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上)

    1971年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至今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真相扑朔迷离，史料支离破碎，坊间不断流传着各种说法，不同版本很多。在这些说法中，有的是需要进一步理清楚的真问题，大量的不过是些传言和臆想，许多还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假问题，亦有一些人故意簸土扬沙的造谣惑众之事。笔者在撰写《“九·一三”事件循时考》文章时，曾看到了纪实文学作家舒云女士的大作《“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载《文史参考》2011年9月上，第17期），对作者精心设计的“十大谜团”颇感诧异，试为一解。

   舒云女士自诩为“九·一三”研究专家，时不时就有“爆料”出现，制造些哗众取宠的噱头。这些“爆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离奇古怪，对其质疑声一直不断。这篇《十大谜团》，是舒云女士的一篇核心文章，脱胎于她在海外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文章中的闪烁其词之处，在该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下文所引舒云女士文字与观点，均出自《谜团》与《调查》，不另行注明）《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一本以“完整调查”为卖点，以大陆观光客为销售对象的书。作者书中提到的许多当事人，笔者也曾直接或间接地采访过，他们所谈的情况与作者所述的情况出入很大。“完整调查”中的“调查”，有的是大量羼水，有的是随意曲解，有的干脆就是作者托名被访者的故意编造。该书罗列的32个问题，其实不过是一些唬人的噱头。其叙述内容时间错乱，逻辑不清，头绪杂乱，前后矛盾，史实错讹甚多，实在难以置评。好在这篇《十大谜团》问题比较集中，是“完整调查”的一个压缩版，代表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比较方便我们探讨一下舒云版的“九·一三”之“谜”。

   《十大谜团》文中所罗列的10个“谜团”，基本不在一个问题层面上。不仅各“谜团”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夹杂不清，而且篇幅大小也严重失衡。有的“谜团”占到4页半，有的“谜团”只有一页的1/3。尽管文章的逻辑混乱，错误百出，有些重要人物的职务还都搞错了 （如文章中称江腾蛟的职务是空军政治委员，实际上江腾蛟当时的职务只是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但其中心思想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林彪的“九·一三”外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精心设计的一个敲山震虎的“局”，让林彪家族掉入了彀中，仓皇外逃，最后机毁人亡。由此，作者发挥出了超人的想象力，试图在北戴河和中南海之间建立某种秘密联系管道，在林立果的“小舰队”和林彪身边寻找毛泽东的“卧底”……从而编造出了这个“十大谜团”的假说。这个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谜团”假说，综合了坊间的众多流言，加上作者的臆想，过程编造得更加完整。本文撮其要点，重新组合问题，按时间排序，将其“十大谜团”逐个解析，一探究竟。

   1 毛泽东南巡的“打草惊蛇”之谜

   关于毛泽东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南巡的问题，不少海内外学者都持“敲山震虎说”的观点。“敲山震虎说”的核心是一个“逼”字，其中心思想是：毛泽东南巡给各地军政大员谈话，有意敲打林彪集团，挫败了他们实施政变、南逃、北叛的计划，最后林彪一家叛逃苏联，葬身异国。笔者对该说持有怀疑，认为这是事后之论，是从结果向前倒推过来的认识，放大了毛泽东南巡的整林动机。笔者认为毛泽东南巡的主旨并非意在“敲山震虎”，而是“釜底抽薪”，是为了防止林彪军人集团在九届三中全会上重演庐山会议上的一幕，而向各地军政大员打招呼，不要跟着他们起哄，对林彪有敲打但还是“保”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而林彪家族对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反应激烈，认为林彪接班人地位不保，毛泽东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彪端出来。于是，林立果紧急从北戴河回京召集“小舰队”密谋刺毛政变，不果后又部署南下广州的计划。两事俱败后，林彪一家心虚胆寒，仓皇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关于这个“釜底抽薪”之说，笔者将以专文论之，此处不赘。

   舒云女士把毛泽东南巡“敲山震虎”说更往前推了一大步，虚构了一个“打草惊蛇”的行为逻辑。她认为：毛泽东给各地主要领导人讲话批评林彪，就是想要林彪的亲信们把话传递给林彪，逼着林彪做出错误的反应，以便有借口收拾林彪。终于，林彪线上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先后“中了圈套”，分别向李作鹏和周宇驰、于新野透露了毛的南巡谈话内容。这些情报通过李、周、于传到了北戴河后，引起林彪家族的恐慌，于是，舒云所谓的“‘蛇’动了，‘虎’也动了”。林立果“小舰队”立即开始了刺杀毛的行动。林彪家族的行动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于是他布置陷阱，步步紧逼，最后设计逼跑了林彪一家，让他葬身异国。“打草惊蛇说”是舒云“九·一三”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并推演出了一整套毛周设局的故事。然而，舒云女士这个煞有介事的“打草惊蛇”说，全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纯属是欺人之谈，硬生生地编造出来了这些所谓的“九·一三谜团”。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刘丰有没有主动向林彪报告的情况？刘丰是参加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战时期在129师工作，国共内战时期是在刘邓麾下的晋冀鲁豫部队工作。他的军旅生涯与林彪没有交汇处。直到“文革”期间，两人除了上下级关系外，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关系。1971年9月5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武汉访问时，刘丰曾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私下透露给了李作鹏，但这与向林彪报告完全是两回事儿。据《李作鹏回忆录》所述，这是刘丰“无意中脱口”说出的，过后他还有些后怕。9月6日，李作鹏回京后把毛谈话透露给黄永胜、邱会作时，专门叮嘱他们不要告诉叶群和吴法宪。至于后来黄永胜私下打电话告诉了叶群，这绝非是李作鹏的本意。（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李作鹏在“两案”审判时为自己辩白说：他如果想要告诉林彪、叶群，直接通过他办公室的保密电话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兜圈子。这话是有道理的。

