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浮想

    许多被植入脑际多年的观念，往往有它的固着性，难以轻易消除，只有到了一定年纪，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了解事物的复杂多样及其不同侧面，才会重新按照事实，改变一点往昔的陈见或偏见。

    中国长城，自幼即知，西起嘉峪关，东抵山海关，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常识。及至近年见到新的调查资料并有幸实地踏勘后，始悉有点不够完备了。秦始皇所筑长城是在“战国七雄”原建长城基础上的加固和延伸，秦、齐、燕、赵、魏都有，原城纵横布列，因各国边防地势而起，并非如印象中的仅东西向、连绵成规模成系列的秦长城那样，燕长城的末端甚至南伸至朝鲜半岛的北部。历史上最早的长城为齐长城，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初，据说其最初的灵感来自建造河堤一类的防洪工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筑起了土墙或石墙，也许就能躲避敌军的迅猛冲击了。即便秦长城本身，最终残留至今的遗迹也已不多，时下所见逶迤华北一带的城墙，实际上多系明初重建，用以防御蒙古人的，已非匈奴也。

    再者，长城的东端也不仅止于山海关，而是一直延至东北的辽宁境内。据前几年有关方面公布的调查结果，辽宁境内明长城的总长度应有1200余公里，现存墙体长度尚达700多公里，消失的墙体近500公里。辽宁境内长城分为辽东镇长城和蓟镇长城两个系列，其中辽东镇长城最长，西起绥中，东达鸭绿江畔的丹东虎山，前几年笔者曾去那里实地走访过。蓟镇长城则较短，起止地点皆在绥中县境内。所以，历来流行的长城东止于山海关的认识，早该重加校正。

    前些年到湘西凤凰，我还看到了明代为镇压苗民起义而筑的“苗疆万里墙”，实则统共不足200里，近年于原址复建，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有“南方长城”之称。“长城”在西文里就是“大墙”（Great Wall）。以筑城墙来隔离敌方，阻止人员的通行、交流，乃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惯常思维方式，迄明清之际，中国统治者依然沿袭这一传统。

    长城的建筑，需要浩大的人力，中国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也筑起了这伟岸的长墙，以致人们一说到中国，便离不开长城的形象，长城等同于中国，长城似乎也只应中国才有。但事实上并不尽然，世界其他地方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长城的巨型土石建筑，作为一种防御的理念和手段。筑墙抵挡来犯之敌的想法，几乎各国都有，如出一辙，只是没有中国的长城来得那么宏大、漫长、名气震天响。

    中国之外最负盛名的长城，当数英国境内建于罗马时代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它由罗马皇帝哈德良提议建筑，罗马驻不列颠行省总督尼波斯监造，建于大约公元122至128年间（亦说竣工于136年），以防北方蛮族之侵。哈德良长城东起泰恩河上的沃尔森德，西至索尔韦湾的鲍内斯，长118公里，几乎横贯了大不列颠岛北部狭窄处。不过从长度和高度来看，比之中国长城，近乎袖珍的哈德良长城只算得“小巫见大巫”了；建筑难度也要逊色许多，英国又何来燕山山脉那样峰峦挺拔的崇山峻岭呢？

    英国还有一处罗马时代的长城，地处更北边的苏格兰地区，称“安东尼边墙”（Antonine Wall），得名于下令筑城的另一位皇帝安东尼·庇护之名，筑于142年，比哈德良长城稍晚。安东尼边墙仅五六十公里长，坐落在爱丁堡之北，东起福思湾，西迄克莱德湾尽头，都是为抗御犯边之敌而建。

    进入中古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后，英国又出现过一处巨大的土方工程，后世习称作“奥法墙”或“奥法大堤”（Offa’s Dyke），由8世纪下半叶的麦西亚国王奥法命建。它从切普斯托附近的塞文河，一直延伸至迪河河口，全长169英里，将当时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王国同尚未被征服的不列颠人区隔开来，这一堤墙后来一度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分界线。难怪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历史著作里，对奥法动用如此大量人力资源而体现出的巨大权力，发出了由衷的慨叹。

    在邻近的爱尔兰，中古混乱的部落战争期间，康诺特、伦斯特和厄尔斯特之间的交锋中，败北者在纽里城与厄恩湖之间也曾建起过一道“厄尔斯特长城”，围绕其展开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攻守之战。

