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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名里标明为“性学”的书，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正像其头衔显示的，江晓原的专业是科学史。他本科读的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硕士、博士读的都是科学史，后来也以科学史安身立命。但翻看他的履历，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关于性学的(《中国10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大自然探索》1986年5卷2期)，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性学方面的(《性在古代中国》，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他还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个搞科学史的学者，为什么会搞起性学研究来，还搞得有声有色，不免让人有些好奇。
这本《性学五章》已经是江晓原教授第五本性学方面的书了。所谓“五章”是诗、书、画、药、人五个主题，其中有对中外艳情诗的研究，有对高罗佩《秘戏图考》和《房内考》的讨论，有对春宫画历史的梳理，有对伟哥的议论，也涉及李约瑟、张竞生等人的故事……很多文章最初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时就颇受学界和读者好评，结集出版后很快登上了一些书店的畅销榜。国内关于性文化的严肃研究非常缺乏，而这个话题又是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也就难怪这本小书如此受到欢迎了。日前，记者围绕书中涉及的话题采访了江晓原教授，相信其中一些讨论不仅有趣，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历史上的性
读书报:您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提出“性张力”这一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特点(《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古代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一极是重生殖、多妻和重人欲的，另一极则是礼教，有禁欲的倾向，两极的同时作用下，就形成了张力。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转折点，宋代之前中国性开放的程度是比较高的，没有那么多禁忌，宋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性的禁忌就会比较多。但我们也吃惊地注意到，晚明时期色情文艺非常发达，性开放程度很高，在程朱理学非常强势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阶段?
江晓原:说来有点夸张，中国人的性观念至少在宋以前确实是非常开放的。比方说唐代，当时的开放程度肯定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很多人老觉得中国古代有封建礼教，有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规范，但实际情况上，在相当长时期呢，统治阶级从来不把那些教条当回事，他们的性观念一直比较开放。
具体到晚明，情况有点特殊。从公元1600年前后到明朝灭亡，社会好像突然就变了样子，很多士大夫都表现出反叛。士大夫本来应该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当时的性规范，实际情况却是相反。一些取得功名的知识分子，故意表现出反对礼教的姿态，发表夸张的言论，做出夸张的举动。按理说，这些都应该受到禁止，但实际是朝廷也不管。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晚明最严重的问题一是关外满清的侵袭，一是农民起义，政府忙着应付这两件事，对江南地区士大夫们搞点类似于性解放的事情就顾不上了。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而已。
回到我们说的性张力，这个概念是从物理学借来的。所谓张力，就像从两头拉一根绳子，绳子就承受张力。任何人总是生活在有张力的状态中，都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能够相对好过一点。在张力的两极中，有时候禁欲的一极占了上风，有时候开放的一极占了上风，但是这两极都是存在的。任何社会如果只剩下一端，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性张力的状况是变动的。
读书报:那么您觉得与历史上相比，我们当下的性观念是过于开放还是不够开放呢?
江晓原:首先要说的是，一个时代开放程度是否合理是一个问题，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相比开放程度哪个更大点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拿今天跟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高度开放的时代比，可以说现在远不如那时开放，像唐代就肯定比今天开放，那时的开放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性学五章》里有一篇文章是对《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研究。《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写的，是写给他自己文字圈子里的人看着玩的，有点像今天的人在手机上创作和转播黄段子一样，这个东西是那时代的黄段子集成，每一个段子描绘一种状态下性交的场景，文词极为华丽铺陈。这篇作品本已失传，是清末敦煌卷子被发现的时候，人们从里头找到的。这个作品已经残缺，据推测，缺失的大概有一小半。这样一个东西在当时的文人中流传，这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而且里面所描绘的性解放程度，也绝对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比方他想象一个夏夜，有坏人潜入了良家妇女的闺房，对这个良家妇女进行非礼，我们现在能想到的，是这良家妇女肯定要反抗，要怒斥，要报警，要呼救等等，但是白行简居然会想象她“诈嗔而受敌”，而且此后这两个人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炮友”了。这虽然是一种虚构，但当时的文人居然会有这样的虚构，也够让我们吃惊的吧。
读书报:像白居易也是诗酒风流，并且有留下来的诗文为证。
江晓原:你提到白居易，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唐代有官妓制度，官妓就是由官方发工资养着的妓女，她们的义务是在官员宴会的时候为官员们奏乐陪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三陪。三陪是一个官妓的工作义务，和官员做爱却不是她的工作义务，如果官员想和她做爱，要展开追求，追求到她愿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成为情人。白居易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元稹，有一阵子元稹和一个官妓打得火热，后来他把这个官妓送到白居易那里去，说这个女子实在太迷人了，一定得让哥们儿分享一下，所以就把她送去半个月。当然我们今天可以站在N种角度批判这种行为，说它是男性中心主义，是对女性权利和尊严的践踏，或者因此批判这两个官员生活极度腐化之类，但在当时这件事是被当做佳话的，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性观念确实相当解放。
艳情诗、春宫画和房中术
读书报:《性学五章》的第一篇是讲艳情诗，让我想到大学课堂上讨论陶渊明的《闲情赋》。萧统曾经说陶渊明“白璧微瑕，唯在闲情一赋”。我们那时也有人觉得，陶渊明是一个很冲淡的人，怎么可能写这样的东西，它是不是伪托之作呢?