   其次，是不是毛泽东要求广州军区传达他的讲话？舒云女士讲：毛泽东在武汉等了两天，见刘丰还没有报告林彪，毛只能继续到南昌、长沙，让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认为他们中总会有人报告林彪的。这完全是向壁虚构的杜撰。事实上，广州军区内部开吹风会传达毛泽东给军区首长的谈话，这并不是毛指示他们这样做的，而是参加谈话的广州军区领导人感到毛的讲话很重要，在韶山滴水洞开会研究时自行商定的。（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广州军区在9月5日召开吹风会传达毛南巡谈话时，会议主持者再三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规定与会者：不准记录、不准传达、不准上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就是要防止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将会议情况报告北京的军兵种首脑机关。

   再次，顾同舟是否是主动向周宇驰报告的情况？舒云女士说：顾同舟上了圈套，向林彪方面透露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内容。这也纯粹是她的臆想。顾同舟给周宇驰透露广州军区吹风会的情况是事实，但顾之所以能够给周透露，是有其特殊性的。顾原来是在北京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的校长，与空军司令部的周宇驰、于新野非常熟悉，1970年4月调任广州空军参谋长。9月5日下午和晚上，顾同舟参加广州军区召开各军兵种常委参加的内部吹风会，周宇驰因其他事情打电话给顾，没有找到。5日深夜23时半，于新野给顾同舟打电话探听会议情况，顾给于讲了吹风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于做了记录。次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于记录的毛谈话要点送给了林立果。6日晚上，周宇驰以林立果的名义给顾同舟打电话，要他将毛南巡谈话整理一份文字稿送来北京。7日，林立衡、张清林、张宁一行到北戴河。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北京，部署政变事宜。

   从上述可见，无论是刘丰，还是顾同舟，包括李作鹏在内，都没有把毛林对立起来的“路线斗争觉悟”，都没有主动去向林彪家族报告毛泽东南巡谈话的自觉性。对毛泽东南巡讲话十分敏感，并做出了极端反应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家族的人。即如舒云女士所言，刘、顾等人“中了圈套”，那也只能是中了林彪家族方面的圈套，而不是毛的圈套。

   2 毛泽东专列

     调动之谜

   舒云女士为证明毛泽东南巡是“打草惊蛇”，故意逼跑林彪，还提出了一个“福尔摩斯”式的破案假说，断定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举一动，毛泽东都了如指掌。《谜团》内称：9月9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西郊机场工字房据点商量在上海一带谋害毛的计划，毛泽东就提出转移专列。汪东兴借口防晒，让为专列搭一个棚子。汪东兴在上海时还为在专列150米外的虹桥机场油库放双岗。作者的意思是说：林立果们在北京暗中讨论谋害毛泽东的每项计划，毛泽东马上都会迅速地采取防范措施，这是因为毛在林立果身边安排有“内线”。舒云女士对她的这个“内线说”颇为得意，当作是独家研究的惊世新发现。在她的《完整调查》一书中是这样讲的：作者“惊人地发现毛的每一步都在林立果刚刚议论之际，好像毛有千里眼顺风耳一般。毛到杭州，正是林立果议论如何杀毛的时候，毛分外警觉。林立果说炸专列，毛马上命令专列转移，汪东兴还提出在专列上搭个棚子防晒（实际是防轰炸）。林立果说炸硕放桥，硕放铁路沿线马上派部队巡逻，严查铁路涵洞、桥梁。毛突然调回专列，紧急开往上海。林立果想烧上海虹桥机场的油库，汪东兴命令油库加双岗，毛泽东到了上海不下专列，随时准备出发。最后毛突然回到北京，怕林立果轰炸中南海，白天到了丰台，却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中南海。……这一切都说明，林立果身边有毛的耳目。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作者还说：“毛泽东回到北京，谁报告的林立果？这才使林立果连夜飞往北戴河。……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注：指杀毛、南下、北逃）都没有展开，更充分地说明了毛有内线。”

   这个假说有着天方夜谭般的想象力，以为那时的信息环境如同今天手机网络时代这样便捷了。林立果们在北京有什么风吹草动，“卧底”们立马就报告给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林立果一举一动明察秋毫，都在掌控之中，即时采取措施。犹如一只狡猾的老猫在玩弄这些小耗子，伺机向他们伸出利爪。但是只要稍加考察，就不难看出，这又是舒云女士编造的一个缺乏基本常识的拙劣故事。我们来查看一下毛泽东调车时间与林立果回京时间，看其能不能构成舒云女士所说的因果关系。