    欧洲长城在年代上比英伦更久远的，当推古希腊的雅典长墙，它建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伯里克利秉政的全盛时期，旨在强化雅典的城防。这座长墙起于雅典城区，通往西边的庇里尤斯港。起初大体平行的南北两道城墙，在而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被雅典宿敌斯巴达勒令拆除。据说在此前的希波战争时，雅典人也还筑过其他长墙。

    距希腊不远的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中古时期也曾构筑过抵御哥特蛮族侵袭的“色雷斯长城”，由拜占庭帝国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建于公元6世纪初，自马尔马拉海到黑海之间，长达50公里。其后的保加利亚人反过来为防范拜占庭的军事压力，也曾在色雷斯边界上筑过同样的土垒屏障，俗称“大围墙”（Great Fence）。“Fence”本意栅栏，亦即屏障、城墙，各方都营建这样的土石建筑物用于应对敌军，就好比谁都知道要筑城墙护卫自己人一样。

    濒临里海的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古城杰尔宾特，地处里海与高加索山之间狭窄的交通要冲，旧译打耳班关（亦称铁门关）。公元5至6世纪，为防阻匈奴及其他游牧部落南侵，在此也兴建过宏大的城墙，有“阿塞拜疆长城”或“波斯长城”之谓，中古西班牙旅行家留下的《克拉维约东使记》里便提到过。

    欧洲古代壁垒或城墙中，防御功能维持时间最长的，当属有名的丹麦边墙（Danewirk）。该边墙长17公里，横贯于日德兰半岛南部蜂腰处的石勒苏益格狭窄地段。公元808年，该边墙由历史上公认的首位丹麦国王戈特弗雷德开始兴建，旨在防阻来自德意志方面的入侵；未几，即在934年被德王亨利一世攻破；丹麦青齿王哈拉尔德一世时又加扩建，但在974年复遭德王奥托二世摧毁；后来屡废屡兴，直至近代还在使用。1848年，丹麦人再度加固，却未能抵挡住普鲁士炮兵的轰击。1864年普丹战争时，普鲁士军队直接绕过边墙，未费寸力，便迫使丹麦人弃阵而退。此战之后，沿用千年的丹麦边墙才被普鲁士最后拆毁，只是废墟犹在。

    欧洲以外其实也有过类似长城的军事防御工事，亚洲甚至非洲皆有迹可察。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为对付中国东北一带契丹、女真人的威胁，从鸭绿江口起，筑过漫长的石长城，历12年始成，号称“千里长城”。还有报道称，十余年前英国—尼日利亚联合考古队在尼日利亚南部也发现过一道雄伟的长城古城墙，断续绵延160公里，据说是1000多年前约鲁巴王国所建。

    由此看来，带有防御性质的漫长城墙的开筑和利用，终究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无论哪个民族的人都想象、设计得出来。

    多年前曾见一则媒体报道，谈及一位在伊朗工作的英国考古学家的看法，他认为，其考察、研究的伊朗古城墙，很可能为帕提亚（安息）帝国所建，并受了中国长城的影响，因古时帕提亚与中国有交往，而罗马皇帝哈德良早年又参加过对帕提亚的战争，大概由此见识了这种石墙，所以数年后他在英国建起的哈德良长城，许是受到了中国长城灵感的启发。

    当然，这是一种并无信证依凭的猜想。用砌筑土墙或石墙的方式来保护自身，阻挡强大敌人的攻袭，在历史上原本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未必有固定的文化示范和传布源头。就好比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就地取材——以木料和石料建筑房屋、用粘土制陶、以植物纤维编织、以土葬或火葬形式处置人类的遗体，他们自然也会用土石材料构建坚固的城墙、堡垒。毕竟，这是无论何处的居民都会自然采纳的生存应对方式，是他们在各自的生存境遇中很容易独自感悟、体验并掌握的，是完全可以独立创造、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如果说，哈德良长城须受中国长城的启发才得以筑起，那么爱尔兰、丹麦、希腊、保加利亚乃至黑非洲尼日利亚的上述建构，又都受了来自何方的启示？筑墙的当代翻版，从上世纪60年代一夜间垒出的冷战象征物“柏林墙”，到中东作为巴以冲突产物的防御沙墙，还有伊拉克战争期间，伊约（旦）边境用推土机推筑起的沙墙，无不都为着防阻人员的随意流动，那又得自何人的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