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眼中的中国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评论说：“If one talks about China today, then he should first read Mo Yan’s novels, which, for me, reach the level of Faulkner.”今天如果要谈论中国，首先要读莫言的作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把中国推上了风口浪尖，这顶桂冠上的荣誉与泥浆使得中国倍受关注与赞誉的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挑战。自从莫言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外一直都有“莫言为什么能获奖”以及“他是否配得诺贝尔文学奖”等诸多争议，美国的各大报纸媒体也有大量的报道。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并不代表一切甚至谈不上权威，但这是一个在西方价值体系中有着很大影响的奖项，莫言的作品也因此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一大媒介。笔者试图探究美国媒体特别是各大主要报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每日新闻》、《芝加哥论坛报》等，透过莫言获诺奖这个事件、透过莫言的文学作品看到了什么？究竟是莫言的作品震撼了外国人的视野，展示了一种新的中国印象？还是外国人在莫言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所想象的中国？

    美国报纸中的中国

    美国的主要报纸对莫言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对莫言作品的文学评论；二是针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的报道。而美国报纸对莫言的关注的实质其实是对中国这一大国的关注与解读。

    对莫言作品的评论几乎涉及了其所有主要作品，包括《生死疲劳》、《檀香刑》、《红高粱家族》等，这些书评基本都是从主题和艺术技巧两方面进行分析。报道提及莫言作品的主题时多是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如对中国历史及现代社会的黑暗面的揭露。二是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如中国农民围绕着吃、性以及权利的一生。一个评论家还说，莫言给出了关于他的国家的令人惊讶的准确形象，虽然有扭曲，却也是尖锐的真实。艺术上，多篇书评提及莫言的艺术是迷人的。他笔下的农村来自于神话与民间故事发生的魔力场所，作品中的不公平，漫不经心的暴力、恶臭、悲剧，它的卡夫卡式的挫折都引人入胜，等等。而总结归纳会发现，美国报纸甚至是西方对莫言作品的关注几乎都聚焦于莫言对社会现实、对中国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的批判。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也提到，莫言作品中充斥着没有节制的消费、过度、垃圾、肉体的愉悦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总而言之，中国无法抹除的历史错误，荒诞与惨烈，中国农民的丑陋人性，精神上偏于愚昧，道德上偏于堕落，整体生存环境是野蛮、落后的形象是美国报纸在莫言作品中所关注并提炼的中国形象。

    关于莫言的获奖报道的数量远远超过对莫言作品的关注，莫言自身更甚于莫言作品成为了焦点。美国报纸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又可以细分为两点：一是针对中国及中国政府；二是针对莫言本人。

    第一类文章公开指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出版审查制度，认为这限制了作家的思维及感知能力，因此中国无法出现真正的永恒的文学。又有报道认为莫言获奖不是个人的创作更是集体的成就，还有的猜测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企图与中国和解的结果。报道中也谈及西方人熟知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望，极少数报道认为莫言获奖是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舞台的承认，更多的报道认为中国人对诺奖觊觎已久，中国媒体自认为中国文学从此进入世界的舞台，等等。总体来说，其态度是贬多于褒，更谈不上承认。

    而对莫言本人的报道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指责莫言政治立场暧昧。他们认为以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是与本国政府政见不同者，是自由思想者，而莫言是例外。偏激的报道攻击莫言是政府的傀儡，没有独立的人格；客气的辩护则认为莫言更多是一个身处系统之中进行批判的人。而莫言获奖这一现象引起的政治争论则占据了报道超过一半的比例，很大一部分都是持反对意见。这些批判基本没有立足于莫言的文学作品。当然，报道中也有为莫言辩护的，辩护一般来自莫言的翻译者，认为文学与政治不应该混为一谈，承认莫言的作品中有对于中国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并对莫言作品的艺术性给予肯定。但是辩护淹没在批评的浪潮中，力量极其微小。

    而美国几大报纸在简介莫言生平时有个有趣的现象：报道中要么必定提到莫言小时是吃树皮、草根艰难度日才存活下来；要么就得提到莫言因为“文革”辍学去养牛，是个农民形象。然后对他的笔名莫言“no speaking”进行特别说明：这是个在中国审查制度下的无奈之举。

    这一系列的报道中，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文学事件使得莫言自身成为了一个形象、符号，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行为、言语都被聚焦与评论，供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各种认识与猜测。尽管人们历来强调，文学不等同于政治，但是这丝毫不妨碍美国报纸对文学奖项的获得者莫言的政治攻击。

    而无论通过对莫言的文学作品还是对莫言本人的解读，中国在美国报纸中都是个政治上不自由，道德上偏于堕落、混乱，精神上愚昧，整体生存环境落后、野蛮的形象。  而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形成的原因都有哪些？究竟是莫言的作品震撼了外国人的视野，展示了一种新的中国印象？还是外国人在莫言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所想象的中国？