   从毛泽东方面：毛泽东9月3日下榻杭州后，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9月8日晚21时左右，毛泽东给汪东兴提出把专列从笕桥专用线调开。当时汪东兴没有找到负责杭州警卫工作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让陈的秘书办理的调车手续。陈励耘是在晚上22时10分接到的汪东兴调车通知，马上办理了相关事宜。9日凌晨1时许，毛的专列从以往停放的飞机场专运线，转到了靠近绍兴的专线上停放。按照汪东兴的要求，随行人员给主车和餐车上搭了防晒棚。（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从林立果方面：9月8日晚上21时48分，林立果携带林彪的“九八”手令，与刘沛丰等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当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林立果分别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工字房召集“小舰队”成员开会，密谋刺杀毛泽东。林立果提出三个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周宇驰还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硕放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江腾蛟画了油库和车站的位置图。林立果说：“首长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总政林彪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80年8月———该材料为“两案”的机密资料，由舒云在其博客公布于众，以下未注处均来自该材料）把这些史料摆出来，这个“谜团”的荒谬性也就不证自明了。

   首先，从时间上看，是毛泽东调走专列在先，林立果策划谋杀毛的阴谋在后。也就是说，毛泽东决定调走专列时，林立果还在北戴河飞往北京的途中，还没有跟包括周宇驰在内的“小舰队”人员策划谋害毛的事情。除非毛泽东有千里读心术的神通，在林立果刚刚产生了要谋害他的念头时，就立即察觉到了将有生命危险，这才会有事先调走专列的先见之明。

   其次，林立果和“小舰队”这时候的刺毛密谋，还没有提出用飞机轰炸专列的计划，提出用飞机炸是9月11日的事情。（鲁珉1971年9月18日的交代，江腾蛟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这段时间，毛泽东本人还住在杭州，不住在专列上。舒云女士提出的毛泽东调专列是为了“防轰炸”？真不知这是从何谈起。至于在主车和餐车上搭防晒棚是为了防空袭，更纯粹是作者自己缺乏基本军事常识的臆想了。连小孩子都知道，如果要给专列做防空伪装，全部专列都得做，并且要与周围地貌保持一致，如果只单独给主车和餐车做，反而使得目标更突出了，是适得其反的效果。至于“防轰炸”之说，搭个防晒棚大概也只能起到防鸟屎的作用吧。

   再则，部队和民兵巡查毛泽东专列沿途的涵洞、桥梁，这是中央领导人专列运行的安全防范措施，直到现在的专列安全保卫工作也还是这样做的。这个问题太常识了。至于专列到上海时，汪东兴在离专列150米的虹桥机场油库放了双岗，这更是很正常的警戒保卫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倒真是汪东兴和警卫部队的失职了。很难想象得出来，舒云女士怎么能够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专列安全警戒工作和林立果的刺毛密谋联系起来的？

   最后，说到底，林立果等在密室商议的这些谋害毛泽东的计划，都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而已。林立果动员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空政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和他诓骗来的原林办秘书、驻洛阳陆军第127师政委关光烈等人去干，均遭托词婉拒，给他摆出了一大堆实施不了的困难，最后林立果的刺毛计划只能是胎死腹中。林立果当时骗关光烈等人说是去打张春桥的专列，还没敢说是去谋害毛，他们已是畏缩不前了，林立果无计可施。也只有《谜团》的作者，才会把这些儿戏般的密谋设想当作可以实施的行动计划，煞费苦心地要去寻找毛泽东敲山震虎的所谓“线索”，编造出了一篇“防轰炸”的故事。

   3 毛泽东南巡的回京时间之谜

    9月12日毛泽东南巡突然回京，使林立果们刺杀毛的密谋计划宣告破产，也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坊间流传了许多说法，而以舒云女士的说法最为离谱。她在《十大谜团》中说，毛泽东身体好时每年都要外出，返程一般在9月底。但毛泽东于9月12日结束南巡返京，是提前了半个月时间，“这一举动十分反常”。然而，她的这个“反常”的推论，其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泽东一生乘专列出行共72次（1971年毛南巡是第71次乘专列），9月底（25日后）回程的数量非常有限，仅有4次：1955年9月去北戴河，9月25日回京；1958年9月去杭州，9月29日回京；1959年9月去河南，9月25日回京；1961年7月去上海、南昌、汉口，9月27日回京。其他所有行程再没有9月底回京的事，绝无“一般”可言。《谜团》作者凭空编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逻辑前提。

   另外，《谜团》说毛泽东专列从济南“直接开回北京”，这也是错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专列从济南开出后，7时40分抵达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抵达天津西站，停车15分；13时10分抵达北京丰台站。毛泽东在专列上与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谈话。16时许，专列到达北京站，毛泽东即乘车回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住所休息。《谜团》作者故意模糊毛泽东专列回程的停留时间，谎称毛泽东专列从没有在白天进过北京，把毛泽东下午回到中南海说成是黑天以后的事情，并煞有介事地宣称：这是为了防止林立果派飞机轰炸。作者虚构这些倒转日月的东西，意图就是要说明毛泽东急于回京的行动，是为了给林彪家族布置死亡陷阱。

   为了说明毛泽东突然回京的举动是要给林彪家族设置死亡圈套，《谜团》作者编造出了一个林立果如何中计的情景。其“谜团”之二说：林立果得到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电话报告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的消息后，“没有特别惊慌”，因为他断定“毛泽东9月25日之前不会回北京”。但毛泽东让汪东兴将他回京的消息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给林立果，林立果这才紧张起来了，决定当晚飞回北戴河。作者的意思不难理解：这是毛泽东实施“敲山震虎”计划的最后阶段，故意放风把林彪一家逼跑。

   然而，《谜团》讲述的故事与事实真相差距甚远。所谓“毛在9月25日之前不会回京”的设想，并不是林立果的认为，而是作者自己的想象。至于作者描述的林立果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消息后的“镇静”表现，更是作者自己虚构的想当然耳。

