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还是超常?经济还是政治?

    朱天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我对《超常增长》这本书的评论是从一个比较的视角进行的，也就是从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Gerschenkron）在1962年指出了一个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的现象，即越后发展就越需要组织的介入。（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这些组织既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政府。他特别用了19世纪的德国和俄国的发展作为案例来说明后发展的问题，德国的发展在英国之后，它用银行把有限的资本组织起来，根据先发展国家（如英国）的经验和教训，直接投资到被证明了成功的产业当中去以推动整个的经济发展。格申克隆进一步指出，到了俄国，由于更加落后，资本更稀缺，因此俄国连银行都不用了，直接由财政部出面集中资本、进行投资。

    越后发展就越需要组织介入经济的逻辑是这样的：国家落后就是资本稀缺；同时时间还很紧迫，所以很难等待市场去慢慢把稀缺的资本调整到位；而国家越落后，就越容易学到先发国家的经验，因此就越可以走捷径，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走捷径的核心办法就是运用强组织力将有限的资本组织起来，投到被先发国家证明成功了的发展项目或者具体产业当中去推动发展，这就是后发展需要强组织力的逻辑。如果这个逻辑是对的话，从英国到日本，再到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会越来越大。而且由于越后发展就越容易走捷径，所以也就一点儿都不奇怪为什么英国的工业化用了100年，日本的工业化用了50年，而中国的工业化仅用了30年。因此这并不“超常”，而是非常“正常”。只要国家能够成功动员强组织力，将资本集中起来投到先发国家证明成功了的发展项目和产业当中去，就可以走发展的捷径，就可以比先发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至少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史正富先生在这本书里用以下三点解释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即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这三点的前两点直接就是政府，而国有企业在最后一点里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在用来解释中国“超常”增长的三点里，有两点多与国家有关。根据格申克隆的观点，越后发展越需要强组织力介入到经济当中去，中国的发展起点远在德国、俄国和日本之后，那么强烈的国家干预以及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就不奇怪了。史先生这本书从后发展的逻辑来看，再一次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从这个逻辑来看，中国的增长其实并不超常。

    当然，这并不是在说中国的发展没有超常之处，只不过它超常的地方并非经济，而是政治。这也要从格申克隆的观点说起。格申克隆用以证明其观点的案例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偏差。因为几乎所有在英国之后开始发展的国家都可以被看作后发展国家，而从世界发展史来看，大部分后发展国家都没有像德国（甚至是俄国）那样发展，也没有像日本和中国那样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和中国的发展曾经和正在被称作“奇迹”。用格申克隆的逻辑来说，快速的后发展也许是正常的，只要国家能运用强组织力将资本动员起来，但是大部分国家之所以仍然不能快速发展（像德、日、中那样），恰恰是因为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很容易地发展出强组织力并成功地将资本动员起来——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讨论发展问题了。因此，并不是国家一干预经济，后发展就能成功。其实大部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未带来非常正面的效果。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奇迹部分，即国家成功地通过干预经济推动了发展。所以中国的发展既有正常的一面，也有超常的一面。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中国为什么成功地运用了强组织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需要解释的不是中国的“超常”经济增长，而是背后的强组织力。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首先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这也是我对史先生这本书的主要批评，因为它总体上还是在谈经济。比如史先生后两章描绘了2049年的蓝图，但首先需要问的是战略性中央政府能不能延续下去、竞争性地方政府能不能延续以及国有资本的问题等等。从一个比较的视角看，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中国“超常”成功的政府干预，而我们不能将其假设为正常，因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很多干预都是失败的。史先生这本书似乎主要在讲政府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能不能做和为什么做。比如从一个比较的视角看，统治者为什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业化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North）在解释资本主义式的高效率产权安排为什么未能被大多数统治者所采纳时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统治的稳固，伴随着新的产权安排而崛起的新生政治力量往往会挑战、甚至动摇统治者及其盟友的统治。（Douglass C.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1981), pp.28-29.）因此，一个持续追求发展的政府不是常态，往往是变态，至少是需要被解释的。同理，竞争性地方政府和企业系统也需要政治经济的分析。199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经济分权的措施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结果却大相径庭，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可以推动地方的发展、甚至带动全国的发展？企业系统也是如此，国有资本在发展中国家也有非常不同的表现。

    这本书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点切中要害，它非常明确地点出了中国的发展是靠政府等强组织力来推动的。当然，我的质疑也在这里，因为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更细致地研究政府进行经济干预的基础、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做，而为什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是失败的，从而进一步探讨成功的政府干预能否持续，使中国走向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