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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鬼都会爱上好孩子
2011年秋季的一天，我应邀来到一位低调富商位于香港浅水湾的家中做客。他开遍全球的香格里拉酒店坐落于世界各地的经典地标处，而自己的豪宅则隐藏在香港海湾深处那片含金量最高的风水宝地里，居住于浅水湾的富豪皆是资深显贵，比如超人李嘉诚，以及清朝末期便来到中国的犹太家族嘉道理。而他的名字，丝毫不比前两位逊色，他就是全球十大华人富商之一，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
郭鹤年的别墅建在离海湾不远处的半山上，于山峦之间若隐若现，亦如这个家族的神秘气质。走进他的家中，郭鹤年和夫人已经在客厅等候。谈话还未开始，恰巧一封小女儿的家信从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寄至。孩子的消息总是最为珍贵，在我的面前，夫妇二人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情感，读着女儿的问候，他们潸然泪下。这样的温馨场景，让我心中顿生感动。读完家书，郭氏夫妇两人亲自带着我参观家中的藏品，相比于器皿摆设，最为隆重介绍的却是一排家人的照片。郭氏家族子孙众多，郭鹤年先母郑格如的照片被供奉在了最中间，旁边放着的则是母亲的亲笔题字：儿孙能如我，何必留多财；儿孙不如我，多财亦是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家共安宁。”郭鹤年将最后一句直接念了出来，接着说道：“母亲担心我成为奸商，要做好人，不要贪心物质，这是先母对我的告诫。”凝视着母亲遗像的郭鹤年，那份深沉的爱意与思念汩汩而来，蔓延到身边每一个人的心里。在这片充盈着浓郁亲情之爱的氛围里，郭先生又特意为我放映了一部影片，那是他专门邀请法国纪录片导演拍摄的关于母亲的传记。遥想当年，生于福建富贵门第的郑格如从福州漂洋过海远嫁到马来西亚郭氏家族，最为显赫的嫁妆，是一份福建协和大学的毕业证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成为了郭鹤年最早的国学老师，并影响了他的一生。平静、淡然的影调背后，是郭鹤年对母亲的悠长怀恋。他的细腻情感不仅赋予母亲，也同样播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采访结束之后郭氏夫妇在香港号称富豪饭堂的福临门酒家宴请我们摄制组一行人等，一道清蒸苏眉海鱼端上席，郭老亲自将鱼眼下方的一片鱼肉夹给我，说道：“这是鱼身上最有营养的部分，对你们主持人保养皮肤是最好。”惹得同一桌的女士们嫉妒不已。
出身于马来西亚富贵之家的郭鹤年，或许是华商当中最为低调的“富二代”。他26岁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商海打拼数十年，跻身成为马来西亚首富的他却极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传媒行业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郭鹤年的传奇段子：1986年，香港媒体的资深记者曾经与郭鹤年一同在法庭旁听庭审，却只当这位礼貌地询问能否入座的中年人是他自己所称的一个普通“米店老板”，直到这位“卖米的”老板保释完庭审证人起身离开之后，调查一番的香港记者才惊觉“走宝”!白手起家的华人富豪李嘉诚、李兆基都以低调为荣，却没有人比郭鹤年更彻底，连功力深厚的香港狗仔队都未能与他对面相识。第二代能够如此低调而成功，是第一代的苦心经营与悉心教导，也是第二代身为王者，却永怀忠孝之心的“好孩子”作风使然。坐在郭鹤年摆放着各式家族照片的大宅里，我问这个生于马来西亚的华商，为什么中文会如此流利，他说那都得益于先母，“她影响我们不要忘本”。一句朴实的话，伴随了郭鹤年一生的商业历程。
1973年4月的一天，郭鹤年在新家坡的住所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电话的另一方声称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了保密起见，需要请郭先生马上到香港会面。在香港浅水湾的宝华大厦12层，郭鹤年见到了两位神秘来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高级干部濮今心和林中鸣。“他们一坐下来就讲国家现在很紧张，缺糖，同时也缺钱，这种困难要想和我商量一下。”原糖紧缺的中国需要从海外购入30万吨糖，如此大批量的购买，势必会震动国际市场。“那事非常秘密，行情一出去我本人估计糖价会上涨20％到25％，一个食品要跳涨成那样是很凶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需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中国政府官员求助于郭鹤年，希望这位在高峰时期控制全球1／20砂糖的“亚洲糖王”能够出手相助。“我对濮先生、林先生讲，我会把自己的营业账口冻结起来，专门在五到六周之内替中国做事情。”30万吨之巨的砂糖，即便是糖王一时也没有如此多的存货，郭鹤年把目光转向了巴西等原糖市场，派人暗中进行采购。