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原朱子《尚书》学的面貌

    朱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对12到19世纪的中国影响至巨。而朱子思想得以产生的根源就是儒家的“五经”或“六经”。朱子的这句话为人们所习知：“《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这句话明确告诉我们：撇开术的层面不谈，仅仅从学的层面而言，朱子治学，是以《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为最终依归的。朱子与吕祖谦编《近思录》，朱子推重《四书》，其目的都是为了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五经。

    朱子于治《五经》，撰成专书的有《周易本义》和《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不是完书，而《尚书》和《春秋》则留下了空白。虽然朱子的文集、语录中存有他关于《尚书》的诸多零散言论体现了他的《尚书》学思想，蔡沈《书集传》与朱子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朱子《尚书》学的研究一直乏人问津，朱子在《尚书》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也就无法准确地认定。陈良中先生的大著《朱子〈尚书〉学研究》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子《尚书》学的专著，其中真知灼见甚多。著名《尚书》学专家钱宗武先生在本书序言中称本书“在《尚书》学史和和学术史研究领域有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启山林之功”，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并无溢美。

    朱子并未留下《尚书》学专著，但是在其文集、语录中，有大量谈论《尚书》相关问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尚书》文本的研究，二是《尚书》学史的研究。陈良中先生从朱子的相关著述中，勾稽爬梳出其论及《尚书》的所有资料，细致分析，谨严立论，从而出色地完成了相关研究，也正式构建了“朱子《尚书》学”这样一个学术命题。

    朱子对于《尚书》文本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训诂，也就是对《尚书》中字词章句的训解和义理的推阐；一是辨伪，即对《尚书》文本真伪的考辨。这两方面是保证《尚书》解释的有效性、可靠性和权威性的必要条件；而保证经典解释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又是朱子力辟佛老而重建儒学的前提条件。如此来看，对于《尚书》文本的研究，其实也是朱子最终形成一个集大成的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陈良中先生的大著中，专辟一节，考察朱子论《书》引书情况，并作了细致统计：其中，引《尚书》古注共36次，引宋代诸家《书》说近百次，引其他文献约50次。涉及48种文献，其中《尚书》学文献31部，宋人著作35部。这就充分体现出，朱子遍采群言以融进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学术特征。

    今古文问题是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争议不断。汉代学者一般各持立场，而在朱子之前的宋儒，大多亦怀偏见。朱子对于今古文《尚书》的辨伪，则能坚持从文献学角度出发，超越了门派纷争。《书》经秦火后，汉人的传本已然不是“曾经圣贤手”而体现孔子本人思想的传本；而宋人所见的《尚书》刻本，中间经过辗转传抄，又不能与汉儒的《尚书》传本同。朱子以其扎实的文献基础和超强的思辨能力，对层累地积压在《尚书》上的问题作出了深邃而严谨的考辨，正如朱师杰人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尤其在辨伪的问题上，他（朱子）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时代意义。”陈良中先生在这部大著中，对朱子的辨伪作出了细致而深刻的分析，揭示出了朱子在《尚书》辨伪学上的相关观点和取得的成就，从而也就揭示出了朱子在《尚书》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关于朱子在《尚书》学史方面的研究，则体现在朱子对历代《尚书》学著作（包括尚书古注与宋儒新注）和《尚书》学者得失的评价上。前儒得失，是朱子选择是否采择其说的关键因素，也可以为后世撰写《尚书》学史提供重要参考。但是，朱子对自己的一些言论并未加以论证，也就容易被学界忽视。陈良中先生在大著中，对这一问题有着细致的考察和认真的分析。特别是对于朱子所谓的“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陈良中先生站在朱子立场，代朱子论证，揭示了朱子发此论的原因所在和精妙之处，颇能会朱子之意。

    除此之外，蔡沈采师说而著成《书集传》，这个称名，很明显就是借鉴朱子《诗集传》而来的，其解经也必然有许多采用师说之处。如此而言，朱子与蔡沈师弟之间的传承也是考察朱子《尚书》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陈良中先生在大著中，专门设一章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从家族渊源到学理渊源，再论及师弟之间说法的异同之处。尤其是蔡沈与朱子说不同之处，陈良中先生作了深刻细致的揭示。

    该书第一章，首先分析宋代学风与宋代《尚书》学。微观研究必须要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在宏观的视野下探讨微观，才能更好、更准确地把握微观。宋代《尚书》学要在宋代学风这个宏观背景下来把握，而朱子《尚书》学则要在宋代《尚书》学，甚至整个宋代学风的宏观背景下来把握。我们知道，朱子治经，是训诂与义理并重的。朱子之重义理，批评汉学，是沿袭宋人一贯的学风；而他之重训诂，则是对宋代一些儒生经师过分追求义理，忽视训诂，以致游谈无根的学风的纠正。陈良中先生明确指出：“对古义的注重无疑是对当时学者空谈性理的警醒与反动。”这句话一语中的，将朱子的《尚书》学与其他重视义理而忽视训诂的儒生的《尚书》学区分开来。蔡方鹿先生认为朱子属于训诂与义理兼重的宋学家，而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朱子诗经学考论》中，则认为宋学当由朱子开创，此前的宋儒只能属于宋学形成的积淀阶段，并不能算作宋学。

    该书第二、三、五、六章以及余论，是从不同角度对朱子《尚书》学展开的专题研究。第二章考察的是朱子与学侣、弟子们讨论《尚书》及历代《尚书》学著作，既涉及《尚书》文本，又涉及《尚书》学史。第三章对朱子治《书》的相关成果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其成就。第五章考察的是朱子与蔡沈《书集传》的关系。余论则对朱子何以未竟《书经集传》的原因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推测。这些专题研究，都是置于宋代《尚书》学史，甚至是宋代学术史角度下的考察。而第六章，则更将视野拓宽到宋以后的《尚书》学上，探讨了朱子《尚书》学对后世《尚书》学产生的重要影响。该书第四章，探讨的则是朱子的解经方法和价值取向，这是由《尚书》学这个“点”延伸到五经这个“面”上的研究。

    笔者以为，治朱子学之难，首先就在于应该将朱子所撰著的书与朱子所读过的书通读一遍。而这也正是研究朱子学的基本前提。陈良中先生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尚书》学研究，在历代《尚书》学著作要籍的整理和研读上下了很大功夫，同时又认真阅读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子全书》，而且，还对整个宋代学术风貌的演进情况有着深入的研究。这就充分保证了“朱子《尚书》学研究”这个课题所需要的知识面。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大著较作者七年前的同名博士学位论文改动处颇多，这是陈良中先生识见益深、学问益精的见证。

    当然，本书也略有些微疵，如吴棫所著之《书稗传》，书中稗字误植作裨、禆等。朱子采择诸家训释，是否每一条都无可商之处，这也值得考虑。朱子所自立的新训，可纠旧注之偏颇，这亦是朱子《尚书》学成就之一，也宜适当检出，作出说明。不过，这些都是细事，无伤大雅，并不至于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