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耶:为了建立告别中世纪的现代国家

    斯特耶认为：现代国家发展的要素之一是国家中各种元素之间的高度统一。 如果说，近代国家的特征表现为统一的国家取代了分裂的中世纪国家的话，那么，现代国家则要继续表现国家之中各种元素之间的统一性。只有步调一致、和谐发展，才能实现近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华美转身。

    在他看来，国家制度越发展，越现代，留给公私不分、以权谋私的空间也就越小，而这正是国家与社会取得和谐的基础。

    我接触约瑟夫·R·斯特耶（Joseph R. Strayer）这个名字是在28年前。1985年，我刚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生学位，导师约翰?弗里德(John Freed)教授就告诉我，第一，他是斯特耶的学生，要我认真读斯特耶的书。第二，既然中世纪史是由斯特耶的学生传授的，如果要算学术渊源的话，那么，你应当属于斯特耶门派。当时的我，完全不了解长期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斯特耶教授是让整个美国学术界都为之震撼的著名历史学家。今天，我再次翻开他的著作，感到有些欣喜，也有些忧伤，为自己直到今天方开始理解自己老师的老师、声名卓著的欧洲史专家，而感到遗憾。

    在历史学界，如果一位学者提出的看法能够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是这么认为的，难道还会是别的样子吗？”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对于斯特耶的赞叹。这是指斯特耶为欧洲的封建制度描绘出清晰的图像，在当时就是这么被人接受的。据斯特耶所言，封建主义有三大特征，分别是地方割据、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军队也通过契约被掌握在私人的手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斯特耶的这个看法已经哺育了几代学习欧洲中世纪的人们，激励着他们去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今天，年轻的历史学者，有时仍然会团结起来反对这个观点，但却无人想要去完全否认这个看法的精辟性。事实上，任何想完全否定斯特耶引起他的同时代人惊叹的理想、典型、观念的人，都会触怒斯特耶的同时代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把早先没有表现过的观点用新的形式表达出来时，你不必急于去责备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而首先要对其学说进行一番深究，要去重新观察和确定，看其形式和内容之间是否能够自圆其说，互相适合。

    但斯特耶的精彩处，却并不仅限于他描绘出的封建制度图景的价值。所有人对于他的尊敬，都来源于他毕生思考和回答了一个问题：欧洲是如何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国家的。他满怀热情，一次次地在自己脑海里演化着各种历史图景，终于寻找出一种答案。换句话说,一个学者，只有当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把他唤起，需要他来解答这个重大问题时，他的情感和洞察力才会被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他决心在这片学术土地上耕耘，要把其中一切有效的成分都挖掘出来。他甚至期待更多：现代国家与中世纪制度有何不同?现代国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现在国家在发展时会遭遇哪些问题?这使探索带上了前所未有的严肃性。他探索的问题是多么朴素啊，然而，难道不正是闪烁的思想以及充塞于问题中的感情提高了探究的深度并使其具有崇高和伟大的意义了吗？这些问题成了他发现现代国家特征的动力。上个世纪60年代他有了初步答案，于是开始讲授这方面的课程。数年后，他把讲稿汇集结成书，这就是那本197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按照斯特耶的说法，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国家奠基于1100-1600年间欧洲产生的制度之中。现代国家产生要有四个条件：政治体制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中长期维持；非私人的、相对永久性的制度；对最后裁决的权威需要共识的形成；忠于这种权威的理念。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制度发展中，斯特耶还看到了一些变化：12至13世纪政府行政化的加强；14-15世纪社会的不稳定及战争；1450-1600年间政府专业化和制度上的完善。这些因素导致国家的重要性、完善性增强，最后终于从中世纪的泥潭中脱颖而出，构成目光粗忽的人看不到的、难以形容的和谐意境及珣丽多姿的现代色彩。

    在斯特耶那里，国家一词是用state来表示的，因而有别于纯粹以疆域、领土来界定的country。state一词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除了指国家、政府外，还指政府体制和政府机构的发展。从古代、中古欧洲历史的沿革来看,国家的资源其实并不富裕。欧洲的古代国家大抵有两种类型：一是像罗马那样的大帝国；二是像雅典、斯巴达那样的希腊城邦。前者不过是军事上的联合体，被少数人统治着，缺乏民众、外邦人对于帝国政治的参与；后者民众是积极参与了国家事务，但地域过于狭小，常常缺乏统一的基础。在中世纪，因地制宜涌现出的是一个个体制落后的日耳曼人小王国，大搞个人忠诚，政治上的分散割据，大大削弱了国家体制。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要在中古欧洲的薄弱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却是最为“典型”的，中古的欧洲把一切疆域、制度、政治形式的边界都抹掉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国家，或者说，要想深入研究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需要禅精竭虑，其中的艰难常常令人却步。 