同时兵分两路，自己来到日内瓦的国际糖业会议，在糖价炒高之前收购英国、美国和法国的白砂糖进行期货交易。“我在日内瓦的时候，英国商人朋友对我说，你知道吗？最近巴西出现了没有见过的日本人，天天在糖区进进出出。”郭鹤年明白，英国人所说的“日本人”，事实上就是自己派去的同事。“第二天的大会上我突然接到国际电话，巴西的同事说我们有进展了，我讲你不但要进展，还要快，这边开始有震动了，不快的话事情就会曝出来。”回忆起当时紧张的贸易战争，郭鹤年记忆犹新。巴西的同事紧锣密鼓地签订采购合同，郭鹤年则大量购入欧美市场的白糖期货，三天之后，巴西合约签订，消息一出，全球糖价大涨。“市场一直涨，一开始涨我就脱手期货了，一路走一路卖。”郭鹤年在伦敦交易所积累的10多年期货经验，在为中国政府进行操作时大派用场，一面以优惠价格成功购入30万吨白糖，另一面又凭借多年的丰富经验为国家赚到四五百万美元的利润。每一个环节都精心部署、紧密衔接，如此精彩的贸易大战，胜仗回归的华商郭鹤年却甘当义工，分文未取。“帮中国买糖的同时，自己的公司也加入期货贸易中做一笔生意，不是可以赚得更多吗？”节目录制现场，我追问郭鹤年。“这对中国是不忠。”从小接受母亲忠孝之义熏陶的郭鹤年，一个简单的“忠”字里，饱含了几多温暖、几多赤诚。
一个好孩子的心是纯粹的，商海中的磨砺，使得这份心地更为透明。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创始人柳谷书先生曾经在儿子柳传志创办联想集团之初，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有两样东西谁也拿不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信誉。”这句话，让柳传志受用一生。我曾经问过他，父亲究竟在哪些方面给了他至深的影响，柳传志说了两个词语：敬业、勤业。柳老先生六十几岁的高龄前往香港为国家创建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上环蚊叮虫咬的陋室里写出一篇又一篇介绍中国专利法的文章。从上环的住地到华润的办公楼有一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为了省下电车票钱，柳老每天都走路上班。2003年9月，父亲柳谷书先生逝世，柳传志写的悼词很朴实——“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个铜板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这是一个企业家对父亲的评价，也是对于自我的评价。怀着对父亲的思念，柳传志在参与我主持的节目《现在出发》时，虽然也照例谈及自己跌宕起伏的改革之路、惊心动魄的商业之争，但那一次最打动人心的，还是他谈到父亲时的潸然泪下。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心中的教父也有泪水。“创业者是不断向前奔跑的人”，承载着父亲的殷殷期望，柳传志在节目结束时，以这句话自勉并共勉。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原来英雄不是没有泪水，而是含着泪水向前奔跑。
带着父亲的教导和传承，柳传志的家国梦想在时代的酝酿中壮大。“以产业报国为己任”成为了他赋予联想控股集团的第一要务。“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对我的问题，柳传志回顾起创业之初代理外国产品给他带来的深刻刺激：“联想以前卖人家的电脑，美国、德国在卖386机器的时候到中国来卖的机器是286，当人家做486的时候我们卖的是386。”
“最好的东西不会到你这儿。”同样在厦门经历过沿海特区贸易浪潮的我对此也深有体会。
“而且价格也贵，只有当你有了自己的电脑，而且能够跟他们一拼的时候他们才会降价，这时候我就知道了有实业的厉害。”联想与更加开放的中国一同经历入世的工业冲击和金融之变，深深懂得办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祖国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办企业能给国家缴税，更多地为国家增加就业机会，让人民的生活好，同时能够有所贡献。”带领联想从中国走向国际化的柳传志相信，中国企业的实力与诚信，在全世界看中国的21世纪，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正面形象，而自己为塑造这一形象的努力，义不容辞。
