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的历史与理想

    如何从历史与现实来理解东亚文化，东亚文化的特点与发展应该如何展开，尽管当下的东亚如一团乱麻，但从漫长的历史中倒可以看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近期读了韩国赵东一教授的《东亚文明论》，他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重审东亚文明的价值，从东亚文明自身的历史与发展出发，总结东亚文明的形成、发展与困顿，从全球文化史的角度，对东亚文明的未来发展充满希望，并提出重振东亚文明的宏大设想。

    一

    “中世化”概念是一个创新性的概念，也是重新理解东亚文化的一个出发点。赵东一认为：“虽然近代化一词及其相关探讨是在欧洲文明圈内首先开始，后来被引进到东亚的，但是中世化应由东亚学术界先行开创，并最终确立下来。现在重新展开中世论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点：还原被近代主义者随意歪曲贬低的中世历史本来面目，以寻求正确地理解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说是为实现下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为了纠正近代主义者认为近代是历史发展终点的错误观点，也为了人类能顺利地超越近代，朝着下一个时代前进，我们必须对过去的中世化进行深入研究。近代为了否定中世而继承了古代，同样，为了否定近代，下一个时代也必须要继承中世。”很显然，“中世化”的提出既是为了回到历史，也是为了超越现实。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说”从文明起源的角度说明了世界文明史的多元性，但“轴心说”只是从文明的起源的角度，说明了几大文明的源头大体在一个时期产生，并未说明各自文明的形成和文明圈的特点，也并未说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东亚文明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其实“轴心说”忽略了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早期的发达，忽略了在中世化时期，东亚文明高于欧洲文明的历史。尽管他已经认识到世界文明并非西方一枝独秀，但历史的维度仍是不够的。赵东一的“中世化”则说明东亚文化一体化比欧洲的近代化要早，其文明发展也要高于欧洲文明。

    从历史来看，“古代文明只有中国一枝独秀，而从中世开始，汉文传入周边。中世的概念确立。……中国的中世化和其他国家的中世化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将儒教尊为传统，之后又吸收了佛教思想，并将其作为整个文明圈的普遍宗教。记载儒教和佛教经典的汉文逐渐成为文明圈内的通用书面语，广泛应用于文学创作之中。从骈俪文到古文，从古诗到律诗，中国首先确立了诗文的规范。东亚各国分享这一文化成果的时期就称为中世。总体上来看，这些变化是从公元前后的汉代之后开始，进入古代至中世的过渡期，可以认为公元5世纪至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开始进入中世；至7世纪的唐朝，才体现出较为完善的中世化面貌。”

    这里用“中世化”来表示汉字文化圈形成后的一个更大的文明体的发展阶段。东亚文明的核心特点就是中国、韩国、日本和琉球都使用汉字。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中世出现了统一使用通用书面语的文明圈。通用书面语在中世首次出现，使文字生活得以扩展，记录文学得以远播，这也是世界史的一大转变。通用书面语成为普遍宗教教义经典的撰写语言，使得普遍宗教思想得以保存下来，并担负起各国之间交流之媒介，从而保障了文明圈的同质性。在各个国家，口语不同的人们也得以确认政治和精神上的同质性，这也得益于通用书面语的共同使用。”

    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坚实的历史事实之上的。“韩国既有当时使用汉文来歌颂建国大业的金石文，也有一些记述历史的后代著作。而日本的《日本书纪》和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采纳了汉文文明圈通用的历史叙述方式，既体现了东亚文明的同质性，又提高了对于本国历史的主体认识，这两个方面都应该给与肯定评价。除了韩国、日本和越南以外，南诏、琉球等国家基本上也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中世文明进程，从而大大扩展了东亚文明圈。这些国家使用汉文这一通用书面语，与文明圈中心的‘天子’形成册封关系，篆刻碑石以弘扬国威，记录历史、创作诗文以描述民族生活。另一方面，倡导民族语言文学，另辟蹊径，将文明圈的共同规范变为己用。由此，东亚开启了一体和多元共存的时代。”

    二

    汉语作为东亚通用语，其刻版印刷技术和书籍普及程度都要早于和高于同时代的欧洲。汉文文化圈的历史要早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圈。“南亚和东南亚的佛经都是手抄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也都是手抄本。印刷刊行普遍宗教经典的行为只存在于东亚大藏经文明圈。印刷方法是将字刻在板上，蘸上墨后印在纸上。佛经使用了现有的木版印刷技术，而佛经的版刻和印刷又促进了木版印刷的发展。”“虽然欧洲也开发出了活版印刷术，首先用于基督教经典印制，并出版了其他书籍，但由于存在很多技术上的困难，纸价也比较昂贵，因此书籍的普及相对落后。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开始利用动力驱动来进行活版印刷，欧洲的印刷技术和书籍普及才超过了东亚。”在这个意义上，东亚汉籍不仅仅是一个文献学上的概念，它同时代表这一个文明体的精神载体和文化凝聚，如果将这种现象放在世界史范围内考察，其价值和意义便立即凸现出来。

    东亚文明作为一个共同的文明体，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例如唐代著名诗人温庭筠写下的著名诗篇——《送渤海王子归本国》：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和唐朝隔海相望。国家虽不同，文明却是一体的。也正因为如此，渤海王子才能在唐朝停留期间写出辞藻华丽的诗句。这里的“车”指的是制度，这里的“书”指的是文化，“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生动地说明了东亚文明是一体的。汉字不仅出现在书籍上，碑刻上也留下了大量的汉字碑文——在这一时期不仅高句丽、新罗如此，南诏、日本、越南、琉球等地也都开始用汉文撰写歌颂建国大业的碑文。这标志着汉文文明圈的形成以及中世时代的到来。虽然所有国家均接受中国天子的册封，往来的国书也都按照相应的格式书写，但是各国在撰写颂扬建家大业的金石文时，却常常表达为国王直接代行天意，大大提高了国家的自主性。

