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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立衡在9月12日
夜间向8341部队
报告之谜
《谜团》的第三“谜”是：“林豆豆报告中央警卫团的初衷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应该给读者说明的问题。但是，作者费了不少笔墨，绕来拐去，到底还是没有说出林立衡报告的初衷是什么。实际上，按作者的本意，还是很想把她的毛、周设局逼跑林彪的故事给编圆了，但却在林立衡（林豆豆）这里遇到了很难说得通的矛盾。因为无论“打草惊蛇”也好，“敲山震虎”也好，如果没有林立衡9月12日晚上跑去向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这场“逼”跑林彪的大戏是无法演下去的。
按照林立果在北京的部署，他们原本安排在第二天早上去广州的。周宇驰、于新野、王飞、胡萍等都在忙于南下的人员飞机安排。只是由于林立衡给中央警卫团报告了情况，整个戏码才完全乱了套。周恩来闻讯后追查256号飞机的去向，控制了西苑机场的飞机，南下广州的计划不能实施了，林彪一家这才仓促决定北逃苏联。从飞出国境的直线距离来讲，南下到香港有两千多公里，北上到外蒙只有700公里，北逃是林彪一家仓皇出逃的最佳选择。
林彪一家的北逃，使舒云女士的惊“蛇”震“虎”的记述，马脚毕露，矛盾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了。因为，上至中央最高层，下至北戴河的8341警卫部队，谁也不会料想到会有林立衡的突然出场。也就是说，在作者设计的毛泽东、周恩来逼走林彪的阴谋中，关键的是要有林彪的老婆孩子的全力配合，要由他们来帮助毛最后实现把林彪逼跑的计划。在这里，只要双方在配合上有一点点的差池，整个“打草惊蛇”的计划就完全泡汤了。
为了编造这个毛、周设局害林的“九·一三”故事的结尾，舒云女士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颇费笔墨，堆砌了许多真假不辨自相矛盾的史料，力图说明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绑架走的，中央警卫团有意奉令不作为，故意放跑了林彪。特别是，作者假借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张耀祠、姜作寿和刘吉纯等人之口，编造了林彪出逃的一连串细节，值得好好说一说。
在《完整调查》一书中描写的林彪9月12日被“绑架”的情况是：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啦。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张恒昌回忆：首长吃了安眠药，比平时晚睡了15分钟，是从床上拽起来。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没有一点自主动作，完全由我们摆布。作者还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的口说：（林立果）举着枪，从这屋窜到那屋，嘴里乱喊。还说：刘吉纯赶快跑到办公室，叫林办秘书李春生给大连打电话等等。作者笔下的这番热闹，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但除了人名是对的，其他全都是错的。
舒云女士在这里说的小陈、小张，是林彪的内勤服务员陈占照、张恒昌。这两人在“九·一三”后都写有证明材料，绝对没有她讲的这个林彪已吃安眠药睡下后被叶群拽起的情节，反而是说林彪该睡觉的时间没有睡，与叶群、林立果频频谈话，最后是林彪自己主动走上的汽车。上述这段叙述完全是作者把她自己编造的话，按到了这两位内勤头上。舒云女士讲的刘吉纯的话，自称是她在1996年10月21日的采访，这也是她自己编造的。无论是这两位内勤的证明材料，李文普、刘吉纯自己的回忆文章，都没有讲过林立果在96楼举着枪窜来窜去，乱喊乱叫的事情。据刘吉纯自己讲，他是晚上11点多听到叶群在走廊叫喊要走时，才去办公室要秘书给大连方面联系的。打电话的秘书是宋德金，而非文中所说的李春生。舒云女士书中提到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回忆，当年“两案”查证组也有重新调查的记录，是可以核对起来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他们本人的回忆文章与舒云的引述对照一下，即可以看得，无论是陈述的内容、说话的语气、关于他们自己经历的说法、包括他们的职务在内，与舒云女士讲的情况都是不符的。
舒云女士的文章中还有许多“爆料”，都说是来自林立衡的。如讲林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绑架走的，周恩来有意放纵，中央警卫团不作为，眼睁睁地看着林彪上飞机跑了云云。2012年舒云在海外又出版了《林豆豆口述》一书，似是她的这些说法得到了林立衡的认可。林立衡所托非人，找到了舒云，只能给自己制造麻烦。然而，舒云女士虽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主体部分还是借助林立衡提供的材料发挥出来的。所以，还是有必要再分析一下这个林豆豆版本的“九·一三”说。
林豆豆版的“九·一三”观点，中心意思是说：林彪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了，是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绑架走的。她在1971年9月12日当晚给中央警卫团报告时，确实是说叶群、老虎要把首长搞走。她当年在玉泉山写的材料则推翻了绑架说，所述“九·一三”前后的情况比较如实。但此后林立衡的叙述又有多次反复，不断为绑架说添加了新情节。绑架说的正式版本，最初来自林立衡和丈夫张清林在1980年3月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申述材料。“两案”后，林立衡和张清林对给中纪委的“九·一三”申述材料进行了修改添加，完成了她的“九·一三”说。在正式出版物中，按照林豆豆的观点写的书，有林立果未婚妻张宁的《自己写自己》一书（港版书名《尘劫》）。事实是，9月12日事发之时，张宁在56楼睡觉，对林彪叛逃的情况全然不知。
