓绝的开矿工作开始了，而这个工作成了接下来几年曼德拉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他们每天要清除掉外层的岩石，露出里面的石灰层，再用锄头和铲子挖掘。这是一个惨无人道的劳动场所，冬无御寒之处，夏无避暑之所。“我很庆幸自己不用进洞，那是个真正的熔炉，”监狱看守詹姆斯·格里戈雷说，“夏天海上吹来的凉风受高墙阻隔。不仅阳光灼热，矿内白色石头反射的阳光也会刺痛他们的眼睛。”整整三年，他们没有太阳镜戴，许多人的视力受损。曼德拉的眼睛一直都没有恢复，即使动了手术，他阅读还是有障碍。
罗本岛是人道主义试点。瑞弗尼亚案罪犯来到岛上一年之后，他们的伙食突然改善了，不久之后，红十字会到访。曼德拉与他们的区域代表汉斯·森见了面。汉斯·森能成为区域代表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他是瑞士天主教徒，后移居罗德西亚，目前对自己的工作不抱任何幻想。他告诉他的作家朋友多莉丝·莱辛:“若是知道了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任何人都会变得憎恨人类。”曼德拉给了森一份囚犯们的要求清单——包括改善伙食和衣着。森说面包对黑人的牙齿不好，曼德拉开始怀疑他这是种族歧视。他们的服装是有了一些改进，但饮食又渐渐退回了原来的水平。后来红十字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对罗本岛的情况大加赞扬，于是比勒陀利亚将这份报告提交给了联合国。瑞士人经过了几年的时间才意识到监狱条件的艰苦以及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最有效率的来访者来自南非国内。海伦·苏斯曼，国会里唯一的自由进步党成员在听到了监狱里艰苦的条件后坚持要去拜访。囚犯们对她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她被领到曼德拉的牢房，曼德拉告诉她，囚犯们的伙食和衣物质量很差，一个名叫范·伦斯伯格的残暴看守身上还有邪恶的纳粹纹身;监狱管理机构成员都在一旁听着。苏斯曼记得，“曼德拉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毫无疑问，他的气场远远胜过监狱看守。”曼德拉确信苏斯曼基本上是站在囚犯一边的。
后来，苏斯曼对罗本岛监狱的恶劣条件进行了报道。“那时监狱的情况很糟，”她回忆道，“他们认为监狱的条件必须尽可能艰苦，这也是对囚犯的一种惩罚。有些看守实在和纳粹没什么区别。不久以后伦斯伯格被调走了，条件开始得到改善。囚犯们认为，苏斯曼的造访是一个转折点。内维尔·亚历山大写道:“假如没有她的到来，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事”。
1970年，新任指挥官皮特·巴登霍斯特上校上任。巴登霍斯特以残酷无情著称，与他一同来到罗本岛的还有几个品行不端的新狱警。曼德拉认为巴登霍斯特是所有指挥官中最残忍的，他仿佛在用军事法律管理罗本岛。有人告诉曼德拉政治犯是由监狱当局和安全部门联合管理的，自1969年秘密服务机构BOSS成立以来，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他们推行恐怖统治，”卡特拉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报仇和惩罚。”狱警经常找借口折磨囚犯，不给他们吃饭，不让他们读任何书——包括莎士比亚。巴登霍斯特不让他们学习，并声称这是他们自己的懒惰造成的。与他的前任不同，巴登霍斯特拒绝与曼德拉谈话。在采石场看到曼德拉时，巴登霍斯特还会用南非荷兰语朝他大喊大叫:“曼德拉，快把你的手从你那饭桶里拿出来!”
