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北方还是南方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内容并没有书名那么浪漫，通篇几乎是近几十年考古学简报的汇集，但全书的体系、观点和结论却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和震撼性，我不能具体预测此书出版后，其主要观点会有多少学者反对或支持，但它毫无疑问将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和震荡。

    中国上古文明是首先发源于江汉淮流域，然后由南向北传播;还是首先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后由北向南传播?此书的观点认为是前者，这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

    清以前的学者对于中国西周以前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是以汉代司马迁《史记》等少数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五帝者，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次为《夏本纪》，首述大禹;次为《殷本纪》。尧、舜和夏、商的政治活动中心通常被认为在今山西、河南一带。由于百余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学术界已经对殷商史有了信实的认识，但对于夏代史，由于没有相应时代的文字证物，学界对之尚一片茫然。

    当上个世纪中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后，学术界将它界定为夏代至商代早期的都邑遗址。这样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使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上古文明的传播路径是从北方传播向南方的。后来发现的长江流域类似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即被学者解读为夏、商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此书引据乔玉先生的见解，提出不同的看法:二里头周围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研究显示，此地人口、聚落密度一直很稀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二里头属于农耕文化，在农田和居住地足够的情况下，农耕社会缺乏向外扩展的动力;二里头遗址出现的兵器并不多，也未见有以战争为生的族群存在，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影响力向外扩展呢?

    湖北屈家岭、石家河等古城遗址被发现后，一个汉水流域古代联合城邦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江汉平原在青铜器时期之前，就已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文明。所谓“二里头文化”实为汉水文明在青铜时期所产生的文化面貌，并影响到郑洛地区，其主要源自南方。考古证明，中国上古时期文明并非从北传到南，而是由南传向北。

    尧、舜、大禹等传说中的圣王和英雄，是不同传统来源的神话被合并的结果。舜和禹原本并非北方出生的英雄，例如舜在《楚辞》里被称为“湘君”，两位夫人被称为“湘夫人”，都被视为湘江之神，而湘江正是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南部。《史记》说楚之先祖出自颛顼，而《竹书纪年》纪录圣王家谱说:“颛顼产伯鲧。”鲧就是大禹的父亲，这样说来，大禹原本是楚人的先祖和英雄。《淮南子·本经》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三江五湖”并不是北方的风景。反观北方，渭、汾流域洪水的风险很低，黄河中游气候相当干燥，且在夏的时代北方明显可见有干燥化的趋势，因此，渭汾或郑洛地区都很难创造治水的神话。作者认为，夏朝的政治活动中心应该是在南方，具体而言，最有可能在湖北的夏水(见于《水经注》，今名为长夏河，据《水经注》汉水下游都称为“夏水”)，位于江汉平原，不少屈家岭、石家河古城都傍夏水而立，此地在古代因地形之故常有水患，非常需要治水，且屈家岭先民确实早已发明治水的工程系统，既然如此，吾人何以不将邓家湾或荆南寺等城址视为大禹治水的夏国呢?

    作者还提出，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存在过一个先楚文明，它的规模、传统及国家化的程度，可能是当时所有古文明族群中最高、最为辉煌的。这就是说，楚国文化传统应当比其他诸国更加古老，尤其早于从北方南下的商周统治者传统。那么，为什么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不是这样的?而原本的历史不见了呢?作者认为，流传于世的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这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利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因此而掩盖原先历史的真相。这些传世文献撰写的时代始于周，且使用殷、周文明的文字作记录，则必然代表殷周贵族出身的北方族群立场。从中国各个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北方族群的发展较晚，其历史相对较年轻，从殷、周时代起才逐步将广大城邦促为一统政权，而成为所谓历史的“胜利者”，他们也因此掌握了历史的表述权，能够撰写推扬自己势力与“德性”的历史，并将之传世。他们借用原来南方族群古来自有的神话，将舜、禹视为自己族群的圣王。但即使如此，在以北方为中央的正统史里，还是有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发现其实古代南方的文明化比北方还要早。换言之，今日我们普遍认知的神话，虽然乍看之下似乎是一条一元发展的历史，但其实内中每一段神话故事、神圣英雄，其原始的来源，恐怕也是许多不同族群之神圣历史交相合并、融合而成的结果。

    以上是这部书中的主线和主旨，虽然这些观点大胆而惊人，但并不是异想天开之论，而是由一部在我看来严肃而又严谨的学术著作提出来的。此书出版后，难免会受到批评或责难，甚至也可能会被批得“遍体鳞伤”，但我相信此书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法相结合来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其意义主要不在于，书中的结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在于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址文物面前，我们不能仅将有限的传世文献作为解读它的参照系，而应凭着历史学家的辛勤努力，为其创造新的有助于作可能性分析的新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