无论爱国，还是爱人，与任何性质的爱之付出相比，有爱的教父总可以凭借自身的魅力将这份爱传播得更快。2012年，稻盛和夫将他的“盛和塾”开到了中国。这个亚洲闻名的管理培训班一开讲就吸引了2000名中国企业家们前来捧场。在坐满2000多位企业家的《对话》特别现场，稻盛和夫所宣扬的核心理念颇能聚集“人气”——敬天爱人。“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美好的心灵、高尚的人格、正确的哲学。为了净化自己的心灵，深化自己的思想，我在65岁时曾投入佛门，在寺庙修行。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一直想把自己的价值观、哲学观变得更美好、更正确。对企业家们来说，人格理念或者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位驰骋于世界商海的亚洲经营之圣，将商业的本质归结到人性与价值。纵观中国企业所经历的转型阶段，从一开始的跑马圈地、资源整合，到之后用脑筋思考如何进行科学管理，提升经营效率，再到如今实现高速盈利的企业转而进行深层探索，建立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商业文明生态环境。每一次转型，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做出判断的原则在发展进入深水区域的中国变得至关重要。“是以私欲还是以良知来进行判断，结果将迥然不同。企业转型一定要转，但是如何转则由当事人的心态所决定。所以我认为必须重视思想理念。”稻盛和夫的价值观立意，在当下转型期的中国进行推广，显得恰逢其时。当中国的企业家们纷纷向稻盛和夫取心经时，这位日本“盛和塾”塾长的回答别具意味：
“我最早学的是孔孟思想。或许有人认为在当今这个科学发达的文明社会，古老的道理已不再通用，赶快赚钱才重要。但我认为越是竞争激烈的艰难时代，圣人们教导的为人之道才越加重要。年轻时学习了中国圣人们的教导，才造就了今天的我。”原来，中国的圣人才是日本经营之圣的教父。而当我将同样的问题抛向韦尔奇，这位西方教父给出的答案则更为具象、平实而幽默。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你就是最佳CEO，所以每个人都在问到底是谁培养了你，用了什么办法？”
“其实每个人都培养了我，我一直和学校里的孩子说，你决不能只有一位导师。从每个人身上学习他们最好的特质，每天都找出一个能够让自己更优秀的方法，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在通用电气每天花75％的时间与不同人打交道的CEO，把每一次会面都视为一次学习。而学习之余，韦尔奇也并不否认自己的运气，“成长为优秀的CEO运气非常重要”，通用电气成就了韦尔奇，而他自己也遇到了经济发展最好的时代。优秀是一种习惯，运气却可以成全优秀。海尔集团的CEO张瑞敏同样将自身与海尔的卓越成就归结于运气——时代和国家所赋予的运气。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张瑞敏得以成为“海尔号”航船的船长，入世的机遇则给予了海尔真正出海的豪情。国力的强大支持着海尔在海外开疆拓土，1999年中国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开设工厂，奠基典礼上迎来了几百名社会各界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张瑞敏对我说，自己一生之中最为激动的时刻之一，就是奠基仪式上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那一刻。十几年前那个濒临倒闭、资不抵债，只能靠借钱发工资的小工厂，如今能够在美国的土地上拥有大厂房，“应该说这是一个梦想”。实现中国梦的海尔，同时也成就了走出持续创新品牌之道的张瑞敏，这个美国媒体口中的“中国经营之神”。
既要成功，也要成仁，企业家要做好孩子的欲望来得越强烈，教父们的姿态就越醒目。2009年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柳传志和张瑞敏双双获得中央电视台十年商业领袖奖，两人一同出场，效果震撼。作为十年商业领袖，柳传志的关键词是“运筹帷幄”，而张瑞敏身后的大屏幕上，则打上了“挑战自我”四个大字。联想与海尔的发展历程被中欧国际商学院纳入十年经典案例，从此教父们的抱负，将影响更多怀有中国商业梦的人。
2012年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华商郭鹤年获得了终身成就奖。89岁的老人走上台时，全场起立，向他致敬。“郭老今天走上经济年度人物讲台，也彰显着经济年度人物国际化的视野正在打开。今天您捧得了全场分量最重的终身成就大奖，也体现出全球华人对于实业振兴的一份巨大的推动力。”站在这位不停向台下挥手答谢的谦逊老人对面，我的心中满是感激。身为晚辈，有生之年能与成就传奇而态度平和的“王”站在一起，并得以聆听他的每一个字句，实在是一份太值得感恩的收获。
“今天的年轻人都比我聪明能干得多，未来他们做大事业的机会也比我一生要多。按我的经验，也想对你们讲一两句话：第一，将来无论做什么事业，要抓住机会，不要东想西想；第二，必须有耐心，我记得邓小平先生提到做不倒翁，打倒了站起来，做生意一定要这样；第三，成功以后，赚钱以后要特别小心。几十年前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本人的经验，成功也是失败之母；第四，赚到的钱也最好回归给社会一部分，越多越好。”没有人能够轻易理解一颗走过小溪、蹚过小河、见到大海的灵魂。看见过他人无法享受的风景，才会有那份外界无法体悟的心境，以及那般寻常经营者无以具备的强大气度。历经世事的郭鹤年，将所有的领悟与胸怀，都真诚地袒露于中国的舞台上，那份浓厚的赤子之情赢得了经济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最为长久的掌声，那是对久违诚信的尊重、对纯粹商业精神的赞许，也是对复兴民族大义的致敬!
