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神”或“魔鬼”？

    像梵蒂冈的教宗死后要封圣，艺术界似亦如此。今岁瓦格纳诞辰200周年，德国拜雷特市的理查德圣殿燃点香火，为欧洲乐坛的“教皇”封神，热闹喧腾非凡。在这一氛围里，欧美乃至全球举办数千场瓦氏歌剧演出和大型音乐会。《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众神的黄昏》马拉松式演出持续几十小时。执棒展示瓦氏“指环”四部曲的柏林交响乐团音乐指导马雷克·雅诺斯基曾叹惋从来“无人眼见现实的日耳曼神祇”，而今西洋歌剧迷们争赴拜雷特艺术节，一睹《帕西法尔》作者无比高尚的精神容貌。且看，米兰斯卡拉剧院再度推出《罗恩格林》，苏黎世歌剧院里行驶《鬼影船》，载着《汤豪舍》，阿姆斯特丹公演《纽伦堡的歌唱大师》，《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亮相维也纳舞台。更不用说柏林、巴黎、纽约、巴塞罗那等多座西方都会，一有《漂泊的荷兰人》和《仙女》等瓦格纳歌剧人物登场，剧院便门庭若市，一票难求。唯有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以色列当局明令禁止瓦格纳歌剧，不惜进行实际干预，最多只容忍几场变相的音乐会。1981年，以色列交响乐团音乐指导祖宾梅塔欲在特拉维夫演奏《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不得不在以色列群众舆论压力下中止。2001年，达尼尔·巴伦波伊在以色列巡回演出时，又将《特》剧列进节目单，被听众唾骂为“法西斯分子”。

    可见，在世界性的瓦格纳音乐潮中，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阻障，就是这位德国19世纪音乐大师歌剧所宣泄的意识形态。倘若说一些人将之尊为“乐神”，另有人则视他为“魔鬼”。天壤之别，其中好像存在一则难解的谜团。说到“谜”，犹太—基督教信徒自然会联想到《圣经·旧约》里的参孙。那位身强力大，曾经撕裂一头雄狮的犹太人领袖给压迫者腓力斯人出了一个类似老子“弱者道之用”的谜语，实令人难以猜透。腓力斯反唇相讥，称谜语乃是愚者的采邑。那么，瓦格纳之谜，又当何论？尼采是西方智者，绝非愚人。他一度崇仰瓦格纳，在其歌剧启发下，创立了自己的“权力意志论”，撰写力作《悲剧起源》。可他后来却将瓦格纳拉下神坛，贬其为一头“米诺斯牛”。凡读过希腊神话的人都知道，“米诺斯牛”原是克里特国王米诺斯之妻与海神波赛顿的一头公牛私通所生的怪物。米诺斯王害怕丑闻外泄，将之禁闭在天才建筑师代达罗斯修造的一座迷宫里，后为英雄忒修斯击杀。瓦格纳究竟是怎样在哲人尼采的眼中从“圣贤”蜕化为“妖孽”，这倒又增添了一层“谜”。具体说来，尼采透视《帕西法尔》的作者，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发现他不过是个狂露感情的“跳梁丑角”。尼采自己也难免因为过度“扩张自我”，被送进精神病院。在思想上，尼采与瓦格纳是一脉相承的，他掉过头来写《瓦格纳病例》，向自己昔日的偶像频射毒箭，概非精神错乱所致。他们俩的“超人”理念，要靠日耳曼民族净化人类的意向，尔后都成了纳粹征服世界狂想的宣传工具。无论他们受到当代思想界多么高的推崇，此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瓦格纳早在其1850年的艺术理论著作《音乐中的犹太文化》里贬黜门德尔松、麦耶和奥芬巴赫，流露强烈的反犹倾向，甚至断言“犹太文化的侵蚀会将音乐变为一具僵尸”。他虽然在希特勒上台前50年就辞世了，但半个世纪后被德国纳粹所用，其中固然有矛盾的情绪归向，但也难免哲理与美学上双重的思想共鸣。

