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今年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120年前亦即1893年毛泽东出生，这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也是现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兴起的前一年。之所以指出此两点，是因为毛泽东后来的人生观、性格及政治理念的形成在相当大程度上同此两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回顾毛泽东的一生、纵观其所作所为时，个人认为从此两点出发，不仅会帮助我们跳出“成败”或“英雄”之评价陷阱，更重要的是，此视角也许还可以让我们以独特的视野，得出有关毛泽东得失的不仅较为公正而且让人耳目一新的看法。

    一

    可以说19世纪的中国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出现问题。男人头缠长辫，成为洋人耻笑的对象，而且千百年来汲汲于科举考试，满脑子孔孟之道，以白面书生、四体不勤为荣，头出现了问题，阳刚气更是欠缺。中国女人从明清以降，以三寸金莲为美，以弱不禁风、一步三摇为自豪，裹脚的风俗不仅导致近半中国人的脚出了问题，甚至直接导致近半中国人属于残疾之列。病态的男人与残疾的女人，必然造成病态的国家。流传几千年的儒家文明及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中国人长期以来生活在孤芳自赏、坐井观天的自满视野里，未能及时认识到西方及西化的日本国力蒸蒸日上，世界政治、经济及外交发展一日千里，因此未能及时改弦易辙，奋发图强，直到被日本在1895年打得一败涂地。1894年至1895年间的甲午一战，日本人终于把中国人从“四千年一大梦”中惊醒。中国人从此无法再自称“天朝大国”了。不仅如此，诚如著名翻译家及学者严复在1895年所说，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东亚病夫”。严复、梁启超、张伯苓等先哲开始认真探求救亡图存之道，大力鼓吹中国人要向西方学习，根治中国人的头脚痼疾，重塑国人形象，寻找新的国家认同。以西方为目标的国际化进程在中国开始启动。这一巨大思维变化，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思想及体育理念打下良好基础。这些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人要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则意味着强身。在严复等“东亚病夫”处方的激励下，一些中国人开始拥抱西方体育。

    因缘巧合的是，就在毛泽东出生后的第二年，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发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两年后的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与中国甲午战败、人心思变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或者说与近代中国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在这一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开始关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并强调体育救国，西方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因此被介绍到中国。他们把引进西方体育同救国强种、寻求新的国家认同联系起来。中国古代词汇里并无现代意义的“体育”一词。现代意义的“体育”一词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才出现，而且还是从日本进口而来。梁启超，这位民国时期重要的改革家和作家是最早使用现代“体育”一词的标志人物。他不仅强调体育的现代意义，并把它同尚武相提并论。梁启超在他1902年发表的文章《新民说》中写道：“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曾经留学德国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也明确地指出：“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毛泽东的同时代人、后来也成为其主要敌人的蒋介石对体育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也是非常明确的。蒋介石多次声称，“国力所系，尚武精神，……体育救国，共展雄图。”可以说， “体育救国”在20世纪初成为广为流传的观点，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一个广为传播的口号，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救国强种”和“体育救国”的口号响彻全中国。

    生长在这一时代的毛泽东的救国思想、政治理念明显打上了体育的烙印。显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尚武观念的忠实信奉者，对体育及体育救国理念有极高兴趣。有一次他未来的岳父杨昌济跟他提到，居住在40里之外的柳午亭先生系留学日本归来的，是一位体育运动的提倡者和实行者。毛泽东听到此事的第二天即拜访了柳先生，并同他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在此一背景下，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为《体育之研究》实乃情理之中，该文于1917年4月1日刊登在颇具影响力的期刊《新青年》之上。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一名的繁体笔画为二十八画）。在文章中他指出：“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长是不改，弱且加甚。……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在他的观点当中，“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毛泽东认为中国人要救国图强的第一要务应为“野蛮其体魄”，认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毛泽东也许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了解不算太深，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对该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所提的“奥林匹克运动的真髓是斗争”肯定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顾拜旦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获胜，而是奋力拼搏。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写的自勉诗“与天奋斗， 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后来成为毛泽东一生的名言及座右铭， 成为毛泽东政治决策的基础。很少有人指出的是，这一名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顾拜旦所说是如出一辙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毛泽东青年时期所写的诗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同样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其不畏斗争、奋发图强的性格及思想。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毛泽东一生的政治理念及思想与他青年时期形成的体育思想及体育观有着密切联系。毛泽东一生中不同时期所作的许多著名诗篇也充分反映了此点。如其1925年所写《沁园春·长沙》一词即是如此：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里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但很少人意识到“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对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理念的重要性。1956年，毛泽东在其另一首著名的有关体育的诗篇《水调歌头·游泳》中，则直接公开点明体育与其思想的关系。 在这首词中， 毛泽东直接将其游泳同政治、同中国发展及前途连在一起，同时也直接点出体育对自己的政治影响。他写道：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不仅如此，毛泽东一生鼓吹斗争、不惧战争，同其年轻时期推崇体育及体育救国事实上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位描写极权政权入木三分的英国人乔治·奥威尔也许不为毛泽东所欣赏，但乔治·奥威尔所说的“真正的体育和公平竞赛毫不相干。伴随它的是仇恨、嫉妒、自夸和对于所有规则的无视，还有观赏暴力的变态快乐；换句话说，体育就是没有射击的战争”绝对为毛泽东所接受。在毛泽东时代，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实际上，毛泽东在不少场所利用体育和其好斗的个性向世人展示政治暴风雨的来临。1966年，毛泽东用畅游长江来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经典案例。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此举当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体育活动，而至少有两大含义。其一，向国人世人展示其虽已七十来岁，但身体依然健康。其二，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要用体育来预示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大革命。读出体育背后的真实的及象征的含义，才是理解毛泽东的关键。才能体会为什么在毛泽东此次游泳后，“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口号及预示“文革”真正来临的政治风向标。