江晓原: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是写多种风格的作品，陶渊明写了很多冲淡风格的诗文，写一篇《闲情赋》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你看看萧统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你会觉得他说这个话可就太假了。萧统是梁武帝的儿子，他的兄弟中，萧纲、萧绎都写过相当色情、比《闲情赋》厉害得多的艳情诗，照理说萧统肯定都看到过，而且很可能他也写过这类东西，只是没有流传下来而已。如果这样看的话，他说陶渊明《闲情赋》是什么白璧微瑕，我觉得就比较假。其实很多文人都是这样，像写《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白行简，还有《李娃传》、《三梦记》等名作传世，这些作品一点儿色情的成分也没有。所以，一个人写风格差别很大的作品，至少在古代是很正常的。
读书报:《性学五章》里有一篇讲春宫画，说中国春宫画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于男女形体的解剖学比例通常未能很好掌握”，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江晓原:古代中国人一直不对人体进行直接的描绘，或者说我们没有欣赏人体美的这种传统。你看西方，从古希腊到古罗马，雕塑作品表现的人体都是非常美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不画人体，我们画来画去都是穿着衣服的，什么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这个曹衣虽然紧贴在身体上，但是身体的曲线是不能呈现出来的。春宫图传世的作品最早是明代的，但实际上之前也有。我曾经在敦煌卷子里找到一幅人体画，是在一张纸的背面画了一个裸体女人，那个水平就跟男厕所墙上画的一样。明代人创作春宫画的时候，由于没有人体解剖的基础，结果春宫画里的那些人体往往不符合解剖学的比例，并且里面男女的身材完全无性感可言。这一点，其实日本浮世绘是一样的。浮世绘里头描绘人的裸体也不多，画家总是让人体被衣物所遮掩，有时候会赤裸裸地描绘性器官，并且是极度夸张的，但人体的解剖结构和美感的表现很欠缺。所以可以说，古代日本和我们一样缺乏欣赏人体美的传统。
也许你想问，为什么我们没这个传统呢?老实说，这真是值得研究的，我现在也不能给出完备的解释。但是我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说明了，中国古人认为看一个人的裸体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故事的主人公是晋文公重耳，早年流亡的时候，他有一次到了曹国。曹国的国君曹共公听说重耳骈胁(骈胁就是说一根根肋骨是贴在一起的)，这个曹共公比较轻浮，他想看一看重耳的骈胁是什么样子，就在重耳洗澡的时候去偷看，结果被重耳发现了。曹共公的一个大臣叫僖负羁的回家跟太太说，我们主上今天去偷看重耳洗澡，他太太一听就说完了，这是亡国之祸，她说您得赶快采取点措施，向重耳表示一点意思，表示你和我们的昏君是不一样的。于是，僖负羁赶快就给重耳送去了一餐饭，在这个饭的底下藏了一块璧，有点像我们今天行贿时蛋糕里面藏着金条之类。重耳接到这样一餐饭就明白他的意思了，重耳把那个饭吃了，但是把璧还给了他。果然，等重耳回到晋国成了国君跟楚国开战的时候，晋军顺道就把曹国灭了。但是重耳下令说，僖负羁家的田产住宅什么都不准动，不要去侵害他。这个故事也许说明了，在中国古代，看人裸体是被当做大不敬的、很严重的事情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搞艺术史或者文化人类学的人也许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读书报:您的书讲到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和春药，也有几篇文章谈论伟哥，但您似乎不太强调药物和技术，而是认为“最好的春药是爱情”。
江晓原:其实房中术确实有实用的成分。我第一篇性学方面的论文《中国10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就谈到，房中术里，有两种治疗性功能障碍的办法，与现在西方性医学家临床采用的手段是完全一样的。我当时写文章主要依据的是唐代和唐以前六朝的文献，那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献还没有公布呢。几年之后，马王堆汉墓的房中术文献整理公布了，我赶紧买来看，发现其中的内容和我所写的是一致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房中术的体系从先秦传到唐代，几乎完全不走样，这是令人吃惊的。
色情文艺是洪水猛兽吗
读书报:您研究中国古代的色情文艺，我们都很关注的是，现在电脑普及，网络发达，无论是文字的、图片的，还是影像的情色资料很容易获得，这就让所有的家长都很头疼，有人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您觉得作为一个家长，或者整个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呢?
