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编译馆档案》与台湾光复后的“去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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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漱渝先生是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近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史料学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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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殖民”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狭义上说，是指冷战时期结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全球化的势头，运用影视、广告、音乐、书籍、时尚、慈善、旅游、奖项、餐饮等合法手段，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消费方式、社会政治理念等隐蔽地渗透到他国，跟他国建立一种精神上的支配关系，最终达到奴化他国民众、改变他国政权性质的目的。

    ■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台湾省被“并入”日本版图。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赤裸裸地推行“皇民化”运动。所谓“皇民化”即“日本化”，其目的是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民族主体性。

    ■  台湾光复初期，刚刚摆脱日本51年的统治，百废待兴，社会重建工作千头万绪，刻不容缓。社会重建内容广泛，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其中，文化建设亦称“心理建设”，其核心是消除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在台湾主政的陈仪决定设立一个编译馆，以编辑教科书、社会读物和翻译世界名著等为主要任务，邀请同乡好友许寿裳到台湾主持此项工作，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台湾省编译馆从1946年8月7日正式成立，到1947年5月16日因“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被撤销，前后不到一年，但它的设立和工作目标却是当时台湾社会文化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为尽快使台湾和台湾人“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台湾省编译馆档案》以原件复制稿和整理稿同时呈现的方式，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省编译馆创建期间工作艰辛和巨细。从全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台湾编译馆除了做史前史迹发掘，也进行田野调查、文献资料抄录、复刻、翻译，其研究范围囊括今天的台湾研究，它可以说是二战后中国作为政府机构的台湾研究之出发点。

    ■ 许寿裳抵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推行国语，恢复中文的母语地位。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普及教育的核心问题……许寿裳在台湾为推行国语而做的努力，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识文断字的范畴，而产生了唤醒台胞民族主体意识的效果，达到了“去日本化”的目的。

    日本的所谓“文化殖民”

    “文化殖民”并不是冷战时期结束之后才产生的文化现象。殖民主义的历史，有人以二战结束为界，划分为早期殖民与当代殖民两个时期；也有人分为早期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一战结束到苏联解体)和后殖民主义这三个时期；还有人将殖民主义分为产生、发展、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四个阶段。总之，前期的殖民主义主要以武力、暴力为手段，辅之以文化殖民；中期主要利用、操纵某些国际组织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控制和掠夺；后期主要以科学技术、话语体系为包装，表现形式合法、温和而无形，当然也需要以军事和经济的强势为后盾。单纯以武力殖民容易导致反抗，而以软实力、巧实力为手段则容易使对方产生认同、依恋和崇拜，从而将其他国家民众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纳入同一模式，以收到干预其他国家内部发展过程乃至政治决策的效果。下面谈到的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无疑属于早期殖民主义范畴。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史料记载，至宋元两代更设官建制，纳入中国版图。2012年12月21日，马英九先生参观台北市南山中学时对学生说:“联合国宪章第23条有关安全理事会的规定，及110条有关批准生效的规定，仍保有‘中华民国’正式的国名。”(《南山》，2013年元月号)但马英九先生还应该补充一句:这个“中华民国”的称谓中，就明确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于台湾不但物产丰饶，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对这个宝岛觊觎已久。从明朝初年开始，日本的倭寇即对中国沿海频繁骚扰，特别是江苏、浙江、福建的渔民、居民首当其冲。到了16世纪末叶，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又制定了所谓“皇国战略”，妄图北以朝鲜半岛为通道，南以台湾为跳板，北进南下，将他们所说的“唐土”整个纳入日本版图。

    到了近代，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加剧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正是在这个条约中，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日本在二战期间战败为止，日本在台北设台湾总督府，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日据时代”是台湾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赤裸裸地推行“皇民化”运动。所谓“皇民化”即“日本化”，其目的是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民族主体性，使之产生一种脱化为日本人的集体幻觉，并在这种幻觉的驱使下奔赴毁灭性的侵略战场。

    为了达到“皇民化”的目的，日本殖民当局调动了种种手段，如强迫台湾人加入日本国籍，自称为“本岛人”，而把日本人称之为“内地人”。台湾非政治性的民俗活动亦遭取缔，如不许演野台戏庆“太阳公公诞辰”。1940年又实施了“改姓名”政策，让台湾人将中国式的姓名全部改成日本式姓名。