2000年中期，林立衡的申述材料的修改添加版开始流传到社会。一本在台湾出版的《世纪风铃》书中，刊登了这个材料的加工版。2012年，舒云女士又将林立衡的这个修改版材料做了进一步改动，为了凑篇幅，又加上她自己述事不清的旧文章和林立衡在“文革”中发表的一些文章，攒成了一本书，在海外出版，还起了一个文不对题的书名———《林豆豆口述》，故弄玄虚，重演“标题党”的故技，以吸引不明真相的好奇读者。该书问题很大，史实错误很多。如书中讲叶群奉令给林彪服用了“反向思维”的药物，使得他想东说西，指北话南，办错事说错话等等，非常荒唐可笑。近期一些学者在香港出版了《“九·一三”回望》一书，对这本书进行了正面回应。《回望》将林立衡“九·一三”申述材料的原始版本与后来的衍生版本进行了比对校勘，列出了张清林在后来大量修改补充的内容，并就有关“九·一三”的若干史实进行了辨析，提出若干质疑，指出了许多有意编造的伪问题。（见余汝信编，天穹、韩钢、王海光、余汝信著文：《“九·一三”回望》）
总的来说，《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誊清稿），从时间顺序上大致反映了9月12日晚北戴河所发生事情的基本梗概，但在事件的具体情节上与事实出入很大，也与她在“九·一三”事件后10月份在玉泉山写给中央的材料很不符。笔者结合有关史料，对林立衡报告的相关情况作一简单叙述。
林立衡等人是9月7日中午乘三叉戟飞机到达的北戴河。到达后，林立果立刻来找她谈话，告诉了叶群、林彪准备外逃的计划，让她也要跟着走。林立衡听后很紧张，转而将情况告诉给了未婚夫张清林、她的随身警卫人员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杨森。张、杨又告诉给林办的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要他采取措施。刘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他的直接领导李文普。李文普在林彪身边多年，对林家虚虚实实的事情见多了，根本不信。8日，林立果又给林立衡说了要去谋害毛的新计划，并于当晚飞回北京策划政变。林立果走后，林立衡先后找了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李文普等林办工作人员谈话，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叶群、林立果把首长（林彪）弄走。但她却始终没有把情况给林彪讲，也没有报告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8341部队。直到12日晚林立果从北京飞回北戴河，林立衡觉察出情况异常后，于当晚22时半左右跑到中央警卫团二大队报告说：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了坏事，北京呆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要他们保证林彪安全，不被劫持走。北戴河林彪的警卫部队立即将林立衡说的情况，用电话报告给了北京。从而拉开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外逃的一幕。事后，林立衡一直抱怨中央警卫团接到她的报告后无所作为，实际上她在林彪出逃问题上的处理方式，让警卫部队很难作为。
这里的问题是：林立衡在7日中午就知道了林立果企图谋害毛泽东、劫持林彪外逃的计划，为什么她只是在林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而自己不向林彪告发叶群、林立果呢？为什么直到12日晚上才去向警卫部队报告？
是林立衡担心林立果会加害她，不敢报告吗？在林立果7日告诉她的时候，如果发现她去报告，加害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9月8日晚上林立果已经回北京去召集人马策划刺杀毛的计划，这个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实际上林立衡给林彪身边工作人员谈话，就是在林立果走了以后的事情。可见这个担心是没有理由的。
是叶群不让林立衡单独见林彪，让她没有机会给林彪报告吗？实际上，在北戴河期间，林立衡作为林彪女儿，要单独见他是很有机会的。9月10日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去，而是到了林彪住处，父女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林立衡并没有给林彪讲。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这是天大的事情，她为什么自己不给林彪讲？只要林彪说一声，整个林办，北戴河警卫部队全都得听命于他。这是解决问题的正途，林立衡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是林立果说的玄玄乎乎，让林立衡搞不清楚是真是假，不敢贸然给林彪说吗？那么，她在9月12日晚上向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时，对事态的严重性是确定无疑了，但她又提出不要去报告林彪，不要报告他们的直接上级汪东兴，也不要去惊动周恩来，由警卫部队自己去把叶群、林立果扣留起来，阻止他们外逃。这又是为什么？
林立果在9月7日、8日两天给林立衡谈话中，确实是有吹牛和吓唬她的情况。但他说的要从广州跑香港、外逃苏联，以及策划要在南方谋害毛泽东，在事后看也都是真的。林立果吓唬林立衡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她听命，能跟他们一起跑。而在以后的5天多时间里，林立衡一不给林彪报告，二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态，只是在林彪身边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要他们“提高警惕”，“保护好首长”，发现异常情况向她报告。靠这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能起到阻止林彪出行的作用吗？说到底，这个耽误时机的主要责任，只能是在林立衡自己，其他人都是担不起的。
