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少读工委20年

    民族园西路华严北里小区一栋住宅楼的707室，我敲了敲门。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前副主席、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前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前社长兼总编辑海飞先生，和老伴就居住在这普通的住宅楼里，一住就是20年。

    尽管在浙江长大，但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后，海飞却在甘肃一干就是25年。这25年中，海飞先在中国西部最大的有色金属基地白银工作，先后当过矿工、秘书、新闻干事、办公室主任，后历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甘肃电视台台长等职，步步脚印都迈得坚实。海飞当过矿工，吃过大苦，学习的时候连指甲盖都被轧掉，在甘肃这样一年到头很少下雨的地方一呆就是25年，他对物质并没有太多的需求，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

    1993年，团中央选中海飞出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海飞奉调入京，成为了一名少儿出版工作者。“我所有的工作都是组织分配的。少儿出版是我第十个工作岗位，是我最后的工作岗位。”对这个最后的工作岗位，海飞倾注了深深的感情和心血。

    虽是半途出家入出版，却是落叶归根在童书。“年龄大了，开始服务年龄对象最小的，很有意思。”海飞用“纯美”来形容他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要做就做到自己的最好”，这是海飞的座右铭。所以，他是一位优秀的矿工，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一位优秀的电视台台长，更是一位优秀的少儿出版人。

    “跟少儿有关的，我就去做，给孩子最好的，能给多好给多好，让他们茁壮成长、快乐成长，就这么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在这样的朴素的想法之下，海飞早已超越了一家“国字头”出版社社长的身份，他的视野，落在整个少儿出版上。他发起成立少读工委，协调保障少儿出版的有序竞争和联合发展，见证并推动少儿出版的“大国崛起”。少读工委成立的20年间，正是少儿出版全面崛起，一跃成为出版界的明星板块，迎来了历史上发展黄金期的时段。其中，海飞的努力与付出，功不可没。

    中国出版协会旗下有十几个工作委员会，有的职能不明确，工作流于形式;个别工作委员会甚至名存实亡，勿论像少读工委一样，联合专业少儿社以整体力量推进市场，推进少儿图书板块的行业与社会影响力，助推少儿出版踏上“出版强国路”。

    当然，自从今年7月4日，在第28届全国少儿社社长会上卸任少读工委主任以来，海飞就开始不断遭遇问他将如何度过退休生活，以及那些想让他解密少读工委一些前尘往事的好奇心。

    于是，海飞先生选中了《中华读书报》。

    雁栖湖起飞

    1994年8月，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和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发起，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教育部、团中央有关领导一并与会，会议对少儿出版的性质、任务、目标和长远发展方向都做了研讨。开完会之后，少儿出版界就感觉，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这么重视少儿出版，少儿出版界应该努力把少儿出版工作搞好。

    当时的少儿出版还是处于低谷的。首先，所占市场份额不大，高质量的图书很少，文学读物卖不出去，大家没有形成合力，在国际上也没有声音。所以，整个出版界觉得少儿出版不是太景气。

    少儿出版的发展，光靠一家社、几家社肯定是不行的。当时出版界搞得比较好的七家少儿社在一起碰头，商议是不是要联合起来求发展，搞一个联合体，把党和国家对少儿出版的关心转化为出版人共同推动少儿出版发展的力量。后来经过了解，中国版协下有一个幼儿读物工作委员会，但组成社散落在各个板块，有少儿社、教育社、美术社、妇女社、科普社等，并不集中，专业出版社形成的少儿出版联合体缺失。此前，专业少儿社也没有自己大一统的行业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海飞去找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时任主席宋木文，请宋主席再批一个工作委员会，把专业少儿社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合力。

    当时，推动成立少读工委的主要发起者是中少社和上少社。上少社是中国第一家出版社，当时占据少儿出版的半壁江山;中少社则是唯一一家国家级的少儿社。华北是新蕾社，东北是辽少社，华东是明天社，西北是未来社，西南是川少社，华南是接力社，天津会议以后，这八家出版社在京郊雁栖湖开会，商议成立专业少儿社行业平台，一呼百应。雁栖湖畔有一个大雁腾飞的雕塑，社长们在那还合了影，希望少儿出版事业从雁栖湖起飞。

    从1994年开始，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连续开了五年的全国少儿出版工作会议。“中国出版史上，没有连续五年开某一类型的出版工作会议的。少年儿童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党和政府