    二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生强调矛盾对立，他的一篇重要著作就是《矛盾论》。毛泽东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矛盾的化身。他一方面用体育来展示其革命的一面、斗争的一面、坚强性格的一面，同时，他也用体育来达到国际和解的目的。其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一个国际外交经典之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就成为死敌，外交上互不承认。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两个国家都面临很多挑战，彼此差不多同时意识到中美战略大和解是成功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前提。对刚刚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来说，只有同北京和解才能帮助美国从灾难性的越南战争泥潭中脱身，才能帮助他在同莫斯科长期陷入僵局的谈判中取得优势， 才能通过打中国牌取得对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本。此外，尼克松一心想青史留名、成为一流政治家，能在自己领导下实现中美和解，当然对他有很大诱惑力。就在尼克松思考如何同北京修好时，毛泽东也在苦苦思索如何应对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自60年代初以来，北京为两大超级大国的敌人。但到60年代末，莫斯科成为北京的致命威胁。1968年，苏联公开宣布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即在任何国家敢于挑战苏联权威的情况下，赋予苏联动用武力的权力。苏联正是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原则下，在1968年野蛮地镇压了捷克革命。北京此时无疑成为莫斯科军事摊牌的对象。确实，1969年两国发生边境冲突就是一个明显信号，中俄两国已到全面战争的边缘。毛泽东需要美国来制衡更为危险的苏联。同时，和美国改善关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中国对抗苏联的威胁，对于毛泽东来说， 可能还可以帮助解决台湾问题。 到60年代末，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台湾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仅此两点，即可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同尼克松一样希望中美和解了。 据说在获悉中苏边界冲突后，毛泽东曾经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做文章了。” 

    为了展示诚意，双方都频频伸出橄榄枝，释放善意信号。尼克松甫入白宫，同北京和解立即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1969年，尼克松亲自要求美国驻华沙大使和中国外交官直接接触，传递友好信息。尼克松自己也多次向同北京友好的外国领导人传递和解信息。如在1970年，他告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美国想同北京高层谈判。1970年10月，在一次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当中，尼克松甚至宣称：“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在死之前想要做的话，那就是去中国。” 如同尼克松一样，毛泽东也用他自己的方式释放同美国和好的信号。19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斯诺和他共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会谈，慎重向斯诺表示，他欢迎尼克松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1970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照片：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和毛泽东在一起，右上角的口号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些精心策划的姿态，都是向尼克松示好的信号。就像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的当天对他的助理说，会谈和照片是被用作“试探气球，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斯诺的角色是很清楚的，正像毛泽东自己所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遗憾的是，斯诺不算一个合适的红娘，因为尼克松政府并不相信他，他也无法及时向尼克松传递信息。不仅如此，如同尼克松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来所承认的，中国人“高估了我们的悟性，因为他们传递过来的信息太微妙了，我们这些毛毛糙糙的西洋人根本就无法领会这些敏感信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美和解大局已定后才领悟到，毛泽东实际上是用1970年10月1日和12月18日同斯诺的会见，向美国表达他本人已直接掌控两国和解的信息。 显然，尽管当时的尼克松和毛泽东差不多同时意识到中美需要大和解，但如何和解，甚至如何能让对方理解自己和解的诚意，都是大问题。双方毕竟误解甚深，敌意太强。两国的政治环境太复杂。中国当时仍处在激进派横行的“文革”当中，大多数美国人也已习惯了和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更严重的是美国国务院和白宫互相戒备，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缺乏统一的信号。