那一刻，我想起在郭老香港的办公室，他曾经对我说那栋楼的旁边原本是一个火葬场。
这个地点的选择让我当时心里一惊。
他却轻松说出了理由：我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价格如此低，我为什么不买？！
呵，西方式的谦逊、东方式的叛逆，教父们都玩得起。
在贪婪的时代，神和鬼都会爱上好孩子。
我们只和国王做生意
2009年4月，犹太裔中的名门望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六代掌门人大卫·罗斯柴尔德决定接受我的独家访问。消息刚公布，我的博客就被各种问题挤爆。关于这个家族的传说实在太为震撼，也太过神秘。当250多年前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普通犹太商人。仅用了不足100年的时间，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金融命脉，在其鼎盛时期，势力范围遍布欧美，所控制的财富甚至占到了当时世界总财富的一半，达到5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全年GDP的四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债由他们发行，每天黄金交易的开盘价由他们来确定，世界各国的股市都随着罗斯柴尔德资金的走向而波动，他们被称为当时凌驾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之上的欧洲第六帝国，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折断的五箭齐发的族徽，也因此成为世界金融权力的象征。那时“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在欧洲的影响力远比今天最当红的流行巨星更深入人心，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里，棺材铺的老板都会用这个名字来嘲笑贫穷的犹太音乐家。以色列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城镇和街道不计其数，南极洲甚至有一个岛就被称为“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有着肖邦和罗西尼为其谱写的乐曲，还有巴尔扎克和海涅为其撰写的书籍。财富与名望的双重桂冠一路顶到今天，罗氏家族的历史，有着太多的灿烂与辉煌。
走进罗氏家族的北京办事处，首先进入视线的便是从地角顶到天线的高高书架，书架上摆放着的都是与这个家族有关的传记，“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印刷在各式装帧精美的书本上，颇有漫漫家族长史的厚重气势。大多数的中国公众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许还不甚熟知，这个家族对中国却并不陌生，早在100多年前他们就来到了大清帝国的紫禁城。书架的显眼位置，当年清朝重臣李鸿章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字迹工整的亲笔信，如同文物般珍贵，亦如同勋章一般隐隐散发着一个庞大的西方家族渗透到遥远东方的显赫势力。
虽然这个犹太家族与中国的渊源已久，但最终引发中国公众对它产生强烈兴趣的，则是一本名为“货币战争”的畅销书。这本书讲述了西方近代史与金融发展史当中，国际金融集团及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如何控制世界财富和金融法则，算得上是一部揭秘性书籍。第一章的标题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道无形”的世界首富。与大卫·罗斯柴尔德的对话现场，我问出了无数网友在我的博客里提到的热点问题：
“你们家族究竟有多少钱？”
“我觉得我不告诉你这个答案你也不会惊讶的，我们从来不对外公布。”这位年过六旬的家族掌门人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问题，开诚布公的回答却将秘密掩盖得滴水不漏。“我们的祖先250多年前创建了企业，到了今天，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再去成天数钱，已经不是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了。”身为“富六代”的大卫早已远离了对于数字的追逐，更为看重的是触碰不到的影响力。而《货币战争》一书在中国为他的家族所带来的影响，显然并不那么令这位衣着精致的爵士满意。他对我说，他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想这可能跟一本在中国出版的畅销书有关，但是这本书和我们家族的真实情况还是有差距的”。
差距在哪里？大卫·罗斯柴尔德特意嘱咐栏目组，自己无意和这本书的作者宋鸿兵见面，因此两个人的对话无法实现。但我的同事们还是兴奋异常，以《对话》的解读方式制作了一份精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档案。当我将这份档案交给大卫爵士的时候，内心忐忑，不知道我们的解读在他看来又将如何，教养良好的爵士抚摸着质地精良的页面留下了一句出乎意料的感叹：你们的做工太细致了!只是感叹归感叹，成长于欧洲的爵士依旧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傲慢，关于罗氏家族发迹的历史细节，他没有任何与外界分享的欲望。同样身处节目现场的里特尔咨询公司中国总裁托马斯·席勒透露，历史悠久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各国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来自政府。
“说到这个家族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依靠250多年延续下来的声望和影响力，只和政府做—些很大的生意。你觉得这样的描述准确吗？”我和大卫进一步确认。