    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在1933年一次题为《理查德·瓦格纳的苦痛与高尚》的演讲中，百般为瓦格纳辩护，强调他反犹有其历史环境，不可简单化解读，但也没有屏蔽“瓦格纳与第三帝国的联系”，承认瓦氏歌剧人物往往体现狂暴形象。托马斯·曼在流亡美国之前就预感瓦格纳的“历史反犹”将过渡到“现代反犹”，最终被戈贝尔之辈塞进纳粹意识形态。

    如果说尼采哲学为纳粹采纳与其妹的诠释有关，瓦格纳或许亦属同样情况。瓦氏的亲属，尤其是他的孀妇，李斯特之女科西玛从崇奉专制体制和反犹太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夫婿谢世后俨然以其精神继承者自居。她将瓦格纳的思想归结成一种“艺术的宗教”，以一年一度的拜雷特艺术节为领地，树立瓦格纳的美学权威，加浓了逝者尼采式权力意识的色彩，从而适应了二战前德国纳粹党称霸世界的时代需求。更有甚者，瓦格纳的英国儿媳维尼弗雷德似乎出自对希特勒的爱慕，将拜雷特艺术节（瓦格纳生前曾于1872年亲自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为其揭幕）办成纳粹党的文化屏障。瓦格纳曾给子孙们留下“推陈出新”的遗训，但如此密切与纳粹结合，大概并非故人宿愿，其孙沃尔夫冈2010年死前出面建立“新拜雷特”，为整个家族洗刷了耻辱。

    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利用瓦格纳应归于一厢情愿。如前所述，敏感的托马斯·曼早就先觉到瓦格纳通过其音乐的暴力意象，表达出实施“人类救赎”的强烈欲念。圣·桑曾明确道：“瓦格纳的音乐乃是德国所发明的最强大战争机器。”在他之后，卓别林在影片《大独裁者》中表演希特勒在与地球仪共舞时，采纳的正是瓦格纳《罗恩格林》的序曲。当代著名导演科波拉在影片中让美国中校吉勒戈尔指挥直升飞机轰炸越南村庄时，用高音喇叭播放的又是瓦格纳的歌剧音乐。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希特勒在地下掩体里立下遗书，柏林电台播送瓦格纳歌剧《众神的黄昏》中的《齐格弗里德葬礼进行曲》，实际上开始为纳粹元首送葬。翌日，希特勒与其情妇艾娃一同自杀。此情节益显出瓦格纳音乐被纳粹利用的事实。美国导演伍迪·阿伦的脱口名句是：“瓦格纳的音乐听多了，我就禁不住想入侵波兰！”《瓦格纳百科辞典》的编者狄莫特·彼卡尔用现代目光剖析瓦格纳现象的征候。他确认当代人特别关注瓦格纳的反犹太主义立场与其歌剧作品之间的关系，进而客观地指出：“表达一个历史时代对犹太人的嫉恨上，瓦格纳的论述无疑流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变态，在这个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谈论他时，不涉及这一层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聚会在拜雷特的瓦格纳亲朋圈子还往其中添加催化剂，更变本加厉。特别是，瓦格纳在《音乐中的犹太文化》阐述的反犹观点被极不恰当地演绎为‘灭绝’，与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连贯起来，性质就更为严重。”

    撇开瓦格纳的反犹主义不谈，对这位艺坛“巨人”的音乐艺术本身，从19世纪起就褒贬不一。瓦格纳生时最奉承叔本华，反复阅读他的著作《世界即意志和观念》，启示自己的歌剧创作，可后者对之不以为然。叔本华曾严斥瓦格纳的《鬼影船》“缺乏音乐性”。读完瓦格纳呈他一阅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剧本后，叔本华干脆回答说作者根本就没有音乐素质，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则称该剧为“结构主义”。1876年，柴可夫斯基参加拜雷特艺术节，坦率表示不欣赏那里对“预言家”的个人崇拜，觉得宗派把艺术带进了僵局，苦笑着宣称自己“无意皈依他所创立的宗教”。对瓦格纳最反感的是柏辽兹、圣·桑和德彪西等活跃在巴黎和波伦亚乐坛的拉丁派音乐家；后者拒绝受《帕西法尔》等时髦影响，将瓦氏的“未来艺术”形容为“被捧为晨曦的残阳”。至于斯特拉文斯基，以及围绕萨蒂的奥涅格、普兰克等 “六人集团”，他们立意摆脱主观浪漫主义，更明显地采取了唾弃瓦格纳的独立姿态。