    寄予厚望息息相关。”海飞感慨，现在少儿出版有这么好的局面，徐惟诚副部长跟于友先署长是不能忘的。徐惟诚原来当过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于友先在海燕出版社《向阳花》杂志当过编辑，都有浓重的青少年情节。

    终于“大一统”

    少读工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大一统”的订货会。此前，少儿出版社的订货会是分散的，而其他出版板块的订货会比较集中。海飞挨家和各个少儿社谈，大家都积极响应。

    当时搞发行最有经验的是上海少儿社，于是，海飞委托时任周舜培社长，在上海开第一届全国专业少儿社都参加的大一统的订货会。

    后来，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订货会越来越重要，不断改革、变革，集供需见面、图书展示、出版研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订货会成了少读工委最具竞争力、凝聚力越来越大的一个内容。

    其二就是一年一次的少儿社社长年会。少读工委成立后，社长年会规范了，一年轮流开一次，大家像申办奥运会一样的申请开。社长会上，一是各出版社沟通情况，交流经验，海飞也借这个社长年会传达中宣部跟署里(前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少儿出版的方针政策，再然后搞一些研讨，有的时候还请外国朋友来讲，如日本的松居直等都来过。

    其三是每年一次的少读工委主任会，探讨少儿出版的战略方向问题。

    跨世纪，大国，到强国

    1994年开始到现在，少读工委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果大致划分，可将少读工委的主要工作分为三大阶段，从跨世纪出版，到少儿出版大国，再到向少儿出版强国的迈进，在每一阶段，少读工委都对当时的少儿出版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从少读工委成立到2000年这六年间，少读工委的每次会议都在研究，少儿图书怎么跨越世纪，什么样的书能传到21世纪去。“别看都是社长、总编，业务都讨论得很细，不断沟通。”海飞回忆。

    新世纪以后，少读工委主要的工作内容，是研究和带动少儿出版界迈向少儿出版大国。其中，总量是一个概念。当时少儿出版的总量小，2000年，中国少儿图书品种是一万种，而美国接近四万种;第二是质量。“当时，咱们的书黑乎乎的，封面不亮，书薄薄的，也立不起来的，书名也不响亮。”海飞回忆，当时，少读工委提出四个“起来”，叫图书亮起来、立起来，版式活起来，书名响起来。包括如何对外开放的讨论也很多，少读工委委员们联合组团，出国访问、考察，参加世界大会。少读工委三次统一组团去博洛尼亚，时任版协主席于友先还给少读工委的展台题了字，叫“中国儿童图书馆”，展台布置很漂亮，博得了台湾少儿出版人的啧啧赞叹。

    慢慢的，少儿出版从当时的一万种图书，到现在的四万种图书，质量也起来了，新世纪以后，怎么走向少儿出版强国成了少读工委的中心工作。从2009年的海南会议开始，少读工委明确提出，少儿出版应该向出版强国迈进。

    “跨世纪的时候，少儿出版强调的是扩张，讲‘码洋’最多;少儿出版大国崛起的时候，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很清晰;现在走少儿出版强国路，提的标准都是按国际标准来衡量的。现在的目标，主要是国际化、品牌化，图书品牌是市场的标志。”

    每一年，根据当时的出版形势和市场形势，少读工委都会通过社长年会的研讨会确定具体的着力方向。比如2006年IBBY世界大会在中国开，定的是国际合作年;去年定的是数字出版年，订货会、社长年会等，来回围绕数字出版做文章;今年定的是产业升级转型，少读工委每年都有重点工作要抓。

    事实证明，专业少儿出版社以联合体形式出现，加强出版人的内部联系，以整体形象面对行政主管部门，面对市场，面对媒体，极大提升了影响力和凝聚力。

    “少读工委的最终发展方向是行业协会，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把控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规范这个行业的运作行为，造成有序竞争。它不可能下行政命令，全是用行业协商、行业规范的办法来操作，好处是领头人都懂行，能抓住影响少儿出版的关键点予以解决。”海飞说。

    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些年来，少读工委提倡需要发展的地方，就发展很快;提出要共同遏制的地方就遏制住了，比如对京东商城低价倾销少儿书的遏制，比如，对跟风出版的遏制。

    从90年代开始，专业少儿社就在内部说，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立马垮台。

    所以，你会发现，专业少儿社跟风出版的非常少。少读工委还分别遏制过盗版，净化口袋书，反对低俗出版，对少儿出版的良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有心酸