在9月12日夜，林彪、叶群当面给李文普等工作人员说是去大连，林立衡则说是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李文普他们当然要听首长的，而不是听首长孩子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况且，林彪家庭关系复杂，林立衡与叶群的母女关系不好，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所以，老婆、儿子要劫持“副统帅”出逃，这么严重的事情，只凭林立衡一个人的话，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实际上，越是对林家情况熟悉的人，越不会轻信她的话。不仅李文普不敢相信林立衡说的话，当周恩来听到北戴河报来的林立衡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的消息时，第一反应也是不信的。周恩来还询问一同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黄永胜，“林立衡是不是又给家里闹矛盾了？”（黄春光口述，米鹤都整理：《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8341警卫部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接到林立衡的报告，说叶群、老虎要把林彪搞走，要部队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敢相信吗？如果林立衡报告的情况不实，警卫人员贸然采取了行动，这个事情的政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万一情况不实闯了祸，林立衡是林彪女儿，不会拿她怎么样的，而其他人则要承担这起重大政治事故的严重责任了。
所以，警卫林彪的李文普没有理由阻拦林彪出行，北戴河警卫部队不能不上报北京，北京的答复也只能是相机行事。周恩来也不能不谨慎处置，只能是一方面控制飞机不要起飞，一方面劝阻叶群不要夜航———毕竟林彪是在他之上的“副统帅”。说到底，这可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治关系的大事情，包括周恩来在内，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毕竟林彪出逃的事情太出人意料了，太不可思议了，无论北戴河警卫部队，还是北京方面，谁能料想到堂堂的“副统帅”竟然会叛国外逃？！从林立衡12日晚22时30分左右到中央警卫团二大队报告，到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行强行登上飞机起飞，不过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期间，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要请示报告，要核实情况，要辨别真假，要决定采取适当的处置方式……即使处理得手忙脚乱，犹豫迟疑，不尽人意，也是说得过去的，谈不上有什么明显的失当之处。
林立衡自己不去报告林彪，也不想让警卫部队报告中央，不去寻求最有权威的人物出面解决，反而将解决这件最严重事情的责任，推到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北戴河警卫部队身上，让他们去阻拦林彪上飞机，这确实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有研究者认为：林立衡在处理林彪外逃问题上，一直有个自己的小算盘，“希望将天大的这么一件事，局限在北戴河的小范围内悄悄地解决”，把林彪与叶群、林立果进行切割，“天真地认为如果8341部队在北戴河将叶群、林立果处置了而不告诉北京，林彪就可以保住了”。这个推论是有些道理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林彪知道不知道出逃的事情？林立衡到处说林彪最疼爱她，但她自己却不去报告林彪。本来，只要林彪讲句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用得着林立衡到处找人吗？这里的蹊跷，是否可以认为林立衡是清楚林彪态度的，所以才不敢给他讲？“九·一三”前几天，叶群频繁地给林彪谈话，有迹象表明她给林彪讲了想出走的意图。张宁的《自己写自己》，林立衡的“九·一三”申述材料，虽然是站在维护林彪的立场说话，但也都披露了林彪事先已经知道叶群想要外逃的事情。
在9月12日晚上，叶群、林立果到林彪处密谈，内勤听到他们劝说林彪外逃香港的话，马上告诉了林立衡。虽然林彪当时没有说话，但没表态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在随后的行动中，林彪不仅没有召唤警卫人员把叶群、林立果控制起来，还自己主动地走上了出逃的汽车；在途中，李文普停车下车、车内问话并向李文普开枪，8341警卫部队向汽车开枪还击……等等这些严重事情，林彪也没有任何反应，到机场后又是自己屈尊从驾驶员的简易舷梯爬入的机舱，直到256号飞机紧急升空，用近20分钟时间艰难地转向北飞……这些难道就是林彪吃了“反向思维”特供药物而出现的药物反应吗？
可见，即使从林立衡自己的叙述来讲，林彪出逃的“绑架说”、“被骗说”也是立不住脚的。在处理林彪出逃的问题上，林立衡把这个天大的难题，一下子甩给了事先毫不知情的警卫部队，在短短两小时的时间，还能够指望他们有什么回天之术吗？实际上，正因为这是“林副统帅”出行，警卫部队包括山海关机场的人，都不敢造次阻拦。要是换作其他人，早就给拦下了。所以，在林彪外逃的问题上，林立衡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偶然因素，毛泽东和周恩来纵然再老谋深算，也是设不了这个局的。
10 林彪飞机在温都尔汗
坠毁之谜
《谜团》的第十“谜”，是关于林彪飞机坠毁的问题。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专门列了四章的分量讲述所谓“坠机之谜”，但实在是一团乱麻，不忍卒读。在《谜团》一文中，篇幅虽然减少了，但内容依然是不实的东西。因为“坠机之谜”是舒云女士最后揭示的大“谜”，也是坊间流言最多的问题，人们也最为关心，笔者不妨多说些，按照其叙述的顺序，分为山海关机场、256号飞机的越境飞行、飞机有没有被击伤。飞机的迫降坠毁四个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是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舒云女士在《谜团》一文中，借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之口讲了林彪专机起飞的情况：如佟玉春要调动两辆油车堵塞飞机起飞，中央警卫团的人“呆呆地看着林彪上飞机”，飞机右机翼与油车相撞严重受损的事情，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了油等等，这完全是她自己的造假。
