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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康慨报道即使身在中国，46岁的亚历山大·沃尔内也没有停止写诗。像往常一样，他脸朝下趴在酒店房间的地板上，抓着铅笔，在白纸上写。身边就有桌椅，但他不用。从来不用。对他而言，一张供人写字的书桌意味着犯罪。
青年时代的沃尔内曾两次获刑，两度劳改。1983年至1984年，大概因为与萨米兹达特(手抄本或私印本)有染，他以笼统而模糊的刑事罪名受到秘密处理，从哈里科夫流放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名叶卡捷琳堡)。1987年至1988年，他又因不合时宜的作品，从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被押入乌拉尔的密林。两次流放造就了沃尔内特殊的创作姿态:身体上，他匍匐着;思想上，他俯视着。
【一】
“我从十五岁起就是职业诗人了。”沃尔内告诉读书报记者，成年以后，除了偶尔为一些涉及古代希腊和埃及的艺术电影写脚本之外，诗人是他唯一的职业。他没有固定收入，衣食住行几乎全靠朋友接济。在基辅他没房子，目前寄居于某个画家的工作室里。沃尔内的朋友、长期担任读书报特约记者的翻译家孙越去过他的住处，发现他连床都没有。工作室墙角有块板子，他就在板子上睡，常常好几天吃不上饭。
“我有个朋友，小时候就是朋友，”在北京的餐桌上，乌克兰诗人对读书报记者说，“他给我钱，让我出书。他说:‘亚历山大，您必须收下，因为您又该出书了。’”
在富人发小的资助下，沃尔内已经出版了三大卷诗集。他把它们背到了北京，每一卷都厚达七八百页，以高级字典纸印刷，硬皮精装，或宝石红，或象牙白，极为奢华。
他仰起头，用英语喃喃，长久地做着算术，然后告诉读书报记者，三十年来，他已经用俄语写了一千七百首诗。
他相信并且保证，诗人将是他从生到死的职业。
【二】
坐牢的经历不仅让沃尔内信不过书桌和打字机，有时候甚至对白纸黑字也会产生警惕，所以他常常把自己的作品背下来。
他在北京的朗诵也就是背诵，身体站得笔直，两只手臂交替挥舞，诗句一泄如注:
时间已死，飞行结束，无声悄然，永无穷尽，时常遁入黑暗，泰加森林，白雪漫漫，我拥抱你，当雪暴连天。
空间、距离和流年，沉默不言，我们的面容活在宇宙之间，唯有那脆弱和永不泯灭的记忆之光在蒙福的思想中点燃。
……
不，不是一切都可在今生遗忘，哪怕皮靴曾在我们的心灵踏践，信仰驱逐死亡，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可以走过雨雪暑寒。
血迹已经风干，我们想在不安的梦里做世界的主管，真情实感的星际辐射，使疲惫的情感穿透了空间。(孙越译)
【三】
1967年4月17日，亚历山大·沃尔内生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敖德萨州，母亲是中学物理教师，父亲是钳工。他的第一首诗是十五岁那年躲在厕所里写的，描写一座乌克兰教堂被摧毁的过程。在当时，这样的主题受到严格的禁止。及至乌克兰有了自己的国家，沃尔内却发现，文学与禁锢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好比一桌饭，如果人很多，桌上却只有很少的食物，那么所有人都会上去抢。而如果这是一桌饕餮大餐，那么大家都会不在乎，觉得可以随便去浪费。苏联解体以后，作家们的状况正是如此。他们得到了充分的写作空间，没有了思想上的禁锢和检查制度上的制约，却不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很少有人去认真创作。
“在苏联时代的创作就像在水下，在潜水，通过一根吸管来摄取新鲜的空气。现在我们浮出水面了，却觉得空气到处都是，不需要去珍惜。于是所有人都变得很懒惰。”他说，现在缺少新作，原因不在于我们没有东西可写，而是由于我们不屑于去写作，也不再认为写作是一种表达。
今年早些时候，列瓦达中心做过一次覆盖全俄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最受大众喜爱的20世纪俄语诗人是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维索茨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勃洛克、奥库贾瓦、马尔夏克、叶甫图申科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沃尔内最推崇的却是古米廖夫和曼德尔施塔姆。他同样喜欢叶赛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勃洛克，但没有忘记赫列布尼科夫和克留耶夫。
说起叶甫图申科，沃尔内笑了。他说，1995年，叶甫图申科到敖德萨举办个人朗诵会，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物质化了，过上了贵族的生活，有自己的保镖班，座车是美国的卡迪拉克。苏联时代，叶甫图申科有好几次得到了诺贝尔奖的提名，因为他歌颂过斯大林和五年计划，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赫鲁晓夫不喜欢他，于是叶甫图申科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异见作家”。
【四】
虽然没有一张得体的床，沃尔内却不缺少青年女演员的爱情和社会的尊重。2010年，乌克兰科学院提名他参选诺贝尔文学奖时，政府甚至搞了一场盛大的晚会。
为了让寡闻的读书报记者相信他的话，沃尔内摸出手机，播放了三年前的晚会录像。画面中，他一身华服，被簇拥着，站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接受“科学家、哲学家、作家、总统、总理、议员们”的祝贺，背后是舞动的乌克兰国旗图案。
上个月，德国之声前往乌克兰与罗马尼亚边境的小城切尔诺夫策，观摩此间举办的诗歌节。该台发现，乌克兰仿佛人间罕有的诗人天堂，当红者，如乌克兰语诗人谢尔盖·扎丹、尤里·安德鲁霍维奇和安德烈·柳布卡，在这里享有摇滚歌星般的地位，一千名观众在举办朗诵会的戏院里听诗，能从午夜一直熬到清晨四点。诗人们不只朗诵，还表演，鼓动，极为入戏。扎丹一上台，便弄得观众在坐位上手舞足蹈。这一切让远道而来的德国诗人们艳羡不已。
沃尔内对此颇为不屑。他说，苏联解体以后，有很多原来受排斥、受压抑的作家和诗人选择了移民西方，当他们回归的时候，便成了反体制的政治明星，有时候很像摇滚歌星，这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过去的政治资本变成了接受个人崇拜的资本，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表象。
现在已经不是政治背景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沃尔内说，“由于人们普遍的、精神性的堕落，他们的作品缺乏道德和真诚的成分，所以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性，其中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买，一种是卖。”
他认为，在20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作家们还在为写作的自由和表达的独立而奋斗。2000年之后，情况彻底变了。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为世界写作，要么为本国的政权写作。乌克兰国家的问题就在于此。
沃尔内又说，很多诗人是为政权写作、为富人写作，或是为西方的基金会写作的。没有一个人不是为了什么而写作。因此，如果现在的作家们写不出好作品，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自己在精神上的堕落，在作家的道德和良心上的堕落。而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这一切归结为政治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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