    这种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对处理边界模糊的中世纪国家轮廓的整合意识构成了斯特耶探索的起点。主权问题、职官的专业化问题、对国家的忠诚问题、政府的制度化问题，这些都需要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但是，对摇曳不定的中世纪欧洲的国家轮廓又是不能用严整的框子来限制的，研究者并无可能把现代国家的要素强加于不固定的、朦胧的中古国家轮廓之上，只得运用历史的方法，去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去加以寻找，加以整合，赋予类型，就像在制作一件百纳衣。例如：在9至10世纪，一些已经在地方上站住了脚跟的贵族，通过强化地方治安和管理，让人们对其产生了依赖感和“忠诚”。这种对贵族的依赖与对国家的忠诚性质迥异，却需要重视，因为它显示出“忠诚”与政治权威作用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即便是最不起眼的细节，有时也可能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有用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斯特耶的强大的整合能力和自发的灵感，在这些方面，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师。

    同样的职业敏感让斯特耶去关注像英国、法国这样的从中世纪王国厮杀中走出来的优胜者。蛮族的王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而英、法这些国家为什么却能够胜出？答案就存在于国家体制的优劣上。与蛮族王国相比，后来居上的英国、法国更加国家化、制度化、行政化、官僚化，致使这两个国家能够“优入圣域”，成为取代众多蛮族国家的新兴国家。这个发现，不仅使斯特耶进入了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也使他总结出了有别于中世纪的国家特征：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官僚制度、国家司法、国家税收制度等，这些看法为学术界所接受，成了用来衡量欧洲近代早期国家的主要标准。

    斯特耶的长处之一是善于从最不起眼的研究中发现重大线索。他发现，1000年后的战争减少和大贵族选择定居、不再迁徙，是利于国家发展的一种条件。他发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的忠诚是有区别的：“在国家和民族主义比较一致的地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当一个民族已被分割到许多国家，如德国；或一个国家统治着许多民族时，如哈布斯堡王朝，就会产生忠诚的冲突。” 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有时会出现冲突。斯特耶暗示：只有当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变得高度一致时，或者当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两者高度统一时，才会出现民族（nation）即国家（state）、两者同义的现象。

    但是斯特耶的历史学的实证分析却闪烁着稀有的政治睿智，其中包含着对国家发展的非常细致的观察，也包含着优化国家制度的真知卓见。他指出：国家部门常常由不同的人士组成，但政策的制订者与政策的实行者常常会产生冲突。政策的制订者脱离实际，缺乏足够的信息，常常会按照惯例行事。而政策的实施者却是经验丰富、信息充裕的官吏，他们的见解常常更容易令人信服。15世纪的欧洲君主发现：对几十个政策制订者的改造比较容易，但要对数以千计的政府官吏进行改造却相对困难。国家的发展就要填补两者间的鸿沟，使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协力共进。 为了实现这一进步，选用能人来制订政策、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信息也许是个好办法。政策的制订者与政府部门的官吏们协调一致了，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上下一致，承担起国家部门的职责。