事实情况是：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向场站站长潘浩报告李作鹏连续来电话查问256号飞机的情况，潘浩感到事情严重，于24时左右将场站政委史岳龙、副站长赵雅辉、参谋长佟玉春召集到场站调度室，一起研究了李作鹏从12日23时35分到13日零时6分的几次电话记录，商量处理意见。零点20分，潘浩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还问可否把控制飞机的指示传达给潘景寅。通话后，他们立即分头执行。零点22分，林彪汽车高速驶入机场，停在三叉戟飞机左后方。叶群第一个跳下车来，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林彪第二个下车。他们急急忙忙跑到飞机舱门下，顺着驾驶舱的工作便梯一个个地爬上了飞机。佟玉春此时刚从场站调度室奔向专机，要向机长潘景寅传达不准起飞的命令，但没有见到潘，告诉了正给调度主任打电话的机械师邰起良。邰听后茫然不知所措，林立果持枪督迫邰最后上的飞机。飞机紧急启动，强行滑出，右机翼的端部碰在还没有完全离开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刮坏了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随后乘吉普车赶来的8341警卫部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有效的阻拦飞行的措施，飞机就紧急起飞了。（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
林彪汽车到场时间零点22分，三叉戟飞机起飞时间是零点32分。在这10分钟内，还有人员登机、飞机启动、转弯滑行等一系列动作，紧张得很，根本不存在有《谜团》作者说的佟玉春命令油料科长等人开油车堵飞机之类的事情。实际上，关于林彪专机起飞现场的情况有不少目击者的材料。1972年4月7日，佟玉春和场站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科长王学高、场站机械师周振山、场站油车司机刘三儿一起写了目睹林彪仓皇登机起飞的现场证明材料。这个材料的影印件上了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传达到了全国人民。在“两案”审理时，“两案”审理人员重新查证林彪专机起飞的情况，佟玉春和场站的其他人又再次提供了他们的现场证明材料。另外，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后，未上机的机组成员、山海关机场人员和追赶过来的中央警卫团人员，一起紧急开会，核对了相关情况。当时的证明材料到后来的核查材料，包括其他旁证材料，都从未有过舒云女士这次采访佟玉春讲的这些情况。这不能不让人对舒云女士“采访”工作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没有过这个采访？被采访者佟玉春原话是怎么说的？舒云女士又是怎样“加工”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作者的一段颇让人生疑的“周恩来讲话”。周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这段周恩来讲话，无时间，无地点，无场合，无对象，说话口吻也不似周言，不知是何来路。笔者问之对周恩来素有研究的文献研究室的朋友，俱不知道周的这段讲话。如果作者敢于伪造周恩来讲话，那么伪造其他采访人的讲话就更不在话下了。
第二是关于256号飞机越境飞行的情况。
关于林彪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坠毁，各种各样的流言传闻一直不断。过去流传的林彪是在玉泉山被打死的，林彪不在飞机上而是被囚禁而死的等等传说，早已被中外学者证伪。1993年，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曾对林彪坠机身亡的事件进行了历时半年的独立调查，揭示了林彪死亡的真相。但是，近年来又有些新的流言。如有的说飞机的黑匣子找到了，美国某大学公布了黑匣子解密的消息；有的说飞机飞到了苏蒙边界，然后折回到温都尔汗；有的说飞机是被击落的；有的说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的说飞机是被击伤后迫降的等等。尽管说法很多，但一经核查，都是查无实据的传言。当年空军专家组做出的结论———飞机是在迫降中自行坠毁的，迄今也没有被动摇过。当年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康庭梓等人的书籍文章，也都从各自的分析角度，证实了空军专家组关于坠机原因的结论。但舒云女士却有自己精彩的高见，认为飞机的坠毁另有它因，谴责空军专家组的调查“作秀而已”。
那么，这个让舒云女士大动肝火的“作秀”，其根据是从哪里来的呢？如前所述，舒云女士对“九·一三”的研究，是假定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设计逼走林彪的一个阴谋之“局”来研究的。她的所谓“谜团”，都是围绕这个“局”来编造故事。而256号三叉戟自行坠毁的事实，与她假设的“谜团”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舒云女士就要故意编造一些节外生枝的假情节，以符合她的“毛周合谋逼走林彪”的虚构故事。如：为了否定空军专家组关于256号飞机在温都尔汗迫降是油料不足的结论，舒云女士编造说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油了，加了4.5吨，油料足够能飞到伊尔库茨克的，以表示飞机是由于某种外在原因才坠毁的。为了说明叶群与周恩来通话后当时并不紧张，只是由于某种外在原因，林彪一家才从北戴河紧急出逃的，舒云女士则改写了9月12日夜里叶群与周恩来的电话通话时间，把23时30分左右的周、叶通话时间，自己做主提前了一个小时，说成周、叶的通话是在22时30分左右等等……这类东西，在作者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等书中更是俯拾皆是，情节编造得也更加详细离奇。不仅虚构了林彪出逃的场景，还创作出了许多莫须有的情节。如：周恩来故意对叶群进行电话恐吓，8341警卫部队奉令对林彪出逃不作为，李文普的“卧底”和跳车“自伤”，潘景寅在执行死亡之旅任务前的紧张不安等等，从而编出了一个舒云版的“九·一三”故事。她的结论是：林彪一家是被逼出逃的，他们所乘的256号飞机已经加满油了，但出境后像一个没有头的苍蝇撞在了苏蒙联军的防空网上，被防空导弹击伤，空中起火，被迫在温都尔汗地区降落，最后机毁人亡。