江晓原:恐怕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大部分家长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我好几次看见报纸上类似的报道，说一个年轻的母亲来倾诉，说有一天走进儿子的房间里看见他在电脑上看裸女照片，当时五雷轰顶似的，觉得自己的孩子学坏了。实际上，第一，她的孩子看看这个东西也不会学坏的。第二，家长应该做的事情是要引导他，怎么引导呢，就是让他知道色情文艺是有高雅和低俗之分的，他应该看高雅的色情文艺，而鄙弃那些低俗的。刚开始他不知道啊，他小孩子看到一个裸女的照片有点兴奋没关系啊，你要引导他，告诉他这张太低俗了，我给你看张高雅的，然后你秀给他看一张高雅的，那就好了。你怎么能知道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雅的呢，你自己就要提高修养，提高鉴别的能力。现在的研究认为，适度地欣赏色情文艺是没有害处的。
我讲讲香港一个教授的故事。这个教授名叫吴敏伦，他经常出现在跟性有关的各种媒体上，他甚至可以接受像《阁楼》之类的杂志访谈，同时他也经常被香港的宗教人士攻击，说他败坏世道人心，因为他鼓吹什么学生婚前有性行为也无妨，鼓吹色情文艺应该开禁等等。宗教人士非常愤怒地质问他，说你主张开放色情文艺，你家里两个女儿你让她看色情文艺吗。吴敏伦说，从我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我家里所有的色情文艺藏品都是公开的，她们都可以看，她们不仅自己看，还带学校里的同学一道来看。现在他的两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都是非常正常的姑娘。所以吴敏伦说我的例子表明，从小就能随意看色情文艺的孩子仍然是可以健康成长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你越是把色情文艺搞得很神秘，一看就觉得五雷轰顶什么的，就越有害，你要引导孩子看高雅的东西。其实你去博物馆美术馆看那些名画，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很多画的都是裸体美女，为什么那样的裸体美女就是高雅艺术，供在博物馆里让大家去瞻仰，为什么你儿子电脑上的那张裸女的照片就让你五雷轰顶呢，你去看提香的作品就不五雷轰顶了?
读书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您觉得今后会向哪个方向变化呢?
江晓原:我从1980年代开始参与性学研究和性学界的事，据我的观察，这30年来，人们对性的看法越来越开通，社会的进步非常明显。这个进步的主旨是说我们要更尊重人性。虽然有时候我们仍然听到一些不宽容的声音，但是不宽容的声音已经不能转化为行动。政府对待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宽容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直接给从事性工作的小姐发安全套，为的是防止艾滋病。这在早些年性学会内部也是有争论的，有的人说你这样不是承认她们这个工作合法吗?但最后还是那种更人性的观点占了上风。又比如说我们对同性恋明显越来越宽容，国内甚至出现了一例对同性婚姻的登记。我看到的是媒体的报道，记者问两个男性其中一人的父亲，问他对这个事情怎么看，那位父亲说，只要孩子们愿意，我觉得这是好事。这就非常宽容了。
读书报:因为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您的研究，以及您的研究所利用的这些材料，很多都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性的问题，所以包括您出版的《性感》那本书也受到一些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认为表现出的是男权意识。您接受这样的批评吗?
江晓原:就像我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我自己是一个男性，我写出东西来难免从男性的角度看问题。女性主义学者荒林女士认为我在谈论女性美这个问题时，完全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是带着男性对女性的把玩这种心态来谈的，这让她感觉到不舒服。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她这样想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并不能接受她的批评。你说女性打扮漂亮了，希望给谁看呢，如果她不是女同性恋的话，那她肯定更在乎的是男性的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这种批评也有其价值，它让我们在思考一些问题时注意性别的存在。我想，更好的解决办法，是作为女性的女性主义学者也可以尝试着写类似《性感》这样题目的书，在关于性的问题上阐述她们的观点。两性之间良性交流，会很有趣，也是有益的。(本报记者 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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