    中国形象的成因

    上述中国形象的成因，既有莫言自身写作的原因，也有美国媒体阅读视野的因素。

    莫言说自己是为老百姓写作，并且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他的作品批判中国的黑暗面，撕开那些难以忘记的历史伤口，有着强烈的批判性，有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等等。但同时莫言的作品以“魔幻现实主义”著称，他的想象驰骋飞跃，小说也有夸张、扭曲与失真的地方，如赤裸裸的对中国农民生活中的性的描写，男女感情的喷发以及农民的愚昧、暴力等。他写人物的毫无规矩，写他们在酒缸里小便，在高粱地里睡觉，写出了一群对暴力、性、乳房、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人。崇高而诗意的生活、高尚而美好的情感不是莫言的描写对象，不是他的选材，在他的文本里人物很少有优雅的谈吐、得体的举止、健全的人格——多是落后野蛮、可笑可鄙的。作家有选择自己表达世界方式的权利，但诺贝尔文学奖使莫言的作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无意中也使得莫言的作品成为谈论中国前西方要先睹为快的作品，莫言主观要传达的文学世界影响了美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

    但是，文学原本就有夸张与扭曲的成分，莫言也道出了中国的现状，美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有着中国的部分真相。中国虽然快速崛起、发展迅速，但是仍然有着不得不正视的历史问题与错误，地区发展不平衡，某些地区的落后，人民的道德等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确实存在某些问题，才有美国媒体这样的解读。

    还有，莫言在国外的演讲以及他的生平介绍性文字中经常涉及自己幼年时吃草皮、树根以及辍学等经历。他自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多次声明饥饿与孤独是自己创作的财富以及因为害怕说话闯祸而以“莫言”为笔名等经历。这些原本是作家想介绍自己经历、介绍中国的文字，被给予过分的注意，也使得美国媒体通过莫言传递出的中国形象又黯淡了几分。

    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不管莫言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是失实还是真实，美国人为什么选择相信莫言的作品、讨论莫言的作品，究竟是莫言传达的中国形象震撼了美国人的视野，还是美国人在莫言的作品中读到了自己所想象的中国？

    许多人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翻译家的功劳。葛浩文是莫言作品翻译的最大功臣之一，而他的翻译更多时候被称为“改写”。他是熟知美国人心理的作家，他曾经说过：“就美国人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来看，第一种是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政治多一点的，还有一种侦探小说，像裘小龙的小说据说卖得不坏。其他一些比较深刻的作品，就比较难卖得动’”。“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另外，美国人对讽刺、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特别感兴趣。”可见，美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原本就有预设，莫言的作品恰恰有这些吸引西方的成分。而翻译者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阅读口味又对莫言作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这更符合了美国人的阅读喜好甚至是期待视野，同时也多少扭曲了人物的行为，影响了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解读，使他们在  对莫言的获奖报道中紧紧揪住莫言的政治立场，这说明美国媒体对中国政治的关注也有自己的期待视野。

    这一期待视野是如何形成的呢？“异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与想象；二、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三、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述或象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对中国形象的想象是有地理上的认识原型的，美国人之所以相信莫言描写的中国世界，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所见所闻，他们对中国形象的构造有自身或是他人的阅历作为基础。例如，公元前的欧洲把中国称为“丝国”，是因其盛产丝绸；13世纪的马可·波罗写了中国游记，盛行于14、15世纪，为欧洲提供了中国富裕强大、文明昌盛的信息；17、18世纪的欧洲所知道的中国情况主要来自来华的天主教士。地理上的发现之后，西方人依靠某些人的亲身游历而得来的中国形象，经过口头或文字的传递，进一步塑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形象认识。而在今天，网络世界与现实交通都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留学生、游客都不在少数，美国人能获取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中国是个大国，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外国人在中国不同区域看到的形象也不同，他们所形成的中国形象或许不能代表整体的真正的中国，但也确实是中国的部分现实，而莫言的作品或许部分符合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因此他们愿意相信并在此之上添枝加叶。

    期待视野的形成有原型，也有美国国家自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形象“与西方现代性价值：自由、平等、素朴、自由、进步等完全相反。这时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学的观念秩序。只有在中国代表的这个东方专制主义黑暗大地上，才能为西方现代性奠定政治哲学基础——自由精神与民主制度。只有在否定整个非西方世界的‘野蛮性’上，才能充分、全面地肯定西方现代文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引起的政治争议中，《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提到了莫言的辩护者的质疑：“Moreover, they questioned whether a neocolonial Western world could only accept a person critical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s a worthy winner.”即“一个新殖民主义的西方世界只能接受一个批评中国政治系统的人作为赢家？”其实，他们关心的不是中国的政治，而是以中国的政治来印证、突出美国政治自身的优越。中国是否专制、落后的真相并非很重要，重要的是在专制、落后的中国形象的勾画中他们反证了美国自身的自由、文明与进步。中国形象是否真实不重要，美国媒体也并不在乎，重要的是在对中国形象的勾画中反映出了美国的真实及其文明的优越。

    正如莫言自己所讲的，“我获奖产生了争议，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这场争议的目标，后来才发现争议的目标是与我无关的其他东西。”与其说莫言小说中的中国形象震撼了美国媒体，不如说美国媒体在莫言及其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所想象的中国。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带来的花环与泥浆其实是西方对中国的解读，荣誉中伴随着质疑，美国媒体在莫言及其作品中所关注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无关文学，也无关中国的真实，而更多的是对美国自我形象的勾画与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