林彪外逃飞机的坠毁，其实并不如坊间传说的那么玄乎。笔者认为，以飞机的航线和飞行时间为主轴，计算飞机油料量，对照坠机现场的勘查报告，很多事情是不难判断的。（现场勘查报告可见孙一先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从距离和飞行速度上看，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苏布拉嘎盆地到山海关机场的直线距离是1096公里，到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的直线距离约370公里。256号三叉戟是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用了近20分钟的时间完成了平日只需2分钟的大拐弯动作，最终调整到325度的外逃航向上，飞机的实际飞行位置偏离正常航线西侧约130公里。飞机越过414号界桩的时间是1时55分，坠机时间是2时27分，整个航程是115分钟。飞机在境内飞行1小时23分，在境外飞行32分。
再从油料上看，256号三叉戟飞机携带12.5吨油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在3000米上下的中低空飞行，每小时耗油量约为5吨左右，飞行速度为每小时600公里左右，到温都尔汗的剩油约2.5吨。这与从山海关机场到温都尔汗坠机地点苏布拉嘎盆地的飞行时间是符合的。因为256号飞机的油量不够，大大少于飞机落地时应不少于一个小时备份油料的飞行条令规定，“不但飞不到伊尔库茨克，就是飞到乌兰巴托也没有把握”。（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这些油量对飞到乌兰巴托是不够的，但对在温都尔汗苏布拉嘎盆地的迫降又多了。飞机迫降时与地面发生的高速摩擦产生的高温使机内的剩余油料发生了爆炸，引燃了草原大火，造成全体人员的死亡。
256号专机飞行的基本数据搞清楚了，许多情况并不难作出判断。如《谜团》文中讲的林彪飞机从苏蒙边境折回说，来自于调查林彪死因的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将军。扎格沃兹丁将军最早是对前来采访的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讲的。他说：林彪的飞机曾到达了苏蒙边界，受到苏联防空部队的入侵警告，然后向南折回，到温都尔汗地区迫降坠毁。2004年，“凤凰大视野”的“温都尔汗坠机之谜”的节目采访了扎格沃兹丁将军，他再次讲述了这个说法。但他的讲述相互矛盾，非常混乱。他说：飞机先是向台湾飞，后来又改变了航向，改成向北飞。接近了苏联边境，离赤塔只50公里了，然后折回的。这位克格勃将军的地理知识太差了，台湾和苏联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方向，256号飞机根本无法在台湾和苏联之间来回穿梭的。再看从温都尔汗到苏蒙边界的时间距离，这段路程距离来回是450公里，这从飞机的飞行时间上看是不可能的，油料更不支持。所以，所谓“折回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舒云女士的“坠机说”是：林彪飞机越境后被苏蒙防空部队击伤，在空中已经起火，所以才冒险带油迫降，飞机在熊熊大火中坠毁，成员无一幸免。她认为256号飞机的坠机事件，是中、苏、蒙三方共同造成的。“整个事件，蒙古、苏联、中国都插了手”，但是“周恩来作出‘自行坠毁’的结论，把这个国际事件化为国内事件”。作者的意思是：毛、周给林设的“敲山震虎”之局，大获成功，终于把林彪逼跑了，送到了苏蒙军的枪口下，让林彪机毁人亡，葬身大漠。最后，周恩来不追究苏蒙方击落飞机的事情，将此事不了了之。此说与中蒙苏三方的材料都对不起来，纯属杜撰。
第三是256号飞机是否在空中被击伤的问题。
舒云女士在《谜团》一文中关于256号飞机着火后坠毁的叙述，列举了四个证据：一是所谓技侦8团监听到蒙方关于大型目标“空中起火”的情报；二是参与林立果政变阴谋的两位“小舰队”骨干成员，时任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时任空军情报部长贺德全关于飞机“空中起火”的口述回忆。三是苏联大使馆参赞顾达寿在回忆录中说，林彪飞机是在蒙古领空被击落的；四是256号飞机坠毁现场地区的当地蒙古牧民现场目击者的采访说：飞机是带着火降落的。前两个是口述传言，需要考察这些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后两个虽有文字依据，但作者引用时对原文又擅自进行了加工改动，原文的意思已经改变了。
这些证据中的核心证据，是所谓技侦8团的报告。文中所谓王飞和贺德全的口述回忆，所谓边防检查站“一架大型飞机在温都尔汗爆炸”的报告，都是中方侦听到的蒙方边防站向上报的情报消息。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来自技侦8团上报的要情简报。但在《谜团》一文的叙述中，这个来自技侦8团的消息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如说三叉戟飞机“一飞出国境线，就开始着火”。这显然是不可信的。如果飞机燃着火还跑了半个多小时，早就会在空中解体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方不会打。毛泽东、周恩来当时就说不要打。（《毛泽东传（1949-1976）》）从导弹技术上讲，当时中国军方列装的最先进地对空导弹是“红旗2号”防空导弹，最大射程35000米，最大射高27000米。飞机如果是在国内击伤的，不会越境后再跑370公里后才迫降。如果是发射导弹越境打的，且不说向别国的领空发射导弹是一种严重的侵略行为，就是导弹的射程也是打不到的。
再看《谜团》中引用的贺德全的回忆：技侦8团侦听到蒙古方面通话“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掉下来了”。这似乎是对256号飞机进行了全程跟踪，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的起飞，飞机在中国境内的飞行动作，到飞机的坠毁，都在蒙方的雷达完全监控下。这种全方位的越境监控，就是今天最先进的雷达技术，也是做不到的。另外还有王飞回忆：林彪专机出去后，蒙古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我从空军指挥所下来之前，又是地面报告，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查。蒙古边防部队看出来，向上报告，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说空中不明飞行物燃烧降落下来、消失。不是雷达观察到的，是肉眼看到的。这段回忆显然是作者编造了王飞的话。但她忘了地球是圆的，纵然蒙古边防军人有千里眼的目力，也看不到370公里外的景象。