    通用书面语和民族语言保持着双语关系，在共同使用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很多地区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而具体的情况则根据其在文明圈中所处的位置及时代的变化而不同。有些国家首先实现了中世文明，有些国家则稍晚一些。根据情况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中心部、中间部和周边部。中国、韩国和日本分别很好地体现了中心部、中间部和周边部的特征。应将这一认识作为比较研究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从而摆脱肤浅的孰优孰劣之争。

    “汉字作为东亚通用书面语也发挥着政治功能，这在东亚的科举制度中体现最为突出。科举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除了贱民之外，所有的良民都有机会参加这种汉文能力考试，从而步入仕途。科举制度使得中世身份等级制度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这种现象在其他文明圈中是没有的。中国自公元589年，韩国自958年，越南自1075年开始实施科举制度，东亚的中世文明进程因此走在了世界前列。日本没有引进科举制，而是保持了根据身份来担任官职的传统，长时期徘徊于东亚文明圈周边国家的位置。”

    三

    西人东来后，欧洲人也看到东亚文明体的基本特点。这样，传教士们开始以书传教，西方文化以汉字形式在东亚传播，我将这批书称为“西学汉籍”。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如何应对西学上，东亚各国对原有的东亚文明共同体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导致东亚裂变，东亚文明体开始被抛弃。东亚各国都认为应该向欧洲学习，摆脱落后，走向先进之路，由此，都开始贬低东亚文明，贬低文明圈的同质性，转而崇尚民族文化。

    东亚各国面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不同对策，形成了近代史上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赵东一对日本的“脱亚入欧”的国家发展路线与后果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中国只是将汉学视为本国的国学，并不认同汉学是中国、韩国、越南、日本一起创造的东亚文明的共同财产，将日本、韩国以汉字通用语为基础的文化成果，视同于欧洲、美国一样的海外汉学，而没有看到日本、韩国、越南的汉字文化成果是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联为一体的，是东亚文明的宝贵财富。

    从宏观的历史来看，我们相信东亚的再次崛起，“文明和文明的关系也如出一辙。与中世其他文明圈相比，欧洲文明圈曾处于弱者地位，到了近代却成了领头羊。而在中世比欧洲文明圈先进的东亚文明圈，到了近代却落后了。先进与落后的彼此转化将再次上演，超越近代，从而开启下一个时代，历史将在不断重复中向前发展。这也是生克论给予我们的启迪：循环即发展，发展即循环。”

    当下的世界文明发展已经揭示出了西方文明的问题和病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扩张西方发展模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东亚国家深刻地认识到已经不能完全围绕美国的指挥棒打转，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而应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走东亚特色的发展道路。且伴随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东亚人的归属感、认同感开始不断增强。如马哈蒂尔所说:“一种地区意识正在东亚出现，亚洲自豪感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烈。”近年来东亚学者开始认同儒家文化。东亚学术界基本上认同了“东亚儒家资本主义”及其成就，并提出将东亚共同经济圈建立于共同的文化——儒家文化地基上、儒家道德是东亚人共同的意义之源、儒教是东亚人的心灵皈依之所等观点。杜维明指出，东亚人把东亚经济的“成功因素”归功于儒家思想，是长期感到被西化压制的东亚人的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或“归属感”的表征。

    面对东亚的崛起，韩国学者提出：“为了纠正只有欧洲人扮演世界人的错误做法，我们应当将孔子塑造成为世界人。除了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也都应该成为世界人。我们应当从东亚乃至整个亚洲范围内挑选出几位有资格成为世界人的学者，让他们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应当改变世界史的失衡局面。但这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我们应当对亚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评价，让它的价值体现出来。”

    让东亚出现世界人，就是要确认和继承普遍价值。因为这有助于回顾生活姿态、建立思考框架、探索真理，所以应该不断回顾过去。创造就是将原有财产加以重新利用，财产是越多越好，但是如果筛选条件过于严格，随意去掉并丢入垃圾桶，就是愚蠢的。

    从历史来看，欧洲文明圈发掘出所有遗产，并且精雕细琢，赋予其价值，而后推向世界，并以此为豪。而东亚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不断地抛弃自己的遗产。究其原因，还是自卑意识或者是失败意识在作怪——认为欧洲文明圈是整个世界，是世界中心，而我们只是远离中心的微不足道的存在。现在我们应当抛弃这种错误的思想了。世界的中心并不是永远固定的，历史发展的主体也在不断交替。

    中国学者葛兆光也提出从周边看中国，意在于整个东亚文明范围内研究中国，而不只是在中国研究中国。赵东一所代表的韩国学者希望通过对汉字通用语的研究，从中世化历史中总结出整个东亚的文化价值，并将其继承下来，用于今天的东亚文明建设，这是对东亚文明重建的一次重要尝试：“在追寻东亚世界共同文化渊源，发现东亚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存在的固有联系方面，还有许多需要东亚各国学者戮力同心才能圆满完成的任务。”应该看到，东亚文明的复兴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东亚各国各有所长，果断的规划、严密的考证、多样的文化体验，再加上改变世界历史的震撼，一应俱全。除此之外，别无所求。东亚具备其他任何文明圈所不具备的幸运条件，但是将这四种因素结合起来并不容易。”这是一个东亚学者对东亚文化复兴的渴望。

    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沃勒斯坦的长时段历史理论，一百年、二百年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历史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显现出它的真正趋势。中国的复兴、东亚的复兴、亚洲的复兴将彻底改写近二百年来由西方人所主导的世界文明格局，这一切都有待东亚各国学者的努力。我们相信，东亚文明在经历百年磨难后，必将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