    与此类似，由于15、16世纪的国家是从中世纪脱胎而出的，政府官吏由专业人士和贵族两部分人士组成，两者之间会形成鸿沟。为了提高效率，任何行政部门都会任用专业人士，但这会导致新兴专业官吏与传统贵族之间的冲突。斯特耶认为，对国家的发展而言，要注意的不是冲突而是趋势。官吏的专业化即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因为只有水到渠成才能成功。如何化解现代体制兴起时不同出身官吏间的矛盾，填补他们之间的沟壑，是现代国家兴起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国家的政府部门强大后，各个政府部门都会握有实权，会独立、自主，常常威胁到君主们的利益。这种情况在英国和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君主们处于两难之中，控制太紧，政府的效率就低下；充分放权的话，各个部门又会桀骜不驯，失去控制。作为一种平衡，英君主们采取了分权的策略：如设立多个国务大臣（Secretaries of State），或者设立专门的外交委员会(Council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和专管殖民地贸易的委员会。斯特耶告诉我们:有段时期，英国和法国都曾实行过让一位、两位、三位甚至四位国务大臣来处理外交事务的现象。17世纪的英国，设置一位国务大臣专门处理英国以北国家的外国事务，另一位则专门处理英国以南的外国的事务，包括协调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16世纪的法国设有四位国务大臣，每位分管国内的一个区域，并要处理与这一区域相邻国家的事务。这样的管理方式是落后的，但这也是通向必然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小插曲。斯特耶用“趋势”一词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从长远的观点看，设立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政府部门（外交部）是势在必然的，只不过需要时间，先进的体制最后总会穿过阻碍而获得胜利。

    此外，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也是斯特耶精心考虑的一个问题。国家制度发展后，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拥有各种资源和生产机构的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矛盾，如何化解矛盾、实现共赢，需要政治智慧。

    现在已经难以猜测斯特耶这部作品最初的性质了，据斯特耶自己说，他这部书的雏形来自于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委员会的一封来信，要求他开设一门这样的课程。其后几年中，斯特耶形成了一些看法，在1965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他的观点，曾经得到了数百位同行、同事和学生们的批评。如果想到这是一部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斯特耶在其作品的最后部分阐述其对现代国家未来展望的做法感到惊讶。 他阐述理想，希望能够对他的时代，对国家制度的进步，提出一点建议。

    斯特耶认为：现代国家发展的要素之一是国家中各种元素之间的高度统一。 如果说，近代国家的特征表现为统一的国家取代了分裂的中世纪国家的话，那么，现代国家则要继续表现国家之中各种元素之间的统一性。只有步调一致、和谐发展，才能实现近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华美转身。

    对国家的忠诚一词屡次在斯特耶的著作中出现。这首先表现在民众的欢乐、健康、安全和富裕上，只要他们始终能够轻快地挑起生活的重担，时刻感到自己的幸福处在政府的牵挂和国家的保护之中，他们就会由衷地产生出对于国家的忠诚。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的高度一致，被斯特耶视为现代国家的要素。

    如果仔细认识一下斯特耶对国家公权力的描述，就会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在斯特耶的眼里，公正和公平是现代国家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他看来，国家制度越发展，越现代，留给公私不分、以权谋私的空间也就越小，而这正是国家与社会取得和谐的基础。在中世纪，权力带有着明显的私人性质，权力往往服务于私人目的，与掌权者的财富和荣耀息息相关。现代国家与此完全不同，人们在某一个国家里安居乐业，是因为这里有民族固有的盛情美意，更有着一种高度舒畅、自然、欢快的气息和希望，让人们感到自己的幸福无一不与国家的体制紧密相连。“国家的一切制度都是为你所设的！” 任何民众都会怀着一种特有的感情谈起国家，受其鼓舞，感到国家、社会、民族和个人在水乳交融。

    这种高度的和谐，还表现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地方利益之间的一致性上。国家的发展既然致力于促进和谐，其各部门、各种关系、各种利益，也会逐渐走向协调，获得前所未有的一致性。这是中世纪的国家从未有过的奇境。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斯特耶是有资格预言未来国家发展前景的。在斯特耶那里，尽管从事的是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却一直有乘不沉之舟遨游未来的冲动。作为一个公民，他曾经亲身投入过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作为一位学者，斯特耶是一位出版过多部作品、世界公认的卓越历史学家；作为一位智者，斯特耶深谋远虑，为现代国家刻画远景。他注视星空，似乎看到了未来国家发展的趋势。他对极度瑰丽的现代国家寄予厚望。他以一种中世纪大师的妒意来想象未来国家发展的图景，喜欢它的那种和谐和高度统一。他毕其一生进行了关于国家的思考。对斯特耶的秘密如此好奇但又如此不善于揣测的人们，直到很晚才知道了他的作品的意义、他的满腔热情探索的意义。

    斯特耶生于1904年，死于1987年。在悼词中人们是这么评价他的：“斯特耶，美国历史学家，是美国首位真正的中世纪史学家查理斯?哈斯金斯（Charles H. Haskins）的学生，他指导了斯特耶的学业，给予了斯特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