迄今为止，我们从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苏、蒙军方下令击落256号专机的可靠信息。相反，苏、蒙政府方面一直都是矢口否认曾对飞机开过火。从常理推知，对于一架孤零零驶入领空，毫无武装攻击能力的大型运输机，不打招呼就用导弹把它击落了，有这个必要吗？派几架战斗机升空，命令并引导它降落下来，这不是更好吗？何况，此时中蒙关系已经开始缓和，更没有击落它的必要。
由于舒云女士一再拿这个技侦8团说事，搞得神秘兮兮的，坊间也有一些关于该团的议论，所以还有必要了解一下该团的组建情况。技侦8团的正式番号是空军技术勤务第8团，简称应为技勤8团。该团于1969年12月由北京军区空军技术勤务独立大队扩建而成，归属在山西大同的空军第10军建制领导，执行对苏联亚洲地区远程航空兵网路的监控任务。所获情报上报北空、空军、总参的有关部门。关于技勤8团在1971年9月13日的监听情报，时任北空“防突办”副主任的黄春光，有文章披露了相关情况。黄说：256号飞机一进入蒙古境内后，蒙方边防部队就从雷达上探测到了，当时惊慌失措，到处寻找苏联顾问，但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飞机就飞过去了。下午技勤8团又送来新侦听到的情报：蒙古方面说入侵的目标坠毁了。这是中方得到的第一份报道飞机坠毁的情报。另据北京空军的历史资料称：该团在“1971年9月准确地侦收破译了林彪及其部分死党乘飞机仓惶外逃，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的情况”，受到上级表扬。可以确定的是，该团在9月13日当天上报的情报中，根本没有“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之类的内容。
上述侦听情报讲的蒙方反应时间，与坠机地点附近的蒙古牧民的历史记忆也是一致的。中国《环球时报》记者敖其尔1997年到当地采访时，原当地警察雅尔赛汗说：“飞机坠毁的第二天早晨，人们往肯特省和贝尔赫矿区打电话报案，一直都无人接电话，后来派了一名叫达木林的蒙古人骑自行车去肯特省报告。”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采访原肯特省警察首脑讲的他早上坐飞机巡视坠机现场的情况，在敖其尔的采访人中根本没有提及。可以断定，蒙古当局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讲的：蒙方当天上午知道情况，下午派人到飞机坠毁现场查看。这应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是飞机迫降和坠毁的问题。
256号三叉戟飞机空中起火的问题，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曾在1993年到坠机地点进行过实地采访。1997年《环球时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也到坠机地点进行调查。记者敖其尔采访的当地牧民目击者说：看到三叉戟飞机是燃着大火降落下来的。然而，在深夜里，从没有见过飞机夜航降落的当地牧民，能搞清楚飞机迫降时的情况吗？会不会把光和火混为一谈了？256号飞机副驾驶康庭梓认为，这是当地牧民把飞机寻找着陆地的前射灯当作是燃烧的火焰了。这是很有道理的专家之言。如果高速飞行的飞机是燃烧着大火降落的话，它在空中的状态就不会是一团火，而是一条火龙了。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达寿）的证言。顾达寿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译名《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阎明复在《炎黄春秋》发表《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有节译，内称顾大寿（即顾达寿）曾去蒙古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实地调查林彪坠机死亡的真相。顾达寿的这个考察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的“回忆”，漏洞百出，不能置信。对于飞机的坠毁原因，顾达寿自己在这篇回忆中就有两个说法：先是说林彪飞机是在进入蒙古领空时被当成侦察机击落的；后文又讲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枪击的痕迹，机舱外部有开花状的弹孔。在短短不到两页的篇幅上，他的叙述就发生了自相矛盾的情况。顾达寿这是把道听途说的信息当作亲身经历来讲了，以表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事实上，这位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首席翻译”，根本没有到过坠机现场。
苏联人到坠机现场共有三次。第一次是9月14日，驻蒙苏军拉走了飞机的发动机；第二次是在5周之后，苏联方面为核实林彪坠机的消息，遂派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率领一个调查小组到达现场，挖出了林彪的尸体，带走了林彪的头颅；第三次是在11月7日，克格勃调查组再次挖出林彪的尸体，通过验证肺结核钙化硬块，最后核实了林彪的身份。这三次调查，都是克格勃独立进行的绝密工作。鉴定死人身份是一项专门的法医技术，当时林彪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就是死者生前熟悉的人也不能确定，克格勃绝不会无知到要从驻中国大使馆调人来。况且，顾达寿对林彪并不熟悉，顶多只是在外交场合见过一两次，根本不具备调查人的资格。负责这项调查工作的是扎格沃兹丁，同去调查的人是苏联国防部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托米林·伊万诺维奇教授和他的助手，还有一位武器专家。知道调查结果的只有4个人，除扎格沃兹丁、托米林外，只有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整个调查过程根本不会有顾达寿的什么事儿。
