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言论》是“最后一本灰皮书”吗?

    今年11月1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41期)上有篇文章，题为《中国最后一本灰皮书往事:部级以上才能购买》。文章开头一句是:“1980年初，最后一本灰皮书《托洛茨基言论》问世。”

    《托洛茨基言论》是“最后一本灰皮书”吗?根据该书版权页记载，它是三联书店1979年7月出版的，而同样也属“灰皮书”之列，亦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其版权页上的记载是1980年7月出版——前者的出版时间比后者早了整整一年。

    所谓“灰皮书”，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由中央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有关部门指定国内若干出版社组织翻译并出版的一批外国政治、哲学、历史图书;这批图书在当时被认为属于“反面材料”，因此通常都采用简单的灰颜色来做封面——“灰皮书”说法由此而来。根据曾经负责过人民出版社“灰皮书”出版工作的张惠卿先生介绍，当年的“灰皮书”主要是由人民出版社(通常以其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1961年到1980年，总共大约出版了二百多种。(张惠卿:《“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相关问题，笔者从书柜中找出自己所藏的“灰皮书”，进行了一番检索和比较——由于专业和兴趣的原因，我所藏的“灰皮书”大多是那些被称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有四十来种，这当然有限，但对于判断《托洛茨基言论》是否是“最后一本灰皮书”倒也够用了。在确认了《托洛茨基言论》并不是“最后一本灰皮书”的同时，我的关注点停留在了当年这类“灰皮书”的封面上。我发现，虽然1979年7月出版的《托洛茨基言论》和1980年7月出版的《在祖国的一年》都是“灰皮书”，但两书的封面设计却有着明显区别:前者的封面上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及“供内部参考”的字样，而后者封面上则没有——为了叙述简便，在本文中，我姑且把这些字样称作“灰皮书”封面上的“附加文字”。比较和研究一下不同时期“灰皮书”封面上这些附加文字的变化还是颇有意思的。

    需要说明的是，“灰皮书”并不都是所谓“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但编“灰皮书”是因“反修斗争”而起。我在检索中进一步发现，虽然“反修斗争”早于“文革”发生，不过在“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中，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比如伯恩施坦的《什么是社会主义》(1963年5月出版)、《工人阶级国际与欧洲战争》(1966年3月出版)，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63年4月出版)，托洛茨基的《苏联的发展问题》(1965年11月出版)等等，其封面上并无“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笔者注:“选编”通常是多种著作的合集，或是从某些著作中节选的文字的汇编，而“资料”通常则是某一著作的单行本)这些附加文字;这些附加文字，是到“文革”后期才出现的。“灰皮书”的出版，正是服务于“反修斗争”的，因此，出版这些“反面材料”是中央布置给有关部门包括出版单位的任务，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文革”开始后，出版“灰皮书”却成了“走资派”的罪状，这实在是不合逻辑的。

    这种不合逻辑的现象当然不能持续太久。1971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了，后来虽然“文革”还在进行，但有关方面已不再把“灰皮书”的出版等同于“大放毒草了”。在“文革”后期，“灰皮书”又得以继续出版，而且上列著作中的绝大多数都重印了，重印时封面上便有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这样的附加文字;新出版的一些同类“灰皮书”自然也是如此。

    “文革”发生前的“灰皮书”封面上，虽然没有这样的附加文字，但在书名下通常印有“供内部参考”的字样。但看起来多少有点令人奇怪的是，就在“文革”即将结束以及“文革”已经结束的一段时间里，过去一直使用的“供内部参考”几个字却被“供批判用”代替了，就是这样——本来，所谓“批判”，无非就是“分析”和“评判”等诸如此类的意思，但按照汉语习惯，这样的用词又毕竟不同于客客气气的“供内部参考”——这一变化乍看确实有点奇怪，但仔细分析起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现在看来，“文革”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人们的思想矛盾和思想斗争恐怕是最为激烈和复杂的，而理论界、出版界尤其如此——“供批判用”四字，起着一定的保护作用。

    根据笔者的检索和比较，“灰皮书”封面上附加文字更大的、也是更有意义的变化，正好先后出现在《托洛茨基言论》和《在祖国的一年》两书上。前者的封面上，虽然还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的字样，但书名的下方已不再是“供批判用”四字，而是恢复为“供内部参考”了，而后者，则是除过书名和著者名外，再无任何附加文字了。这种变化，在当时的意义应该说是不可小视的，它说明随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比较大的解放，已经在逐渐抛弃以往理论研究中那种贴标签的方式了。

    当然，《在祖国的一年》也还没有因为封面上那些附加文字的不再出现就摘掉了其头上“灰皮书”的帽子。事实上，它的封面仍然是灰色的，版权页和封底上照样注明是“内部发行”，更主要的是，其《出版说明》的最后一段话是这么写的:“这本文集，只是作为历史文献，提供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普列汉诺夫的一本反面参考材料。”

    现在，研究社会主义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大概已很少使用“反面材料”这样的术语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何谓“反面材料”、何谓“正面材料”是需要历史地、具体地考察和分析的。事实上，正如张惠卿先生所说，“‘灰皮书’固然是为了配合‘反修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无意中冲破了我国长期以来文化禁锢政策的桎梏，为我国的广大学者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使他们可以作出比较研究，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因而受到了学术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和欢迎。对于推动理论研究、促进学术文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大家始料不及的。”(张惠卿:《“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

    《在祖国的一年》出版后，还有没有别的“灰皮书”继续出版，笔者一时无法判断。就在普列汉诺夫这本书还在印刷厂排印的1980年4月，由当时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倡议，在国家出版局、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支持下，一套名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丛书在悄悄地酝酿着。后来出版的这套丛书中的一些，大概当时的不少读者现在仍然还会有深刻印象，比如苏联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波兰沙夫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捷克奥塔·希克的《第三条道路》等等——这些图书的书名和作者，自然会使读者联想到“灰皮书”——不错，上引张惠卿先生的文章中就说过，它们“实际上和‘灰皮书’没有多大差别”，“可说是‘灰皮书’的延伸和发展”——当然也正因为这一层关系，这套丛书的每一本书的扉页背面，还都印有一个总的说明:“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的一种。”根据张惠卿先生在其它文章中的回忆，这套丛书到1984年底，共出版了约一百种，是很受相关读者欢迎的，后来之所以不再出版，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有些出版社无计划地出版且不讲究翻译质量。

    事实是，从2007年起，当年一些曾经被当作“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不少著作又列入“人民文库”重新出版了，而原来书名中诸如“言论”甚至“谬论”之类的用词，也都统统改为“文选”;甚至，有的出版社出版的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的著述干脆称之为“读本”，还纳入到了“人文悦读”系列之中——虽然笔者理解不了如此严肃的著作，读者该如何去“悦读”，但却不能不承认，这种变化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