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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声誉鹊起的普洱茶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段殖民者出于功利而蓄意扭曲的植物研究史。它得以正本清源，跟我国一位植物学家张宏达所做工作是分不开的。
事情的原委，得从200多年前说起。
1753年，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在他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植物志》中，将茶叶定名为THEASINENSTSTHEA，即“中国茶”。70年过后，1823年，入侵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布鲁斯的军人，在印度与中国交界的阿萨姆，发现了类似野生的大茶树。随后它被瓦利奇定名并记载在他的印度植物名录里。
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着全球茶叶贸易原料，主要采购的是印度茶叶。他们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率先提出茶树的原产地在印度，由此引发了一些专家对中国到底是不是茶树原产地的争议。20年后，英国学者马斯特斯干脆就把在阿萨姆栽培型茶树上采来的标本命名为阿萨姆茶，也叫印度阿萨姆。后来，又有一位日本学者把阿萨姆茶当作茶的变种并重新命名。从此以后，世界植物学家的茶种学说就把茶分成了两种:一是中国茶，另一种为阿萨姆茶。
可中国植物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张宏达并不这么看，特别是对植物学界部分人士提出茶树原产印度的说法不以为然。他通过大量的标本、文献研究和长时间的野外考察工作，最终以大量证据证明阿萨姆茶为源自云南西南部的中国原生茶种，并将其中文名改为普洱茶。他还进一步指出，此茶为独立种，与中国茶完全没有从属关系。普洱茶作为世界茶树原种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这是茶学研究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出生于1914年的张宏达是一位蜚声国际的植物学家。在植物分类学上，他先后发现过7个新属，近400个新种。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了“华夏植物区系学说”，80年代又提出“种子植物系统分类提纲”，90年代提出“全球植物区系分区”。他在这30年的大跨度上成就了他的三大科研成果，对中国乃至世界植物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95岁那年，他因参与编研《中国植物志》而被授予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作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的《此生情怀寄树草:张宏达传》，详实记录了张宏达成长、探索的历程，展现了他在学科发展上的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如将大分子引入植物分类学研究，提出多系的种子植物分类系统，都体现了这一点。书中有一个实例——
1947年，张宏达曾冒着极大的危险远赴西沙群岛进行植物考察。1974年“西沙之战”打响后，他又将当年西沙考察的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写成《西沙群岛的植被》一文。他分析西沙群岛植被的形成原因，认为“岛上的植物都是附近大陆及海岛的成分，主要是通过渔民的活动、海鸟的传播、海流及风力的流动带进来的。其中以人类的活动特别是渔民的活动传播进来的最多，占现有植物区系成分的60%B70%，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尤其是海南岛及广东沿海渔民2000多年来在这些海岛上从事渔业生产的同时引种进来的。”这样的论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证实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这本传记所记述的张宏达的成长历程也在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植物学科成长的历程。对他的学术成长资料进行采集和研究，无疑能为科学史、教育史研究保存珍贵的史料;它所勾勒出的近现代中国植物学发展的历程，亦可为植物学科进一步发展提供资料和启示。更重要的是，通过揭示在张宏达学术成长历程中体现出来的科学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还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可贵的借鉴。
书中结语“从种子到参天大树”，结合张宏达的“案例”，提出了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收获科研硕果的重要原因，为什么同样在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很多正当盛年的科学工作者，反而不能像张宏达那样作出杰出的成绩?本书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这得益于老科学家严谨务实的治学作风、刻苦勤勉的治学态度。但依笔者之见，答案显然又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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