顾达寿讲的到蒙古的时间行程，现场勘查情况，与真正进行现场勘查的中苏蒙方人员，如中国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前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病理学家托米林，以及蒙古有关官员的讲述情况，完全都对不起来。顾达寿甚至连坠机地点的地形地貌都没搞清楚，还讲蒙古方面已经把偌大的三叉戟飞机残骸也都就地掩埋了，以至于他们“到了那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恰恰证明了他本人根本没有去过勘查现场，完全是在吹牛撒谎。所谓256号飞机舱内发生枪战一事，不过是他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好奇心而编出来的故事。另外，顾达寿讲林彪事件后，他在北京“耳闻目睹了中国人群情激昂，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场面”。这也是不实的。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批林活动是内部进行的，没有再重复“文革”初期的群众集会公开声讨的场面，直到“十大”以后中国媒体才公开出现林彪反党集团的称谓。顾达寿连自己经历的事情都没讲对，没经历的事情就更讲不清楚了。
当然，最根本的证据还是来自坠机现场的实地勘查。坠机现场是南北长约800米，宽约30至200米的燃烧区域。最远处的飞机机头残骸离飞机迫降时的着陆点约530米左右。如果三叉戟飞机在空中解体，飞机残骸碎片的散布面积肯定要比现场实地的残骸情况要大得多。中、蒙、苏三方勘查的结果，都认定是飞机迫降的自行坠毁。
对于坊间流传甚广的飞机上发生搏斗，机舱上、尸体上有弹洞的说法，笔者曾专门采访了在失事现场勘查的孙一先，他十分肯定地回答说：飞机残骸上和死者身上都没有发现任何弹洞。从技术角度上讲，在正常情况下，飞机的高空机舱每平方厘米要承受半个大气压的力量，如果在飞机上开枪，很可能会撕裂和爆炸。林立果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不会出现“机舱外部有开花状的弹孔”。
综上所述，《谜团》作者舒云女士设计的这些“谜团”，其根据都是大有疑问的，如果仔细核查起来，哪个都落实不了。作者所谓的毛、周设计逼跑林彪的“敲山震虎”之局，实际是一个建立在不实流言基础上的以假乱真之局，愚弄读者大众的故弄玄虚之局。她的所谓这个“谜”，那个“谜”，无论是“10个”，是“32个”，还是“百问”，一经认真追究下来，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都不过是作者自造史料和曲解史实的欺世之“谜”。
余论
“九·一三”事件，祸起萧墙，事发突然，本身确实是有一些待解之谜的。比如：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与林彪有关系没有？林立果刺杀毛泽东的政变计划，事先都与谁策划过？林彪家族计划南下广州，是要另立中央，还是想外逃香港？9月12日晚上林立果回北戴河后与叶群一起频繁到林彪处谈话，他们都密谈了什么？林彪当晚给工作人员说是去大连，为什么却是叛逃苏联？在256号飞机紧急升空后，在飞机上曾发生了什么争论？256号三叉戟飞机装有能记录最后半小时声音的“黑匣子”，里面究竟会有什么东西……有些问题可能就是无解之谜了。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林彪主动出逃的基本事实。事实上，正是由于林彪的主动出逃，反而使毛泽东非常被动，无法向历史交代，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文革”泥沼。
林彪是毛泽东亲自培养和一手提携起来的党和军队领导人，“文革”中取代刘少奇成为党内二号人物，“文革”司令部的副统帅，明文写入“九大”党章的接班人，在全党全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仅次于毛。林彪的叛逃之举，对毛泽东的打击极其沉重，不仅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颠覆了毛泽东英明伟大正确的领袖形象，长期以来“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的领袖崇拜就此终结，多年形成的个人迷信大厦顷刻倒塌，给毛泽东的晚年留下了英雄末路的悲怆凄凉。这个结局，绝非毛泽东所愿。所以，对于“九·一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用权力斗争的简单逻辑就能解释得了的，应从体制的、文化的多重角度去分析和认识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舒云女士自造的毛、周合谋逼走林彪说，是一个非常浅薄非常粗陋的权力斗争阴谋故事。权力斗争是政治利益的博弈，权衡利害得失的较量，毛泽东逼走林彪叛逃苏联，这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能有什么好处吗？
舒云女士的这些“九·一三”谜团，实际上许多说法在坊间流传已久，只是作者比较生猛，以口述采访为名，曲解史料，另造情节，硬是把这些流言蜚语做成了一个“局”———毛、周联手害死了林彪的阴谋之局。但是，作为纪实文学作家的舒云，讲故事的水平实在是难以恭维，逻辑不通，语言不顺，错误百出，荒诞不经。本来，对这些“谜团”虚构的荒谬性，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举出一两个例子就行了，根本用不着逐个解析。笔者所以不嫌麻烦去解析这些《谜团》之“谜”，并不是因为作者敢于乱说，把柄太多，评起来有些“吃柿子捡软的捏”的味道，而是更看重在“谜团”背后反映的东西：一种在历史问题上作伪造假愚弄大众的文化现象。
笔者阅读舒云女士的“九·一三”研究成果时，开始对其诸多新见大为诧异；继而发现其错误多多；而后又搞清楚这些错误都是作者故意所为的。其手法大胆泼辣，花样百出，在笔者的阅读经验中，从来没有见过有如此捉弄读者，恶搞研究对象的作者。
舒云女士不仅是在口述史料造假，甚至包括她写的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材料，她自己就未必看过。仅举一例：舒云女士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书中，多次引用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在失事现场的调查材料，其引注为“彼得·汉娜姆《解开林彪死亡之谜》，载《亚洲周刊》1994年2月1日”。《亚洲周刊》是本香港杂志，1994年2月号的《亚洲周刊》中并没有书中引用的“汉娜姆《解开林彪死亡之谜》”的署名文章，只有一篇题为《林彪秘辛大公开》的文章，内有关于澳洲记者（该文将汉纳姆译为韩培德）调查林彪死亡事件的介绍。可以断定，作者舒云女士根本没有看过《亚洲周刊》的文章，完全是在借外媒之名制造流言，戏弄大众永不满足的猎奇心。