   历史事实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9月11日整天都在策划谋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方案，始终没有结果。晚上20时半以后，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又拉着空军作战部长鲁珉在西郊机场工字房继续商议。毛泽东的专列是9月11日12时半从上海开走的。王维国在晚22时许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接），告诉他们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了。此时专列已经开过蚌埠，走出了上海铁路局的地界。当林立果等人接到毛已离开上海的消息后，全场惊惧慌乱。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首长把生命都交给我，我们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待呢？”（王飞1971年9月28日的交代；李伟信1980年7月9日的交代；《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周宇驰发狠地说，他要在国庆节那天驾驶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林立果稳住情绪后，宣布会议散场，刚才说的全部作废，不能说出去。随后，林立果将诓骗来实施政变计划的关光烈也放回部队了。这个场景如果不是“特别惊慌”，那是什么？随后，林立果与“小舰队”遂开始实施南下广州的计划。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西郊机场开会。16时左右，周宇驰交代负责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安排林彪到广州的飞机。19时30分，林立果先坐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准备次日早晨直接飞到广州。当晚，空军副参谋长、党办主任、“小舰队”核心成员王飞等召集“小舰队”的7人开会，安排明晨要把黄吴李邱带去广州的事情。（刘世英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

   《疑团》中说的汪东兴告诉叶群关于毛泽东回京消息的事情，不见任何记载。作者说这是林立衡讲的。但无论是林立衡在9·13事件刚发生后写给中央的回忆事件前后的材料，还是她和夫婿张清林在1980年3月写给中纪委的申述材料，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参见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以作者的文品来看，多半又是作者自己编造出来的。退一步讲，即便是如《疑团》所说，是汪东兴告诉了叶群关于毛泽东回北京的消息，那林彪他们就得要马上逃跑吗？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他回来还要和林彪谈谈。林彪为什么不敢给毛谈话，反而听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就要外逃苏联呢？

    4  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布局对付林彪家族之谜

    《谜团》作者为了说明“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布局算计林彪，还引用了毛泽东的理发员周福明的回忆为根据。引文如下：“9月12日晚上，南巡刚回来的主席吃过饭就睡下了。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匆忙闯来，又神态严肃，我凭着多年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总理对我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不一会儿，总理出来了，对我们说，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迅速收拾东西。汪东兴告诉我，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中央警卫团立即部署警戒，中南海随之完成临战准备。
    事实情况是：9月13日零点35分许，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分别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林立衡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报告说林彪乘飞机跑了。汪东兴也在场。当听到林彪出走的消息后，汪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请他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亲自汇报当晚发生的情况。当时，毛泽东还在睡觉，并不知道林彪外逃的事情。
    笔者再查周福明回忆的原文，这段文字是这样讲的： “9月12日晚上，主席吃过饭睡下了。总理得知林彪出逃的消息立即来到主席游泳池住地。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没有提前通知，而且总理来时匆忙，神态也很严肃。周福明凭着多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
    总理对周福明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林彪逃跑了。’
    周福明听后感到非常震惊，他知道主席在此以前点过林彪，林彪有些问题，可谁能想到他会逃跑呢。
    总理进主席卧室汇报去了。不一会，总理就出来了。总理对周福明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下令：‘林彪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
    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仿佛空气都要凝固似的。周福明迅速地抓紧时间收拾所需要的东西。负责主席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还告诉周福明：‘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
    对照这两段文字可见，《谜团》作者是把原文的“林彪逃跑了”，改成了“林彪要逃跑了”，同时删去了“总理得知林彪出逃的消息立即来到主席游泳池住地”等文字。另外，《谜团》作者还同样方法改写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的文字，把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警卫部队在林彪外逃后采取的备战措施，提前到了林彪外逃之前。 （详情见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经过《谜团》作者的恶意删改，事情发生的时态就完全变了，从过去时变成了将来时，硬是生造出了一个毛、周共同布局设计林彪的阴谋“谜团”。

    5 谁是毛泽东“内线”