    海飞躬耕少读工委20年，协调各社一起谋发展，付出了大家看得见的时间、精力和操劳，还有很多很多大家看不见的艰辛。比如，海飞支持中国童书联盟的成立，为很多专业少儿出版人所不解。

    少儿图书市场连续多年高歌猛进的成长，吸引了很多非专业少儿社的加入。现在，出版少儿图书的出版社已经达到了525家，市场上有三分之二的少儿图书品种是非专业少儿社制造出版的。有出版社连续几年打报告要参加少读工委，但是少读工委的章程规定，有一位委员不同意，该社就进不来，而且每一次投票都是大部分委员不同意，只有海飞，或者周舜培、刘海栖几个人同意。

    “他们看上的主要是全国少儿社订货会，因为他的书进不了少儿订货会，新华书店就不当他是正儿八经的少儿出版社，不采购他的少儿书，所以，加入少读工委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我记得投了十年票。”

    后来就没有必要投了。有人认为专业少儿社抱团抱得紧，但专业少儿社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有些非专业少儿社的少儿书大量在跟民营合作，操作不规范，而专业少儿社的出版是很规范的;第二，加入者不是出版主体，他只是一个编辑部，或者一个分社的负责人，那就形成了不平等;第三，有些出版社跨版协的几个组织，有的跨美术，有的跨大学，有的跨教育;第四，只看到少儿社订货会顶用，但订货会是多少年来专业少儿社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不一定要拿出来分享。

    无论如何，理由再多，非专业少儿社出少儿书是现实，存在就有他们的道理，所以，在海南会议上，海飞跟于友先主席商量，把幼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合并到少读工委，合并后，少读工委底下可以一委两盟，一个是专业少儿社联盟，一个非专业少儿社联盟，各自抱团发展。但有些专业少儿出版人想不通，说老海怎么支持他们。

    “其实要有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非专业少儿社出少儿书是事实，将他们纳入少读工委体系，市场反而有序了;任其自生自灭，反而很有可能就有人乱了这个市场。站的高度低了，看不到这一点。”海飞笑言，非专业社取了个名字还很好，叫中国童书联盟。

    现在，专业少儿社的图书订货会进一步升级，变成少儿图书交易会了;而中国童书联盟在市场方面有两个举措，一是以上海书市为中心，童书联盟集体参展;第二是，以青岛为主体，年年搞少儿图书嘉年华，自己有订货会了。“这就是理性发展，科学发展，互相矛盾也没了，有本事在书上说话。”

    而且，海飞也分析了一下，认为非专业社也补充了专业少儿社的不足，比如说科普书，有些科技大社出的很好;比如说双语图书，外研社出的很好，专业少儿社没有这么多的外语人才。“他们丰富了整个少儿出版的总体框架，品种丰富了、繁荣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中国童书联盟的市场活动，“我去参加了几次，他们也很困难。一个协会没有几个核心力量忘我地投入经费、人力、物力，很难成功”。

    海飞主张，向少儿出版强国迈进，离不开非专业少儿社的努力。而且随着市场的发展，专业、非专业，也可能在市场中重新洗牌，“不可能是永恒的”。

    当然，还有很多事情。“非典”的时候，全国开会都不太好开了，海飞就跟刘海栖(明天出版社前社长)商量，问明天社能开吗，你开不了，我中少开。刘海栖很仗义，所以，“非典”那年是在山东开的图书订货会。“非典”期间，中宣部要开几个会，全是中少社开的。少读工委没有专职人员，没有编制，是中少社的社长办公室兼秘书处的工作。有的时候会费不够，《中国少儿出版杂志》不够钱，都是中少垫付。

    “这个我倒觉得无所谓，因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海飞的梦想

    为少读工委付出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只因海飞心中有两个未圆的梦想。

    其一，填平中国少儿出版与国外的距离与差距。海飞还记得，1996年，他到德国慕尼黑参观一个青少年图书中心，中心很漂亮，是一个城堡，如同儿童的童话世界。进去之后，看到各个国家的少儿书都在里面陈列着，一看到中国陈列的书，是中少社上世纪50年代的《儿童文学》，都已经发黄了，再看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没有其他的儿童图书。那时，海飞就深深感觉，要让中国少儿图书被世界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图书中心用图书搭了一个房子，小孩可以爬进去在里面看书，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旁边就有吃的，喝的咖啡、吃的面包，一天都用不着出来。“我就觉得，什么时候中国的孩子能享受这种幸福就好了。”