对于舒云女士制造的林彪出逃“谜局”，本文上述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读者应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作者的手段并不高明，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只要能够去追寻一下出处，核对一下原文，对比一下史料，都能判断出子丑寅卯来。所以，对于笔者这些琐碎的证伪工作，学界同仁可能会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类似无聊。实际上，笔者感兴趣的只是这种以假乱真的社会文化心理——舒云女士制造的这些本不难辨别的“谜团”，为什么会流传于世，甚至还蛊惑了一些媒体？好奇不辨、跟风盲从的心态，这是一种心智上不成熟的表现。
舒云女士的“九·一三”研究，搞的是一种帮派史学。她是从预设的价值立场出发的，打出的是为林彪鸣冤叫屈的翻案旗帜，持颠覆“两案”审判的立场，在海内外得到了一批对林彪抱有好感的拥护者和同情者的呼应。他们以为林彪翻案为研究的前提，以为林彪翻案为材料取舍的标准，以为林彪翻案为研究的结论，甚至还要把林彪塑造为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拉帮结派，搞学术江湖。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帮派史学的特点。帮派史学不是从史料出发，而是从观点出发，有一种“捞稻草”的心态，一有什么对林彪有利的新材料出现，哪怕仅仅是网络传言，都会让他们激动不已，作为证据，赶紧发挥联想，编造故事，自拉自唱，鼓噪一番。然而，舒云女士虽然打着为林彪翻案的旗号，但似乎并不是真的想搞清楚林彪事件的历史真相，厘清“九·一三”的有关史实，而是到处捞材料，搞道听途说，以假乱真，混淆视听。这实际上是在恶搞林彪。
笔者的看法是，“翻案”是搞政治，不是搞研究。从搞政治的角度看，翻案的主体是谁？客体是谁？由谁来翻？要翻什么？林彪是“文革”司令部的副帅，是对“文革”是有重大政治责任的人，“九·一三”的事件性质也与前苏联的布哈林案、托洛茨基案截然不同。给林彪翻案关系到“文革”如何叙述的问题，对“文革”受害者如何交代的问题。不仅今天的执政者不会翻，今后的执政者也不会翻。笔者是把“翻案”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来看的，是作为学术研究中的反证研究，希望能听到来自反证方的一些新观点新材料。笔者还曾把刘家驹先生请到学校来，专门讲他的林彪事件研究。刘先生也慷慨地把他多年的采访材料让笔者阅看。尽管观点认识不同，但大家都能友好地讨论问题。
舒云女士的造势，使用了一套隔山打牛的功夫，善于在海内外的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由于“文革”和林彪事件研究在大陆属于敏感问题，一直没有放开，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大都来自海外出版物，许多人认为海外出版物能够说真话。其实，海外出版物虽然言说的自由空间很大，但写作质量是严重地良莠不齐，固然有严肃的学术写作，更大量的是商业写作。一些商业出版社缺乏基本的学术识力，喜好怪力乱神，往往戏说历史，以追求耸人听闻为卖点，招揽读者。林彪事件本身极富戏剧性，最为海外媒体热衷，并衍生出了许多离奇古怪的各种版本。对于海外的这些出版物，大陆学界一般不予评论，大众读者很难辨别，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空白区，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能招摇过市。舒云的文章书籍，尽管内容混乱，史实错讹，难以卒读，但她制造了许多离奇的“爆料”，用的是噱头十足的标题书名，所以在境外出版，还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海外一些持帮派史学立场的人，对舒云作品的唱和吹捧，也对读者产生了误导。这些人的文章书籍，基于帮派史学的立场，与舒云一样，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误读、曲解和篡改史料的问题。舒云们的写作，文理不通，史料不实，论述不清，居然还能造出声响来，这真是有些不可思议，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可以说，在一个学术自由的开放环境中，这些错误百出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的。
网络博客是舒云女士造势的又一个工具。舒云在她的博客中，搞了许多有关“九·一三”的东西，有真有假。她还公开登载“两案”审判的一些绝密材料，如总政林彪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80年8月）等。除去她误读歪批的那些批注，这个材料本身还是有些价值的。粗粗一看，舒云博客上的东西驳杂得很，实际上都是经过她过滤了的材料。只要是对她不利的帖子，质疑她的帖子，都会被她立马删掉，剩下的都是有利于她的。这样，让初来乍到的无知网客一看，似乎她真的是“权威”了。
口述采访是舒云在史料上产生硬伤的一个主要方面。口述采访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一套规范性的学术要求。不仅时间、地点、采访者要交代清楚，采访材料整理后，还要经过采访者的认可，然后才可作为口述史料使用。舒云女士显然是缺乏起码的学术训练，不懂口述采访的规矩，她自称是采访了上百个当事人，但她采访的这些口述史料，与很多被采访者公开发表的文字在同一件事的表述上差别很大。许多被采访者也因此向笔者抱怨舒云未送他们核实。舒云的这些口述材料，虚虚实实，自相矛盾，添油加醋，节外生枝，完全不能置信。
舒云女士还有一个习惯做法，即在真材料中“掺沙子”，似是而非，以假乱真。如上述舒云讲的林彪逃跑前的情况，就是她借用陈、张两个内勤服务员的名字编造的。在舒云女士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引注都得重新核对，与原文出入太大了。舒云女士对白纸黑字上的东西都敢这样做，口述材料就更不用说了。
胡适1930年冬在《介绍我自己思想》一文中说：“在这些文字中，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在当今乱象纷呈的网络信息时代，胡适先生的这些十分平实的话，对我们明辨是非真伪，仍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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