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抑中或心?

    古代文学中的“跨界研究”（交叉研究）是一个老话题。早在20世纪初，闻一多先生就依靠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相邻学科来阐释《诗经》和《离骚》，只是这一研究路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主流。20世纪末以前的古代文学研究还是聚焦在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研究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文学本体研究的中心阵地。可是，当这块高地上挤满了众多辛勤的征服者之后，文学本体研究就逐渐走入了狭窄的“胡同”。于是，学者们开始另辟蹊径，沿着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路径，把古代文学研究引向了“跨界研究”的广阔天地。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的问世，更是引领了唐代文学“跨界研究“的风潮。发展到今天，曾经处于中心地带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研究已经成了唐代文学研究的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跨界研究”反而成了唐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与此相呼应，蓬勃发展的宋代文学研究也随之涌现了诸如宋代科举、家族、政权、民族、地域等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五朵金花”争奇斗妍的态势。
    可见，唐宋文学研究的中心阵地已经由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等的本体研究，偏移到文学与政权、地域、科举、文化等其他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原来的“中心“被赶到一隅，而原来的“边界”则成了“中心”。胡传志《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一书（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就是在“跨界研究”这一大潮流下问世的一部著作，其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显然受到“跨界研究”的启发和影响，但又明显不同于当前盛行的 “跨界研究”。关键就在于该书在“跨界”的时候，很好地处理了“边界”与“中心”的关系。
    首先，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很多跨界研究，其实是为了逃离文学本体研究的困境而采取的一种尝试。为了寻求突破和创新，这些研究往往剑走偏锋，游走在文学的边缘，有时还会偏离文学本体。有些实现了有意义的突破，而有些则停留具有自嘲意味的“学术避难所”之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就取决于其“跨界”的对象是否合适、立场是否正确、方法是否得当。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汉文化背景下的一枝独秀，而是始终伴随着多民族融合的深化而演进，无论哪个时期，文学的发展都没有离开民族文化融合。10-13世纪的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活跃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和演进，离不开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一书即是以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态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宋辽金元多个政权交替、对立造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学生态。而学界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习惯从某一王朝出发，侧重研究某一王朝的文学，如辽代文学、宋代文学、金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独立分离的状态。如果我们超越王朝政权的界限，将宋辽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会有助于正确认识当时文学的全局。“那么，如何对宋辽金时期复杂的文学生态进行一种整体观照呢？最好的研究途径就是立足于宋辽金元的大背景下，沿着不同民族的融合和南北文化的交流这一方向，探讨宋金文学的对立、交融及其演进的具体情形。该书在宏观层面上，就很好地实现了“在民族交融的大背景下，在南北地域不同文风的观照下，考察宋金文学的对立、差异和交融及其于双方文学发展的意义。“
    所以，“跨界“恰恰是研究《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之必要途径，而非为了逃离文学本体研究的困境。该书在宋辽金元的大背景下，不仅很好地揭示了宋金文学的对立、交融及其演进的具体情形，而且进一步揭示民族融合、南北文化融合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可见，这种跨界研究能够深入探讨民族大融合等外因如何影响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演进，从而更好地深化文学本体研究。
    其次，当前流行的跨界研究，往往模式比较单一，有些研究局限于揭示文学与某一个相关领域的关系，并且偏向于探讨后者对文学的单向影响。《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全书十六章，虽然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论题组成，各章之间看似没有特别紧密的逻辑联系。但是，每一个论题实际上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立论点，那就是立足于宋金政权对立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探讨两宋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与演进。全书视野十分广阔，涉及到政治、外交、民族、文化等多个相关领域，既宏观考察了宋金文学的整体格局，又兼顾到个别作家的创作以及文献交流等等相关问题。
    可见，对于《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而言，只有“跨界”才能更好的观照双方文学是如何在交流、碰撞中实现相互交融和演进的。所以，“跨界”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条必要途径，只有跨过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等“边界”问题，才能更好地达到文学“中心“。
    第三，一般的跨界研究往往游走在文学边缘，研究者喜欢避熟就生，把着力点放在比较陌生的相关学科上，试图通过对其与文学相关问题的阐述，寻求所谓的创新点和突破点，即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边界”上。对于《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一书，“跨界”研究固然是一个必然路径，但又仅仅是一种途径和方法，更重要地是通过这种方法更好地深化文学本体研究。全书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民族交融、文化交流、外交活动等“边界”问题上，而是把文学本身作为研究主体，没有偏离文学这一中心。全书除少数章节外，基本都是围绕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等中心问题来展开探讨的。第一章从文学史层面俯瞰整个宋辽金文学格局，揭示宋辽金文学既相互继承和发展、又相互对立和交融的复杂关系，指出两宋文学往往通过外交活动、图书交流和人才输出等途径传影响到北方，而北方的辽金文学又反过来渗透和影响两宋文学。其余诸章，大多是对学术界研究得较多的一些对象如辛弃疾、陆游、杨万里、元好问、完颜亮、《滹南诗话》、《夷坚志》和《续夷坚志》等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国朝文派等文学现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推陈出新，譬如杨万里接送金使途中的激情创作、陆游与元好问诗歌异同论、元好问、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等。另外，该书还对过去学术界很少涉及或从未涉及的话题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譬如入金宋人的创作、伪齐文学、使宋金人的创作、金末入宋文人的创作等等。以上所论虽然都没有离开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外交活动等“边界”问题，但皆是以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即便如《宋金外交活动与文学创作》这样典型的跨界研究，还是重在探讨文学本身，外交活动只是文学创作的题材和背景。可以说，该书成功地借道“边界”而回归了“中心”。
    由此可见，该书突破了宋金文学各自独立的研究格局，借道“跨界研究”而强调和深化了文学本体研究，很好地揭示了宋金文学的对立、交融及其演进的具体情形。  
    《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一书的成功跨界，至少可以启发我们进行一些思考，譬如学术研究的“边界”与“中心”问题，是不是有风水轮流转的现象？当跨界研究盛行、甚或泛滥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回归文学中心？更重要的是，该书的问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跨界研究其实可以做到这样一种境界：我们可以把“跨界”当作一种有效的方法和思路，相关学科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广阔背景，借助这些广阔背景，我们可以站得更高一点，望得更远一点，从多角度多层面观照文学本体，从而得出更宏观、更多样的结论。
   
    《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胡传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定价：5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