    1994年，新闻出版署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划归少读工委，海飞连续20年担任了5届CBBY主席。怀抱着此一梦想，从1996年起，海飞连续18年参加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世界大会，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和对外合作，并于2006年9月在中国澳门成功的举办了主题为“儿童文学与社会发展”第30届IBBY世界大会，来自54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凸显了儿童特色、亚洲特色、中国特色，被誉为IBBY历史上“最成功”、“最美妙”的一次大会，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少儿出版在全球的大国地位，推动了中国少儿出版的国际化进程。

    第二，填平北京孩子与甘肃农村孩子在阅读上的差距。

    过去，海飞在甘肃当团省委书记，当电视台台长，整天跑农村，在甘肃农村亲眼看到过，两个教室中间挖了一个洞，这边上课那边听着，那边上课这边听着，但这个洞不能封上，因为两个教室要共用一个黑板擦。

    “城市的小孩书已经多得不得了，玩具多得不得了，但是农村小孩很困难。我希望我们这些人能为这些孩子做更多的事情，让更多的孩子看上书。”海飞说。

    “给孩子最好的，能给多好给多好，让他们茁壮成长、快乐成长，因为，厚待孩子，就是厚待我们的未来。因为世界总归是他们的。”这是海飞的心声。

    解密黄金十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第一次参加少读工委社长年会的时候，他评价说，“版协少读工委是版协里面最规范、最有效、最有活力的一个构成委员会”。在海飞看来，少读工委的顶层设计很清晰，所以总是能拧成一股劲，向一个目标奋斗。这样一个行业平台，在导向、推动、整合品牌上起了一定作用，一定原因造就了少儿出版业近十年来的高速发展。

    当然，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成为了少儿出版的黄金十年，海飞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成果落到了关注儿童身上。“看世界历史，越是成熟的政党，越是先进的国家，越是有远见的民族，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少年儿童身上。”同时，家家户户都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生活水平提高了，目光就会集中到自己的后一代。

    其二，海飞感觉，少儿图书还没有发展充分。他统计过，过去，中国的小孩小时候读的，大量是小人书加四大名著。随着历史的进步，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世界上多丰富多彩，儿童读物门类太多了，中国把这些吸收下来，变成中国特色的体系。”海飞认为，现在少儿出版的繁荣，跟这个体系的建立有关系。比如，外国有桥梁书，中国开始有桥梁书;外国图画书销了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起来。所以，中国在少儿出版上有大量的东西可以填。

    第三，数字出版对少儿出版影响相对较小。由于孩子处在成长期，电子产品多少会给少年儿童成长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此外，假如有朝一日电子产品图书能够咬不破，撕不烂，摔不破，而且没有辐射，那个时候，可能少儿图书已经电子化了。

    其四，农村。海飞查过资料，上一次全国人口统计的时候，一半小孩在城市，一半小孩在农村，但是这两个“一半”拥有的少年儿童图书量完全不一样，城市的小孩拥有90%的少年儿童图书，严重失衡，所以童书发展的天地还是大的。

    最后，中国的幼儿图书这几年才起来，包括在孕期间的图书，亲子阅读的图书，国外已经很发达了，国内这几年才在填补。种种原因，中国少儿图书市场的天花板还比较高。

    新世纪以来，观察少儿图书市场的码洋表、品种表、选题计划表就可以发现，曲线开始升得很快，但这几年已经是缓慢增长，经过市场的筛选，现在有些非专业少儿社在退出这个市场，“这是一种良性发展”。海飞认为，历史黄金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品牌化，质量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少儿出版可能会出现出版的战略转移。

    愿当“走读生”

    对于海飞来说，写作是他的第一爱好，他不怕写，什么文体都写过;他喜欢看书，家里最多的是书，从甘肃搬家到北京，也主要是书，自己都可以开个图书馆了。

    海飞说，今后，其他事也再不做了，就做少儿出版这个口子，能做一点，再做一点。头几年，他说过一句话，退休以后做“走读生”。再走一下跟少儿新闻出版有关的路，或者出国，或者国内;再读一读跟这有关的书;再生产一点跟这有关的产品，比如说写点书，写点文章，做做讲座。

    现在，“走读生”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