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造自得抒己见

    中国文学史上从汉末到东晋是一段很有特色的时期。其间战乱频仍，朝代迭更，文人死于非命者屡见不鲜，幸存者亦感彷徨、无助与痛苦。而能纾解苦闷、浇消块垒者，惟酒与药及诗文耳。此间的文学便在文人的苦难与挣扎中放出一段异样的光彩。从上世纪初期刘师培、鲁迅开始，一些深具眼光的学者便被吸引到这段文学的研究中来，其后罗根泽、萧涤非、王瑶直至曹道衡、王运熙、罗宗强等诸多名家，都以各自的学术工作，将这段文学的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到达一个高度以后，学术研究容易进入“瓶颈”，因为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文人群体、文学事件都已被说过，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似乎很难再推进。这时就非常需有新的眼光来重新解读这段文学。顾农先生的新著《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下文简称“顾著”)对这段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审视，独抒己见，于“瓶颈”中的魏晋文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研究者“独抒己见”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对一个无人研究的命题发表看法，一种是对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观点发表新见。前者好比在空地上插一面旗帜，后者有时则像在剥开层累的岩石。顾先生的“独抒己见”以后者为主，其中对嵇康形象的复原便是一个典型。

    说到嵇康，人们脑海中会浮现一位对抗司马氏集团的政治硬汉形象。这种形象的树立根源于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司马氏要篡魏，又想用舜、禹来美化自己，身为曹魏族婿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以“非汤武而薄周孔”来高调抨击他们，因而被杀。这种观念广为流传，尤其是鲁迅先生于1927年在广州发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谈到嵇康时也持此论。而顾先生从鲁迅写给老朋友陈浚的信中发现，鲁迅那次作魏晋之事的演讲，“盖实有慨而言”。也就是说，鲁迅演讲时的语境不完全在谈学术问题，也有若干别有怀抱的议论在内。若脱离当时语境而照搬鲁迅的话语并加发挥，显然是食而不化。那么嵇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顾著认为嵇康本质上是一位相信神仙道教的隐士，只是希望过高雅脱俗的优游生活。他在高平陵政变前后保持着基本相同的生活方式与态度。但时局变了，司马氏让文人们站队表态，嵇康却不以为意，所以他很容易被认为是拒不与司马氏合作。至于嵇康之死，顾著认为是一个偶然性很强的事件。嵇康原本只是掺和进了吕安的家事，但吕安在流放途中莫名其妙地给他写了封慷慨激昂的信，不仅把自己弄成政治犯的样子，还把嵇康拉了进去。这正好为钟会所用，将与其有私仇的嵇康送上了断头台。事实上，从当权者的大局利益来讲，这样的名士完全不必杀，而且司马昭很有雅量，不随便杀害文士，所以他在匆匆杀了嵇康之后很后悔。由此可见，嵇康之死不是由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所导致的。这样也好理解嵇康在狱中所写的《幽愤诗》、《述志诗》为何会有些低眉顺眼、自责自悔了，因为他原本就不是什么政治斗士。过惯高雅自由生活的嵇康，入狱后有些软化甚至是乞求，都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是我们习惯了简单的两分思维，不愿直面复杂的人性与惨淡的历史罢了。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顾著梳理了嵇康形象的接受过程，发现唐人在谈到嵇康之死时，基本没人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其政治斗士的形象是在宋人的评论中建立起来的。宋人党争激烈，他们看古人之事也喜欢从政治斗争着眼，嵇康自此被定型为不惧强权的政治斗士。而“英雄”是不会有畏死妥协之态的，所以有些人便开始怀疑《幽愤》、《述志》等诗是“伪作”。学术研究中的逻辑建构是需要的，但这种建构必须要统合所有史实，不能遇到不合建构者逻辑的史料便置之不理或斥为伪作。顾先生通过对嵇康的全面研究，剥开了层累在他身上的政治硬汉形象，还原出一个养性服食、弹琴吟诗、高谈玄理、潇洒出尘的隐士面目。

    一般的研究者若能以史诗互证的方法来揭示作品起因，还原历史场景，已属难得，但这还不能完全揭示诗歌的丰富内涵，诗人的内心要比外在的信息复杂得多。这就需要研究者再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将诗人的心灵重现在读者面前。顾先生关于陶渊明的研究就表现了这一点。

    以往关于陶氏逃禄归耕的原因，一般归结为晋宋易代、政局险恶，所以他要及早抽身;或说他痛恨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而弃官。这些外在因素对陶渊明的最终归隐确实起到相当的作用，但顾先生对陶渊明归隐的内在原因有更深入的揭示。陶渊明早年奔走仕进时，常在诗中流露“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的归隐情思，隐居山泽时又会表现出“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出仕愿望。顾著认为，这种诗与行之间的矛盾折射出的是诗人内心的焦虑与人格的分裂，表明此时的陶渊明还未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点。这种分析是符合诗人成长轨迹与心路历程的。到后来，陶渊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终于选择了真正的归隐，回归淳朴的园田、真拙的本性以及自由自在的精神家园。明白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真正体会诗人归隐时那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然之情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超然之得。顾著进一步指出，陶渊明在正式归隐后，提升了思想境界，克服了内心的困惑与人格的分裂，因而能够心平气和，从容不迫;但其内心深处又面临着两个新问题:不问政治与关心政治的矛盾，以及所谓“忠愤”与“卷舒”的矛盾。在归隐之初，陶渊明还未完全忘却世事，也写过若干与政治有关的诗，只是比较隐晦罢了。而对于刘宋取代东晋这一政治变动，陶渊明是持保守态度的，但他又能与刘宋官员卷舒容与，全身于东篱北牖之间。虽然陶氏开创了一种与孙登等人截然不同的田园化的心隐模式，但他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心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正说明这是一个真实的陶渊明。顾先生以细腻的解读，披文入情，直击诗心，揭示出诗人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顾著胜义如云，如对陆机在玄言诗上的开拓性贡献的分析，对谢混在玄言诗与山水诗过渡之间的破旧之功的揭示等等，都新人耳目。

    宋代理学家程子云:“不学，便老而衰。”(《河南程先生遗书》卷七)反之，一个不断思考与创新的人，他的心灵总是充满活力。顾先生在年近古稀之时捧出如此一部深造自得的新作，足见其学术创造力之旺盛。我们在向这样以学术研究为终身事业而不知老之将至的学者致以敬意的同时，一定要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与创新精神，这样，学术薪火才会代代相传，不知其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