1971年5月底，恐怖统治登峰造极。曼德拉的克制力经受着极大的考验。在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夜，狱警传播谣言说，有些囚犯将获得减刑以示庆祝。但自从一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囚犯到来后，隔离区的气氛变得紧张。在托伊沃·扎托伊沃的领导下，他们开始了绝食罢工，其他囚犯也加入了。5月28日，一群喝醉的狱警闯进牢房，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虐待狂监狱长卡斯顿，人称“魔鬼”。他叫每个人脱光衣服，高举着手在室外寒风中站了半小时，而看守们则挨个搜查每个牢房。戈文·姆贝基倒下了，被送到开普敦医院。菲科勒·巴姆流下了愤怒的眼泪。他们能听到看守牢房里殴打囚犯。托伊沃试图反抗，却被按倒在地，事后还被迫打扫鲜血四溅的牢房。
“这是我记忆中最可怕的一天，”卡特拉达回忆道，“我绝不会忘记。”“我感到愤怒和痛苦，”西苏鲁说，“这是对我隐私的最可怕的侵犯。”囚犯永远都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那天发生的一切，他们怀疑监狱方是被一些政治新闻激怒了。“监狱方的暴行总是和外面的事件有联系，”马哈拉吉说，“无论是游击队还是边境问题——任何能够影响狱警对国家看法的事情都可能导致他们施暴。”曼德拉决心站起来面对巴登霍斯特的暴政，并把消息传给外面的一个朋友，托他去各方游说，为自己获释作准备。不久他领着一批囚犯代表去见巴登霍斯特，并威胁说如果他们的条件得不到改善，他们就要罢工。一个月以后，三个法官和一个监狱专员来到了岛上。他们要求单独会见曼德拉，而曼德拉则大胆要求巴登霍斯特到场，然后向访客描述了监狱方最近殴打囚犯的情况。巴登霍斯特吼道:“别扯那些你没看到的事，否则你会有麻烦的!”曼德拉镇静地告诉法官:“假如他能在这儿当着你们的面威胁我，那么你们一定能想象你们不在时他会做什么。”听了曼德拉的描述，法官迈克尔·科比特强烈抗议巴登霍斯特的所作所为。30年后，迈克尔·科比特当上了首席法官，已是总统的曼德拉回忆起当年他的态度时说:“这种勇气和独立精神是罕见的。”法官们到访3个月后，巴登霍斯特和那帮狱警被调离罗本岛。临行前，巴登霍斯特对曼德拉说:“我只想祝你们好运。”曼德拉一惊，但很快回答说也祝他好运。如此一来，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再邪恶的人都能被改变。
很多人认为，监狱看守也是受体制奴役的人。“这些人只会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内维尔·亚历山大说。在谈到那些看守时，曼德拉心中更多的是怜悯而不是仇恨，他们最不堪的行径都得到了曼德拉的宽恕，这种宽容态度连卡特拉达都不怎么赞同。曼德拉透过监狱看守的禽兽行为看到了他们心中的不安和扭曲;他已经把监狱看成是将来南非的一个缩影，若要生存下去，必须开创南非的和谐局面。
在罗本岛，囚犯们最珍惜的是学习的机会。曼德拉早就力劝监狱长官“让大学的气氛流行开来”，到60年代末这种气氛出现了:采石场开始有了校园的气氛，并为他们称为“罗本岛大学”。任何有学位或有能力的人都可以教授学科，每天早晨他们会在采石场里规划他们的课程。
曼德拉教的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研究的是社会发展，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他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最先进的阶段。比起教学，他更喜欢辩论，所以他鼓励学生提问，这可以促使他深入思考自己的观点。博茨瓦纳的自由战士迈克尔·丁加克在岛上拿了两个学位。据他回忆，曼德拉参与讨论的时候是最不知疲倦的，他辩论毫不留情，经常冒犯对手。“纳尔逊采用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方式并稍加改进，与人辩论时可谓锋芒毕露。很少有人喜欢被反复盘问，这样容易暴露他们茫然与无知的一面。有好几次我在辩论中被麦迪巴驳得体无完肤，丢脸至极。但时间一长，我就发现这段经历对我是有好处的。它教会了我看问题要看两面，这样才能得出客观诚实的结论。”
有些囚犯初到岛上时几乎是文盲。所以刚开始的教育内容大多是非正式的、口头的:“我们仅仅是互相谈谈，分享我们所知道的政治、历史和语言知识。”亚历山大回忆说。但不久之后，多数人就对读书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从最基本的知识教起，因为很多人没受过教育，必须从头开始。”戈文·姆贝基说。离开罗本岛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能够给家里写信了……“泛非洲人大会激进分子迪克甘·莫桑内克，1963年刚到岛上时还是个孩子(他后来成为南非电信公司的董事长)，他承认他被关押的那个区，所有人在几年之后都学会了读书写字。很多人通过函授学校进行更正式的学习，在监狱之外他们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一些年轻狱警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了。
与世隔绝的环境反倒成为了囚犯们学习的有利条件，他们可以不受城市生活中的广告、杂志和噪音等干扰，柯勒律治称这些元素为“记忆的毁灭者”。由于缺少书面材料，囚犯们不得不依靠记忆力，而许多囚犯发现自己居然回忆起了早就遗忘的诗歌。连内维尔·亚历山大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发现自己来到罗本岛之后记忆力有所提高，因为他不能把所有东西都用笔记下来。同时，由于经常参加辩论，他的思维也更加敏捷:“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思维变得缜密而系统，那么和纳尔逊这样的人辩论会有所帮助。”
岛上严明的风纪给了罗本岛毕业生们一种伴随他们终生的自信。用历史学家汤姆·卡利斯和盖尔·格哈特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它包含了同志情谊、合作、学习、激烈的辩论，并伴随着政治宽容。正是这种以曼德拉为典范的共同文化在20年后的权力和平转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摘自《曼德拉传》(精装)，〔美]安东尼·桑普森/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定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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