    卧底之谜

    舒云女士研究“九·一三”事件的重大发现，就是发现了毛泽东对林立果和林彪的一举一动清清楚楚，于是她费尽心机地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的人进行排查，遍找谁是“内线”人物。在《完整调查》书中涉及的卧底有：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256号驾驶员潘景寅、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等。可能是因为说江腾蛟是“内线”太不靠谱，《谜团》中只涉及了三个嫌疑人。即：李伟信、李文普和潘景寅。
    先看一下李伟信的“内线”问题。《谜团》作者说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几乎与林立果“形影不离”，最有条件当“内线”报告林立果的行踪。在3658号直升机迫降之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捕。李被拘捕后，急切要找汪东兴，似乎要为自己证明什么。出狱以后，又经商发了大财。这些都成了作者怀疑李伟信“内线”的理由。
    事实上，李伟信根本不是什么与林立果“形影不离”的“生活秘书”。他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经常跑北京、广州，为林立果通过香港的特殊管道采购一些海外物品，如电讯器材等东西。李伟信效力殷勤，服务周到，林立果对他很满意，称他是“外贸部长”。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研究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李伟信负责接待，端茶送水，进进出出，听到了他们谈话的片言只语。9月8日下午，李伟信由上海来北京，曾参加了林立果、周宇驰谋害毛的秘密会议。期间，李伟信曾推说要去广州与香港方面的采购人员联系，想借机走脱，被林立果当即制止了。从“小舰队”密谋害毛，到劫持直升飞机，李伟信的表现都是比较被动的，内心很惊恐，但又无计逃脱，最后不得不跟着周、于去机场骗走直升飞机外逃。《谜团》作者要断定李伟信是毛泽东安插在林彪家族的内线，这是需要拿出证据来的。例如必须要说明他是如何同毛联系的，用什么方式传递情报的等等。这可绝不是胡思乱想的事情。
    《谜团》中讲，李伟信是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提审时急切要找汪东兴报告。这里的关键是，李伟信被拘捕后有没有要求找过汪东兴？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1日的供词讲，他在周、于自戕时放了空枪，然后自己去“向当地驻军和民兵投降自首”。 （李伟信的亲笔交代，1971年10月11日，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这也就是说是他自己主动跑去报案的，不是被五花大绑抓走的。另据汪东兴回忆说，抓李伟信的时候，他喊的是要找卫戍司令。（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吴德、吴忠的回忆和传记中，也都没有提到李伟信被捕后要找汪东兴的事情。在9月13日晚上，李伟信主动向审问他的北京卫戍司令吴忠交代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拍着桌子骂他不老实：“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等吴忠听明白李讲的“五七一”工程的事情后，大惊失色，手都颤抖了起来。（曲爱国：《百战将星———吴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绝对没有想到，在这起简单的劫机外逃事件里面还藏有这么大的阴谋。吴德、吴忠的这段回忆史料也可以作为李伟信不是“内奸”，他与汪东兴没有任何联系的有力佐证。
    可以设想，如果李伟信真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内线”，汪东兴或有关部门早就会派人把这位立下大功的功臣接走了，不会让他再跟局外人的吴忠白费口舌，泄露最高机密的。审判“小舰队”成员，李伟信被判刑15年，是判刑最重的一位。如果从李释放以后的事业发达，再反推他是“九·一三”事件的得益者，这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从判刑的轻重上推论，那空军党办主任、副参谋长王飞的“内线”可能性最大。王飞是“小舰队”最核心成员之一，周宇驰、于新野都是他安排给林立果的，卷入林立果政变阴谋活动也最深，但最后在“两案”审判时因突发精神病免于起诉，补上了比他罪责要轻得多的江腾蛟。这里或许有些说不出来的隐情。

    6 林彪“九八手令”之谜

    《谜团》作者设计的“谜团七”，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和“九八”手令问题。这是林立果发动政变的“尚方宝剑”。林彪给黄永胜的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内容是让黄永胜“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另一个是林彪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九八”手令，林立果9月8日夜回北京时带回的，先后给十几个人看过，用它传达了政变命令。“九八”手令是中央专案组认定林彪发动政变的一个重要罪证。周宇驰等乘直升飞机外逃不遂，自杀前将这两份文件撕毁。在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就有这两份文件撕碎后拼接起来的影印件。
