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榜”是《儒林外史》的蛇足?

    传世之《儒林外史》以嘉庆八年（1803年）卧闲草堂刻印本最早，凡五十六回；但据同吴敬梓家有近亲的知情人金和说，原先的乾隆刻本只有五十五回，“于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同治八年群玉斋活字本《儒林外史·跋》），后来才有的那个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出于后人的妄增。

    该回中有一份“旌贤”名单，表彰的都是已经去世的贤人，习惯上称为“幽榜”。

    另外还有种比较早的说法，称《儒林外史》只有五十回（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又《全椒志》）；这里自然更加没有所谓“幽榜”存身的余地。

    “幽榜”的真伪后来议论纷纷，成了出版史上一大悬案。以“幽榜”为核心内容的这个第五十六回，同《儒林外史》的思想及艺术太不合拍，必出于吴敬梓以外不知何人之手，实为蛇足。

    《儒林外史》虽然并不彻底反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但对于读书人不讲文行出处，一心想通过科举爬上去、大做其升官发财之梦极其反感，其中的正面人物虽或参加过科举考试，甚至有着高低不等的功名，但只是适应社会习俗。而《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一回却大书道，御史单飏为“请旌沉抑之人才、以昭圣治、以光泉壤事”上疏，略称：

    “……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开乡会制科，设立翰林院衙门。儒臣之得与此选者，不数年间从容而跻卿贰，非是不得谓清华之品；凡宰臣定谥，其不由翰林院出身者，不得谥为文。如此之死生荣遇，其所以固结于人心而不可解者，非一日矣………臣闻唐朝有于诸臣身后追赐进士之典，方干、罗邺皆与焉。皇上旁求侧席，不遗幽隐，宁于已故之儒生，惜此恩泽？诸臣生不能入于玉堂，死何妨悬于金马。伏乞皇上，悯其沉抑，特沛殊恩，遍访海内已故之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赐一榜进士及第，授翰林院职衔有差。则沉冤抑塞之士，莫不变而为祥风甘雨，同仰皇恩于无既矣。”

    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一套官场的采访、筛选程序，决定为死去的儒林中五十五人特赐一榜进士，并分别授予翰林院中高下不等的职衔。计开——

    第一甲，虞育德、庄尚志、杜仪三人，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

    第二甲，萧采等二十人，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

    第三甲，沈琼枝等三十二人，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

    这份“幽榜”稍一推敲，问题百出。

    先看第一甲的三位。虞育德（字果行）本来中过进士，那一年他五十岁。“殿试在二甲。朝廷要将他选做翰林。那知这些进士，也有五十岁的，也有六十岁的，履历上多写的不是实在年龄。只有他写的是实在年庚，五十岁。天子看见，说道：‘这虞育德年纪老了，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当下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虞博士欢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起，团圞着，强如做个穷翰林。’”冒充年轻原是官场老谱，而虞育德为人何等实在，又何等通情达理。其人“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第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现在忽然将他从二甲升为一甲，当一个什么翰林院编修，有何趣味？

    庄尚志（字绍光）出身于南京读书人家，却不愿意应试，只是闭户著书。后来因有人推荐，皇帝要征辟他，不得已去了一趟首都，而他坚决恳求恩赐还山，不愿意在朝廷上被“大用”；皇帝从其所请，“允令还山。赐内帑银五百两，将南京玄武湖赐与庄尚志著书立说，鼓吹休明。”（第三十五回《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如此正中下怀，他赶紧回南京，搬进玄武湖去一味高隐。现在却忽然把他拖出来，逼他进士及第做京官。

    杜仪（字少卿）是早年考取秀才后就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过自己的诗意生活。有人推荐他应朝廷的征辟，则托病坚辞，他认为“走出去做不成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夫人问他：“朝廷要你去做官，你为甚么装病不去？”他回答得很干脆：“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第三十四回《谈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杜少卿薄有家产，衣食无忧，虽然没有任何职衔，却自得其乐，现在却要他接受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等等高帽子，岂不是跟他过不去？

    第一甲的三位都无意于功名富贵上“幽榜”——这样的安排怎么可能出于吴敬梓手笔。其作者必为一位科举迷、翰林迷，却把自己的迷梦硬加在《儒林外史》之末。

    《儒林外史》里曾经出现过一位翰林院编修鲁老爷，其人只知道尊崇八股，语言无味之至，面目可憎（详见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虞、庄、杜诸公哪里肯与这一流人同流合污。

    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的二十人中，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列为第一的萧采（字云仙）并非儒林中人，而是一位侠客，其人身手不凡，能救人于急难之中。郭孝子劝他说：“这冒险捐躯，都是侠客的勾当，而今比不得春秋、战国时，这样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做乱民。像长兄这样品貌材艺，又有这般意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将来到疆场，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第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现在不让他奔赴疆场建功，却来当读圣贤书、耍笔杆子的翰林院检讨，成何道理？

    这里列为第二的迟均（字衡山）则是儒修出身，在富贵人家做家庭教师。其人反对只讲“举业”，重视“礼乐兵农”，是他首先倡议祭泰伯祠，做了不少串联组织工作，引出了《儒林外史》的一大高潮。在正式的祭典上，他与杜少卿二人同为“引赞”即主持人。吴敬梓本人高度重视“礼乐兵农”，迟衡山乃是他笔下的一个传声筒，这样的人物同进士、翰林是不相干的。

    还有一些人列名于赐进士出身，充当翰林院检讨，显得不伦不类。例如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里提到的几位草根高人：盖宽、荆元、季遐年和王太，都是身怀绝艺的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最看重的是自食其力和自由自在。裁缝荆元对劝他改行、多同儒生交往的人说：“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现在却要他去从事功名利禄，在官场里伺候上头。

    第三甲中列为第一的沈琼枝乃女流，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当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第五十六回的作者思想解放；但这样处理同《儒林外史》的笔墨完全不合。该书第十一回中说起鲁翰林只有一个女儿，从小教以八股，据说水平很高，鲁老爷叹息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而女人同这些完全绝缘。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吴敬梓怎么可能如此自相矛盾？这里又有牛布衣和牛浦，而牛浦是窃取牛布衣遗稿并冒名顶替其人的骗子手（详见第二十一回《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现在二人的幽灵须在翰林院共事，其尴尬实在很难想象。 

    从小说艺术表达上来说，将原书中陆续涉及的各路人物通过最后出清单排名次作一网打尽之计，似乎不失为一种结构妙法；但这个办法不适用于《儒林外史》——此书结构方面的特色，如鲁迅所说，乃是“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这里恰恰不能用兼收并蓄打成一包的办法来宣告结束。就写到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收场，正是路径贯彻始终，而且暗示作者对儒林已经相当失望，相信文化在于民间。

    鲁迅又曾说过，《红楼梦》续书虽多，“俱未契于作者（曹雪芹）本怀”（《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本来最反感“仕途经济”、不愿意写八股文的贾宝玉到了高鹗的续书里却科名得意，即为与原作精神违背的表现。《儒林外史》的知名续本只此一种，且仅此一回，同样未契于吴敬梓之本怀。至于后来又出现的一种六十回的《儒林外史》（增补齐省堂本，光绪八年），主要写沈琼枝出嫁的故事，后来也未见流行，这里不必去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