    中美和解的最佳红娘最终被证明是体育。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尽管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中国体育事业，北京也从绝大多数国际体育项目中退出，但对于毛泽东和尼克松来说，万幸的是中国保留了在国际乒联中的成员资格，并在毛泽东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指示下决定参加此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中国应该参加此次比赛。按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在名古屋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政府决定邀请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等乒乓球队赛后访问中国。此事让不少美国运动员妒忌，表示也愿意访问中国。汇报北京后，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中央政府把建议暂时不便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呈送毛泽东批准。 1971年4月6日，在经过了三天的犹豫之后，毛泽东批准了报告的建议，不邀请美国队访问。但在当天深夜，毛泽东在经过长时间思考后， 毅然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毛泽东在最后一分钟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一举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 

    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1年4月10日到达中国，访问一周后才离开。他们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获官方同意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团体。周恩来亲自过问美国队访问的每一个细节，并同他们谈话。在精心安排的会见中，周恩来告诉美国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以至于后来基辛格将这一会见称为“一个国际注目的焦点，它激发了世界的想象力，很大程度得益于周恩来精明的治国之道”。基辛格不知道其实是毛泽东在指挥这一场杰出的外交经典，周恩来只不过是付诸实施的具体负责人而已。

    毛泽东在1971年4月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决定，让世界大吃一惊。苏联人变得格外警惕，他们警告华盛顿，北京的乒乓外交是一个诡计，并且担心美国人“中招”。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人访问并举行乒乓球友谊赛的消息传到了白宫，正像基辛格所回忆的，他们简直“惊呆了”。尼克松对毛泽东的惊人之举且惊且喜，立即批准美国队接受邀请。 尼克松清楚地知道，毛泽东迈出了漂亮的一步，美国人应该跟上去。此情此景可用几句中国古代诗词来描述：“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毛泽东和尼克松努力所寻找的红娘，原来就是这个当时价值25美分的小小的白色乒乓球。以至周总理后来声称，毛主席把这个小球轻轻一推，整个地球都转动了。显然，毛泽东的乒乓球策略，正是尼克松梦寐以求的奇迹，因为毛泽东的这一漂亮动作，将帮助他实现中美和解的大战略，实现他的世界秩序的新蓝图。借助毛泽东的安排，尼克松认为他能够实现“其他（美国）人所不能”的中美大和解。毛泽东的乒乓外交将两国对彼此是否真心愿意修复外交关系的猜疑一举打破。此后两国之间的外交大和解当然水到渠成，进展十分顺利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尼克松也很快公开宣布他要访华。当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最终抵达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向他解释了为什么他采取乒乓行动：“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大和解为两国带来巨大外交利益。对北京来说，尼克松决定访华的消息一公布，1971年10月，北京就顺利取代台湾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其二，中美和解不仅可以缓和中美关系，更让莫斯科不敢对北京轻举妄动，同时也为中共政权带来国际合法性。乒乓外交后不少国家争相承认北京。第三，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1972年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中， 美国实际上接受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条件。第四，此举开启了中美民间外交的先河。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回访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正式访美的团体。 尼克松当然不愿放过这一外交秀，盛情邀请并精心安排代表团访问白宫，并由他亲自接见。他甚至打算在白宫举办由中国代表团参加的乒乓球表演。然而，中国代表团访问白宫的计划差点泡汤。原定中国乒乓代表团访问白宫的时间是 1972年4月18日。但1972年4月17日，尼克松作出恢复轰炸越南河内及其海防的决定，获悉此一消息后，代表团向北京请示是否要取消访问白宫的安排。在中国时间的4月18日清晨（华盛顿时间为4月17日傍晚），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代表团应该口头通知美方，他们将拒绝在白宫会见尼克松。但是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这个决定时，毛泽东没有同意。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次访问应被视为中美人民外交的一部分，突然取消白宫会晤属不智之举。毛泽东因此指示，球队会见尼克松的安排以及向美国赠送熊猫的计划，仍然按照预定日程进行。毛泽东再次利用其务实的体育行为来实现其外交目的。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取得极大成功并在美国人之中激起了对于中国的巨大兴趣，成为开启迄今方兴未艾的中美民间交流的先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乒乓外交是现代中国外交的典范和国际化的关键一步。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我们回首120年以来毛泽东先生的历史遗产时，也许世人对其功过迄今仍无法盖棺论定，但毛泽东在人类的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实现中美大和解，这是值得世人肯定的。毛泽东生长在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但他率领中国人以不折不挠的奋斗气概，实现民族独立，其功不朽！今天的中国不仅在国际强势崛起，并成为世界体坛骄子，毛泽东的在天之灵，应该是欣慰的。毛泽东在生前几次表示要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游泳，遗憾的是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后来的中国领导人能在夏威夷游泳，中国人今天成为全球的弄潮儿，他应该无憾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年的今天，让全体中华民族之儿女重温毛泽东奉行一生的奋斗精神，再次“野蛮其体魄”，为实现真正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