    《谜团》作者在这个“谜团”中，一开始就“爆”了两个假料。一是说林彪给黄永胜写的这封亲笔信，“王飞和黄永胜都否认见过”；二是说“被劫直升飞机上的录音机在忙乱中被按响，放出了叶群与黄永胜的通话”。这都是信口开河之言。
    第一、这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黄永胜确实没有看到，但在王飞手里来回经过了几次。9月11日，周宇驰将这封信交给了王飞，在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后，于12日中午从王飞手中取回。在准备实行南逃广州计划时又交给王飞，取消计划后王飞又将信还回。最后被于新野带到了劫持的直升飞机上。关于这封信的情况，王飞一开始就交代了，其供词上了中央文件，而且从来没有否认过。（王飞1971年9月28日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
    第二、在被劫的3658号直升飞机上，确实缴获了叶群与黄永胜的通话录音。但录音带已经被林立果调成了高频，当时根本听不出是谁的录音。后来是由公安部的技术人员把录音给调校出来了，才知道这是叶群、黄永胜谈情说爱的暧昧通话。（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关于林彪“九八”手令有几个版本的问题，在坊间流传很久了。如有横写竖写的两个版本两种字体等等。实际上在“两案”时期，已经有人提起过这个问题。最早就是来自“小舰队”涉案人的口供。江腾蛟在羁押期间曾说过，他当时看到“手令”，与中央文件上登的从周宇驰带到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这份的字体不太一样。最早是军旅女作家张聂尔向社会公开披露了这个信息。（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这就提出了有几个“手令”的疑问。
    2011年，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武健华发表了回忆文章《“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其中讲到他在北戴河林彪住所清查材料时，也发现了一份林彪“九八”手令。这说明，林彪的“九八”手令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很有可能是林立果带回北戴河一份，周宇驰随身带一份。周宇驰拿这份手令的用途，本是要胁迫黄吴李邱强行去广州的，去广州的飞机和随行人员也都安排好了。
    但问题是，纠缠“九八”手令有几个版本，究竟能有多么大意义吗？首先，林立果用“九八”手令，矫命“林副主席”指示，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政变活动，这是事实。而且，周宇驰、于新野也正是拿着这个“手令”，到沙河机场骗走了3658号直升飞机和驾驶员。这说明，“九八”手令在林立果的政变活动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另一方面，这个“九八”手令在政变中真正能起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密谋政变中，林立果以林彪的名义，把关光烈骗到北京，给他出示林彪的“九八”手令，要他调部队来执行“五七一”政变计划。关马上推说，他调动不了部队，一个排也调动不了，调部队都得经过总参谋部下令。这虽是对林立果的婉拒，却也是军队的实情。军队的调动，要经由总参下达命令，有一套严密的程序，不能随便调动。别说是这个来历不明、语焉不详的林彪“手令”，就是毛泽东要亲自去调动军队，也得要经过这套程序，不是口说调动就能调动了的。李德生曾回忆说：毛泽东南巡回京在丰台车站谈话，要李德生调动一个师到南口，李立即执行了。（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这是不准确的。往南口调动部队的事情，其实是9月13日晚上周恩来与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开会决定的。（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所以，无论“九八”手令有几个，真的也好，假的也罢，都只能是在林立果的熟人小圈子内发挥作用。一旦离开了林立果他们的熟人圈子，这个“手令”也就没有什么戏唱了。实际上，周宇驰能够在沙河机场骗走3658号直升机，是因为他在这里学开直升飞机，人们都知道他是首长身边的重要人物，称他“二号楼首长”，而且引路的又是周的飞行教练，直升机团的副大队长陈士印，所以机场人员对飞行程序也就不太讲究了。也可以说，周宇驰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骗走飞机，“脸熟”要比“手令”更起作用。
    林彪“九八”手令，含义模糊，意指不清，只能是在林立果小圈子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可以动员的范围很小。林立果的刺毛想法只会是身边二三密友知道，对其他人并不敢明讲，而是以打张春桥为幌子，欺骗他们。因此，“九八”手令在“五七一”军事政变行动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手令更像是一个哄孩子的东西。在一个陌生人的场合，谁都不会认它的，遑论号令天下了。林立果们拿这样一个来源不明、意指不清的“手令”发动政变，纯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悖之举，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所以，在对案件定罪上讲，“手令”是很重要的政变证据；但对历史研究而言，“手令”问题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枝节的问题。过分纠缠这个问题，似有舍本逐末之嫌，只有小说家才有这样大的兴趣。

