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作荣

    去浙江衢州的路上，遇叶廷芳和徐刚两位，方知道韩作荣突然离世。就在这一天上午刚刚举行告别仪式，徐刚就是从八宝山匆匆赶来，而我却一无所知。估计是我刚从美国回来不几天，单位的人还以为我在国外。顿时，满眼迷茫，纵使江南依然一片绿色，却感到寒意袭人。一切来得过于突然。

    作荣和我同龄，我们在《人民文学》共事十年。记得那一年我调《人民文学》之前，到作协开会，散会后在作协一楼大厅看见他，他冲我笑笑说听说你来，欢迎你!那个笑容，一下子浮现眼前，感到还是很亲切。

    作荣不是那种舌灿莲花的人，他不大善于言辞。但我感到他待人真诚厚道，对一般人很宽容，纵使是他不怎么喜欢的人，一般他也不会直接表现出来，更不会怒发冲冠。只有两次，我见他真的有些生气了。一次是他手里拿着一份匿名信让我看，是一封告他房子有问题的信，其实那房子的事我知道，本来也没有多少钱买来的郊区的房子，而且是用他和家人的血汗钱。我劝他别和这样的人置气。他大声地说最好让上级来查个清楚，要不我没法干!另一次是他手里拿着一篇稿子，气冲冲地走进办公室，对我说了句:狗屁文章不会写，也拿来要在《人民文学》上发!我知道，是有什么来头的什么人转来的这“狗屁文章”。为人和为文，他有他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让我敬重。

    他在《人民文学》主编的这个位置上，文学已经不那么风光，经济的压力让他很费脑筋和精力。我一直以为，作荣的身体每况愈下，是和他的这份辛苦劳累有关的。难得的是，他从不因此为自己谋利。他是个诗人，写诗的稿费本来就很少，他在《人民文学》主编的这个位置上，自己的创作做出了很多牺牲，更少写诗，稿费就更少。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一切我看得最清楚，他从不为自己多谋一分钱。对比文坛上一些自命清高却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文人，便觉得越发难得。临退休之际，他曾经对我感慨地说，咱们《人民文学》的账上有多少钱，对得起《人民文学》了。

    作荣很少对我讲他自己的事情。但他却对我讲过好几次他刚出道时的往事，尤其是他从部队刚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文艺》当编辑的事。那时，他和同为刚出道的诗人雷抒雁住同一间宿舍。他说他妻子带孩子从老家来北京探亲时，都是雷抒雁让出宿舍让他们一家人住。我看得出，他是一个念旧的人，别人曾经给予他的一点好处，很难忘记。

    我来《人民文学》之前，看到杂志上刊发有青海诗人昌耀的组诗，来到《人民文学》后，知道那一组诗是作荣的编辑，并知道他和昌耀关系很好。因我也很喜欢昌耀的诗，并在青海和昌耀有过接触，还曾经写过昌耀的一篇很长的报告文学在上海的《文汇月刊》上发表过，便和作荣聊过昌耀。他告诉我昌耀现状，说他很不容易，面带怜惜之情。后来，为帮助昌耀把好不容易才自费出版的诗集卖出去，他拉来了很多昌耀的诗集，放在办公室帮助卖。我看得出，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那一年大年初一，我突然车祸受伤住进医院。大年初二，他刚从约旦访问回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跑到医院里看我。他就坐在我的床头前，不怎么讲话，一直就那么默默地看着我，那眼神，让我感动，很难忘记。临走之前，他对我说，我打电话给金炳华了，我也不管他们过年不过年了，出了这么大的事!金炳华，当时是作协的党组书记。后来，他和当时作协领导都来看望我。我们《人民文学》的朋友，更是来看我，充满了关怀。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作荣在默默地工作，我感到他的关切，不是他说出来的。

    往事如流，叠印在江南与北京之间的斑驳景色与记忆里。在衢州的活动中，当地的记者在他们速递的报道中说我是一个安静的人，喜欢独自一个人走。其实，我是在想这些往事。我和作荣算不上那种交往很深的朋友，只属于淡如清水的君子之交。他的离去让我感到突然得难以相信和伤感。在大家参观当地一家博物馆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一株古老的樟树下，写了一首诗，以此怀念作荣——

    谁将噩耗到江南，

    苦雨凄风哭老韩。

    落叶又添霜后树，

    残灯重暗雾中山。

    海伦托梦参明月，

    纸上招魂寄远天。

    生死都云难预料，

    惊心总是太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