“是的，我们确实有很多政府的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个祖训：‘我们一定要和国王一起散步。’”
这个祖训更将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的生态系统推向迷宫，未知的财富数量、远离大众市场的政府交易，却又在冥冥中左右着每一个平民的生活和命运。大卫似乎很愿意聊一聊“命运”这个神秘的词汇，对我说人人都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掌控命运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我们法语有一句俗话，胃口再大也不可能吃下所有东西。”这个热爱美食的法国人将慢慢消化的道理运用于家族业务中，相信每年10％～15％的增长已经能够让生意越做越兴旺，“做得太大，你可能会丧失掉你的灵魂。”这或许就是灵魂不死的罗氏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
访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北京办事处的前夕，我曾经借阅过一本名为“世界银行家”的书，书中的一句话令即将对话大卫爵士的我颇有些泄气：“如果您想完全了解这个神秘的家族，那是几乎不可能的。”有人说，以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像是一艘航空母舰，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则更像游弋在深水区的潜水艇。“低调内敛“成为越来越多的媒体描绘罗氏家族在这个时代的行事风格时所惯用的形容词，昔日庞大家族如今的刻意隐匿身影，是担心树大招风，还是为了故作姿态？以深色调着装沉稳露面于节目现场的大卫爵士淡然一笑：“我们并不是有意把自己藏起来，也没有刻意地保持神秘或者是低调，其实我觉得老是说自己没有什么意义，能够保持一定神秘感的话，你会更长寿一些。”如此看来，名利场果真是新贵们的江湖，历经风雨的百年望族，更在意的是缤纷江湖之外的万古长青。
对于我的问题，罗斯柴尔德的回答几乎都以NO开头。面对那一副“你们，都错了”的表情，我没有感觉迷惑，而是心生一分隐隐的惶恐。中国的财经媒体平台从他傲慢而淡定的表情上，比照出的究竟是什么？追逐财富的商业中国是否跑得太快，使得灵魂跟不上脚步？身处全球金融的江湖之中，新人场的我们都想当那个积极的演员，而不情愿做一名冷静的旁观者。保守、神秘、谦逊、坚韧，从在这片江湖游刃有余已久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世界银行家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与风范。说到底，货币战争比拼到最后，看的就是谁坚持得最长久。岁月悠悠，朝夕哪堪回首？
透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弥漫了250多年的风烟，也许只能揭开欧美金融史的一角冰山。两年之后，当我来到世界上最为古老的金融之都伦敦金融城，才亲身感受到这里所隐匿的历史更为浩大——800年的岁月灰尘，厚重到令人窒息。那次的对话现场就设立在伦敦的“心脏金融城”，讨论的主题是这片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的地域在800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于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傅思途现场浓缩了伦敦城的历史，从罗马人在这里建立贸易点开始，几百年来一直承担着贸易中心的角色。国际化的进程加速了伦敦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场大变革基本废除了所有限制性的措施，让这里变成了一个轻松的俱乐部。取消几乎所有全球贸易限制的结果，便是大量外国公司的涌入。以美国为发端，之后各国争相效仿，最终让伦敦城变成了金融城，一座真正的国际贸易中心。
“轻松俱乐部”的伦敦金融城，真的轻松吗？站在金融城中心那座被誉为“银行之王”的英格兰银行门前，我似乎看到了索罗斯诡异的笑脸。美联储诞生之前，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辉煌不再，英格兰银行却威信犹存。只要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明确表示英镑不会贬值，哪怕经济已然下滑，英镑依旧可以坚挺，不需要其他理由。索罗斯却看到了英格兰银行外盛内虚的本质和英国身处欧洲汇率体系之内维持英镑兑换德国马克现有汇率的勉强。1992年9月15日下午，索罗斯将借贷到的大量英镑兑换为德国马克，以巨大的卖出压力迫使英镑贬值。英格兰银行虽然动用33亿英镑救市，最终也未能敌过索罗斯以及在他的反身性理论影响下牵动的国际游资对英国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充当过“全球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最终无力维持英镑汇率，英镑这一曾经的国际货币一路贬值，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索罗斯此时再用马克低价买回英镑，一举净赚20亿美元。，如果说1992年的英格兰银行事件是政府对钞票兑换的放纵所导致的货币贬值，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这座古老的金融城牵连之下遭遇对冲基金等金融产品冲击的时刻，自由贸易市场的集体损失，又应当由谁来埋单？监管，还是开放？持续兴盛，还是慢慢衰微？这样的疑虑似乎不仅仅属于伦敦，而是所有金融历史悠久的城市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摘自《惊鸿一瞥》，陈伟鸿著，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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