     7 警卫处长李文普枪伤之谜

    “谜团”之五是李文普的跳车枪伤之“谜”。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的警卫处长，林彪出逃的重要证人，他听到林彪在车上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知道林彪一家要叛逃苏联，决心下车，在下车时挨了林立果一枪。关于李文普是否自伤的事情，坊间炒作已不是一年两年了。关于李文普的流言，如他的枪伤是自伤，他是“卧底”，他与专案组有交易等等，源头就出自林家人之口。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请人捉刀写的《自己写自己》的书中，硬说李文普挨的这一枪是自伤，还把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在温都尔汗坠机死亡的九人之一）也当作“卧底”，在海内外很有些影响。李文普被迫予以反驳，在《中华儿女》登载了他的口述文章《林彪卫士长不得不说》，说明了他到林办的经过，他在林办工作的情况，“九·一三”这几天北戴河的情况，他目睹的林彪一家外逃的经过，澄清了许多事实真相。之后，坊间说李文普是“内线”的声音逐渐沉寂。
    舒云女士在文章中断定李文普的这一枪是他自己打的自己，其理由是李的枪伤没有得到鉴定。为此，作者东拉西扯了一大堆人来作证明，如中央警卫团的张耀祠、张宏、姜作寿、陆军医，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林，北京军区281医院的医护人员等，最后还举出了一个大人物汪东兴出来说话：“算了，小节，不要干扰”，按下了这件事。
    《谜团》作者拉扯出的这些人，其实与鉴别李文普枪伤的关系都不大，证明不了什么问题。文中讲的所谓张耀祠说“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以及所谓周恩来、汪东兴等人的讲话，都是作者自己的编造，没有此事。李文普第一时间向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时，讲的就是林立果打伤他的。中央警卫团当时给周恩来的电话报告，也说是林彪一行打伤了警卫人员外逃。李文普当时给为他包扎臂伤的医生说“枪走火”，这是敷衍外人的说法，并无不妥。至于《谜团》中说李还“偷偷”给护士留下了几张纸，更是作者胡思乱想了。李文普本人坚决否认张清林给他包扎过伤，还能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护士留什么纸条吗？至于作者提到的汪东兴、张耀祠等人，他们都不在事发现场，起不了证明人的作用。汪东兴是中央级的大人物，根本管不到小人物李文普头上来，更没必要亲自出面去为李文普的枪伤一事解释什么。汪的这个“算了”的讲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对谁讲的，作者都没有交代。显然，这又是作者在编造史料，故弄玄虚了。
    《谜团》作者一口咬定李文普的枪伤是“自伤”，翻来覆去纠缠不休，非得要把这件事证死不可。但是说李“自伤”的证据是什么？“自伤”本身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首先，从现场的情况看，李文普挨这一枪是完全可能的。据李文普回忆的现场情景：林彪汽车冲破8341警卫部队在58楼处的阻拦，从山上疾驶而下。李文普在副驾驶位置上，见状急喊停车，车立即停下，李随即下车。叶群见状，气冲冲地喊：“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李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接着他转身朝58楼（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部）方向喊话：“来人哪！”此时，车内林立果向他开枪，近距离1米左右，子弹擦过李的前胸穿透左臂，造成粉碎性骨折。从李文普下车，面对车内与叶群的答话，到他左转身向车左后方58楼的喊话，再到车内向李开枪，这些连续动作，是符合李文普左臂挨枪的射击弹道角度的。再则，警卫部队阻拦林彪汽车的地方距离李文普下车处仅有100米左右，李文普如果真的有什么自伤动作，紧随追赶过来的干部战士都是能看到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中队长肖奇明在事后写的材料中，都证明是车内开枪击伤了李文普。当时肖奇明一直追到离汽车只有五六步的距离，为阻止汽车开跑，还对着司机开了两枪，没有击中。汽车车门都没有关，就开跑了。在他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是能够分辨清楚李文普自伤他伤的情况。
    从另一方面讲，李文普自己打自己一枪有什么意义吗？诚如李文普所言：“我已从林彪汽车上跳下来，干吗还要打自己一枪？”（李文普：《林彪卫士长不得不说》，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二编，四川人民出版社）这话问得很理直气壮。
    其一，如果李文普是毛泽东派到林彪身边的“卧底”，那应该是奇功一件，胜利完成任务的功臣，为什么还会把他作为重点监护审查对象关押了4年之久。后来，林办工作人员全部解除审查后重新安排工作，李文普则因为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叶要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降级安排到最差的地方，在山西一个贫困县的石棉矿干了6年，是林办工作人员中受“九·一三”事件牵连吃苦最多的一位。《谜团》作者说对李文普的处理“轻而又轻”，这完全是闭着眼说瞎话。
    其二，作为一位警卫“副统帅”多年的老资格警卫干部，李文普为什么要跳车？他难道不知道放弃警卫对象的严重后果吗？如果林彪的车子只是在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如果林彪乘飞机只是到大连、广州或国内的任何地方，那么就凭李文普这个擅离职守的行为，就得被立马拿下问罪了。放弃保护林副统帅的警卫职责，不顾林副统帅的生命安危，自己跳车逃跑了，这可是杀头的重罪啊！李文普他敢吗？所以，李文普如果不是听到了林彪讲“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话，也一定是听到了同样严重的话，能够肯定林彪他们此行是要去国外，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否则他是不敢顶着这个杀头重罪擅自跳车的。
    其三，即如《谜团》作者所言，李文普是跳车以后又自己打了自己一枪，那只能说明一点，这就是在汽车里发生的事情，性质上是非常非常地严重了。已经不是什么叶群、林立果要叛逃的问题，而是林彪自己要叛逃的问题了，李文普不打自己这一枪是没法给组织上交待清楚的。如果不是林彪自己要跑，如果中央警卫团在山海关机场把飞机截住了，抓住了叶群、林立果，成功地“解救”了林副主席，那么，李文普也同样脱不了擅自放弃保卫“副统帅”职责的追究，仍然还是杀头的重罪。所以，如果说李文普的这一枪是自伤，其实并不比被林立果打伤的事件性质更轻，甚至还会更严重些。可见，纠缠李文普的自伤和他伤的问题，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无论说是自伤说还是他伤说，都不会改变关于林彪外逃这一基本事实的判断。
    8 256号三叉戟驾驶员
　　潘景寅和专机
　　强行起飞之谜