    一般说来，纯音乐派觉得瓦格纳的歌剧音乐过于夸张喧嚣，缺失旋律的美感。1861年，他的《汤豪舍》在巴黎演出惨遭滑铁卢。当时剧场内一片骚动，让瓦格纳蒙受了难以置信的屈辱。还有他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在维也纳首次登台落幕时，观众纷纷拥向最具影响的评论家爱德华·汉斯里克，一齐问他最不喜欢剧中什么，汉斯里克斩钉截铁地回答：“音乐！”汉斯里克批评瓦格纳的音乐节奏反复无常，而大师自己在《论乐队指挥》里强调的恰是把握准节奏。瓦格纳的音乐旋律确有荒诞之处。指挥家西蒙·哈特勒在接受德国一家周报采访时放风：“指挥瓦格纳的作品，旁边要有个精神病医生”。海廷克就深有感触。他在阿姆斯特丹初次排练《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时，突然一阵痉挛，在马尔可国王独白起始就停住指挥棒，对乐队说：“这已经不是音乐，成了其他什么东西！”或许，这也正是瓦格纳的奇妙所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发明了隐蔽乐队，又何以不臆造不可见戏剧呢！”这方面，瓦格纳之孙维兰好像有深邃见解，认定他祖父是“心理分析学前驱”和“象征主义先锋”，其作品解释了世界的命运。冷眼观察，大概这是近亲对瓦氏全盘艺术变态难以自圆其说的辩白。另外，人们还非难瓦氏剧本的台词冗长浮夸，引用的神话哲理虚无缥缈、紊乱肤浅，明显陈旧过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凡事总有两面，艺术上更应是“智者见智”。瓦格纳研究专家狄莫特·彼卡尔在承认瓦格纳因其意识形态受到当代人责难的同时，提出不可忽视这位西方歌剧大师将“主导动机”引进音乐创作的历史作用，和其全部作品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对后现代艺术演变的影响。不可否认，一些西方文坛的智者坚持认为瓦格纳的音乐是人类艺术的菁华，将他与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并列。在法国，一些作家与诗人诸如波德莱尔、纳荷华、马拉美、维里耶·里拉唐、卡拉勒·孟戴斯、朱迪特·戈蒂埃、玛赛尔·普鲁斯特，画家古斯塔夫·多雷，以及作曲家夏勃里耶和肖松等欣赏其才华，后者还受到其直接影响，并没有因法德两国的历史冲突将“瓦格纳现象”意识形态化而对之存有成见。

    如果冷静、全面、客观地对瓦格纳的世界观进行分析，人们会发现他是个充满矛盾的思想家，尽管他坚称上帝在自己身边。一方面，他的唯意志论和救世主理想存在可被纳粹利用之处，另一方面，他早期也表现出否定国家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一度跟巴枯宁过往甚密，随之参加了1849年春天德累斯顿民众的革命起义，亲身投入街垒战斗，失败后为躲避警方追捕，长期流亡国外。他仅在瑞士苏黎世就待了十年，在彼写出理论著作《艺术与革命》，提出艺术创作要从人民大众中汲取滋养。只是，这段往事绝少有人提及。还有，今天人们特别提出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但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瓦格纳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只要仔细审度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就不难看到作者在19世纪就通过歌剧里的人物行径发出警示，揭露“与自然奋斗”破坏了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和谐，实际上在毁灭世界。正是瓦格纳怀恋失去昔日的“黄金时代”，告诫后人要不停地审视自身，及时从时代“进步”的谬误中醒悟过来。因此，文艺评论家在克里斯蒂安·麦赫兰在纪念瓦格纳诞辰200周年之际，透析了一个关于乐坛偶像神话得以长存的谜底：瓦格纳不仅才华跃然歌剧舞台，而且活现在整个当代社会里。另一位音乐学家阿兰·杜奥同时在《纪念瓦格纳》一文里扼要指明：“瓦格纳首先是一位音乐家。意识形态可能消亡，但他的音乐将会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