    《谜团》的第六谜，是说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和256号三叉戟强行起飞的问题，但作者的语言混乱，自相矛盾，表述不清。作者先说：叶群要潘景寅强行起飞，“从林彪专机起飞后在空中划了一个缓慢的‘问号’”来看，潘景寅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又说：潘景寅驾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后，“毛泽东说‘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这个‘忙’是飞行员潘景寅‘帮’的。”还说：邓小平回答外国记者询问林彪专机失事问题时说“飞行员是个好人”。这里，明显带有着对其“卧底”的暗示。在《谜团》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最后十小时》，还讲了一些独家“爆料”，如编造说潘景寅在飞行前吃了安眠药，潘知道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打的几个电话，当时在山海关机场上有人大喊“抓小林贼”，林立果在专机旁边打电话告诉北京的周宇驰“北上”等等。这些“爆料”，作者都是以他人之口说出的，其实都是作者自己的想法。只要读者有心核查一下，这些全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例如：李作鹏当晚打给山海关机场的电话，都是打给场站的（场站是海军管的）。潘景寅飞行前根本没吃过什么安眠药，当晚他一夜未眠，就在34师派驻机场的调度室里和调度主任聊天，根本不知道李作鹏打来的电话。在林彪一行的登机现场也根本没有人喊“抓小林贼”的事情，连“林贼”这个名词也是在批林整风时才出现的。专机旁的电话是场内工作电话，根本打不了长途。在专机旁打电话的人是专机机组的机械师邰起良，这是要叫机组人员赶紧上飞机的电话。作者编造这些东西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证明说：“九·一三”是毛泽东、周恩来给林彪家族设的局，潘景寅是他们安排在局中的一个棋子。其实，这只不过是作者舒云女士给好奇的读者设的一个伪造现场之局。
    其实，关于驾驶员潘景寅和飞机强行起飞的问题，空军有关方面当时已经做过了详细调查，早有了权威论述。这些年来，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和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等亲历者，曾就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航线和迫降坠落的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最近康庭梓又出版了《亲历“九·一三”》的专著，详细解释了潘景寅和专机飞行之谜。 （如康庭梓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1999年第4期；《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中华儿女》2001年第2期；时念堂口述，戎志整理《专机师师长回忆“9·13”之夜》《中华儿女》，2001年第6期等文章。康庭梓著《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这些文章书籍已经清楚地讲述了256号飞机当晚飞行的整个过程，对飞行路线和坠机原因都有相当深入的专业分析。笔者曾多次采访康庭梓和时念堂等人，核实了许多有关256号专机的细节问题。他们的叙述是真实可信的。
    这里，首先简要叙述一下潘景寅和256号专机9月12日的飞行情况。1971年9月8日晚，叶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安排林彪回北京的专机，执意要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具体安排专机。随后，胡萍直接找到专机师副政委、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进行飞行准备。12日上午，潘将挑选的专机组名单报送胡萍审核。12日下午4时，周宇驰通知胡萍安排了第二天随林彪去广州的飞机机群，并要256号三叉戟当天先送林立果去北戴河，让林彪次日清晨乘这架飞机去广州。下午6时，专机师指挥部下达专机飞行任务。潘景寅要给飞机加油16吨，实加15吨。晚7点40分，专机送林立果等人直飞北戴河。256号三叉戟采取紧急出行方式，未办飞行手续，代号改称为普通客机252号。在当晚机组会上，潘景寅跟机组人员研究了飞东北、广州、重庆等航线，没告诉具体地点。潘要山海关机场给飞机加油到17吨，因接口不配套，没有加上油。潘景寅当晚未睡，在调度室聊天，守着电话。23时40多分，潘接到一个北京来的电话，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来的。通话后，潘景寅立即要求场站给飞机加油。零时5分，潘叫醒3位机械师准备飞机，有意没有惊动其他机组人员。随后，潘又接到吴法宪转达的周恩来不许飞机起飞的电话。零点15分，潘景寅离开调度室去停机坪登机。13日零点22分，林彪汽车急驶进入机场。13日零点32分，256号专机强行起飞。剩下的机组人员5人未能赶上飞机，飞机也没有加上油。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飞行方向先是西南240度飞行约4分钟，然后右转向280度（北京方向）飞行约4分钟，在河北迁安县上空转到340度飞行约6分钟，再调整到325度，后向蒙古方向飞去。
    应该说，潘景寅怎么在机组人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就敢一个人驾驶大型飞机强行起飞升空，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是罕见的。潘的这个单独驾驶专机的异常举动，确实是“九·一三”事件的一个“谜”。但这个“谜”绝非是“卧底”之谜。而是另外的问题：如潘景寅在得到吴法宪命令256号飞机不准起飞后为什么还敢起飞？为什么潘在准备飞机时有意地没有叫醒全部机组成员？为什么一个平时简单的空中转弯动作用了将近20分钟……这些异常问题的出现，是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当时林立果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和专机师散布“吴法宪反林副主席”的舆论，对一些人影响很大。潘景寅无疑是深受其影响的。所以他在关键时刻，要挺身捍卫“林副统帅”，不听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命令，单人驾机升空。但正如康庭梓所分析的：潘当晚知道的只是飞广州，不然他就必须要提前给飞机加满油了。在飞机上天后，当潘景寅知道此行是要叛逃国外，可以想象到他内心会有多么震惊，必然要与林立果发生激烈争执。林立果得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胁迫飞机北上。所以，256号专机的飞行动作才会这么犹犹豫豫，仅60度的转弯就用6分钟时间，超过正常转弯的好几倍，航迹很不规则。（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康庭梓给笔者说：为什么没有拦下了，就是因为这是林彪的专机，当时大家都是认为毛林是一体的，哪个敢动林副主席？这个解释是符合事实逻辑的。
    《谜团》说：潘景寅驾驶256号在空中划了一个缓慢“问号”，从而断定他不知去向。此说来自林立衡，是张宁的书中最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完全是缺乏常识的凭空想象。256号飞机的起飞方向与北上方向差70~80度，而这个70度的转弯一直拐到了迁安上空，飞了足足132公里。不仅从地面上看不到问号，即使从标图上看也不是问号，而是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像是提钩的L。这会是潘景寅要向地面表达什么意思吗？无论如何，从不是问号中找出问号来，这确是一门独到功夫。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256号飞机加油的问题上。在256号飞机出境后，周恩来责成空军指挥所迅速查清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有没有加上油，携带油量多少。空军当即查清256号飞机携带的油料是12.5吨，断定飞机飞不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而后，空军专家组根据飞机携带油量、坠机照片等证据，得出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迫降时自行坠毁的结论。结论是上了中央文件的。早在十多年前，在山海关机场未上飞机的256号机组副驾驶康庭梓等，已撰有专文讲述了256号飞机为什么没有加上油的原因和相关细节。舒云女士自称是“九·一三”专家，应该是知道这些权威文章的。但在她的《谜团》、《完整调查》等作品中，却仍然毫无根据地肯定说，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油了，飞到乌兰巴托足够，飞到伊尔库茨克也够。还从乘客人数上算，认为人数减少了，耗油量也会减少三分之一，而且随着飞机油量的消耗，耗油也会越来越少。这其实还是说，256号飞机的坠毁，是驾驶员潘景寅有意为之的事情。这是作者有意制造混乱，误导读者。
    康庭梓在《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一书中清楚地讲了256号飞机强行起飞时的情况：9月13日零时5分，潘景寅叫醒3名机械师起床。零时22分，林彪汽车到机场停机坪，让油车离开。这十几分钟里，机械师们要把飞机的蒙布、堵塞、夹板等拿掉，这时间就相当紧张了，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给飞机加油。至于飞机乘客少耗油量就会减少的事情，笔者专门就此询问了康庭梓先生。康庭梓斥之：这是不懂装懂的瞎胡扯。康是首批接受三叉戟飞机培训的飞行员，对三叉戟飞机的性能比潘景寅还熟悉，自是权威之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