    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实施所谓“皇民化”(即奴化)教育，作为“思想战”的“根本原理”，并以日语教育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早在1895年1月，日本近代教育家伊泽修二就提出了要“征服台湾人的精神”的主张，而精神征服的途径就是实施普通教育，特别是日语教育，以此改造台湾人的思想。以这种教育思想为指导，日本殖民当局于1898年7月发布了《台湾公学校令》，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6月，日本政府干脆委任伊泽修二为“台湾总督府”的第一任“学务部长”。此后，1919年1月和1922年2月，又公布了《台湾教育令》《新台湾教育令》，有步骤地推进日语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加紧皇民教育”更成为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一个重要口号，“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三原则。

    如果说，日本在所谓“满洲国”还给汉语留下了一点喘息的空间——将汉语、日语、蒙语并列为“满洲国”的“国语”，而在台湾却定日语为唯一的“国语”。严格说来，所谓“台语”除了在台湾使用最为广泛的闽方言之外，还有客家方言和原住民语言。但在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当局不仅要求台胞在教学、传媒和公务活动中使用日语，而且连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只能使用日语。1937年6月，台湾岛内的报纸杂志被迫进入了清一色的日文世界，《台湾新文学》杂志的“汉文栏”也宣布停刊。1940年，台湾人李献璋还选编了一本用中文创作的《台湾小说集》，结果在校对阶段即遭查禁，马上毁版，勒令永远不能问世。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台湾文学逐渐演变成了日本当局的御用文学。

    日本殖民当局实施的“皇民化”教育并非完全达到了目的。台湾作家龙瑛宗1940年在《文艺首都》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题为《宵月》。作品中的“公学校”(即为台湾人子弟开设的小学)教师彭英坤，就对日本校长管理学校十分不满，他不仅不看杂志或单行本，连报纸也不看，甚至把中学时代的日文课本一张一张撕下，去给小孩子擦屁股。日据时代还有一位台湾作家叫王昶雄。他在1943年7月出版的《台湾文学》3卷3号发表了一篇日文小说，名为《奔流》，以写实的风格表达了台湾民众抵抗皇民化的意志。作品中有一个反面人物是中学教师。他本名朱春生，“皇民化”后改名伊东春生，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为妻，即使在亲生父母面前也不讲台语，以显示自己是个彻底的日本人。而作品中的另一位主人公、伊东春生的学生林伯年，却反感于这种奴化教育，以不愿输给日本人为动力顽强地生活下去。这篇小说实际上是一篇反“皇民化”的作品。

    许寿裳与台湾省编译馆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之后，在台湾“去日本化”“再中国化”就成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历史重任。1946年6月18日，许寿裳从上海飞赴台北，应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之邀，出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当时他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当年台湾总人口有609万，其中台湾籍的居民约有606万人(包括原住民——即台湾少数民族8万9千人)，在台湾的外省人只有约3万5千人，这些人当中，大约有420万人在使用日语。3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懂汉文的可能百里挑一，而20岁以下的青少年不仅不会说国语，连台语都说不好。这自然给台湾战后的文化重建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1947年4月19日许寿裳在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写道:“此间办事困难，其最大障碍在语言的隔间，因台胞均说日语，看日文，对于国语、国文程度太低，现虽注力于此，收效尚甚少也。”反映了台湾战后初期的实况。

    许寿裳抵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推行国语，恢复中文的母语地位。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普及教育的核心问题。法国作家都德在他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借韩麦尔老师的嘴谈到法国语言。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了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对于作为中国人一分子的台湾人而言，中文也是如此。所以，许寿裳在台湾为推行国语而做的努力，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识文断字的范畴，而产生了唤醒台胞民族主体意识的效果，达到了“去日本化”的目的；也就是帮助一度沦为日本殖民者奴隶的台胞找到了“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在这里，必须提及许寿裳的一部普及性的学术著作:《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这本书作为台湾省编译馆编辑的“光复文库第一种”，于1947年3月由台湾书店印行。许寿裳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及门弟子，一位造诣颇深的语言学家，又有留学日本的学术背景。他撰写的《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把中文、日语、台语的特点进行了细致比较，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语言学的专著，力求适合原来熟悉日语的台湾青年的需要。在从事著述的同时，许寿裳还举办普及国语的讲座。1947年2月18日，他到台湾省训团讲演，题为《教授国文应该注意的几件事》，因身体不适，当场呕吐，但他仍然坚持做完了这场报告。

    如果说，推广国语、重建语言秩序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决策，主要由台湾“国语推选委员会”执行，并非许寿裳个人的行为；那么，在台湾传承五四传统，弘扬鲁迅精神，则是许寿裳所做出的一种十分独特而无他人可以取代的贡献。

    在台湾“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过程中，在思想领域有两种方针:一种是以国民党CC派为主导的向民众灌输“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另一个则是许寿裳提出的“民主、科学、大众”的指导思想。“民主”与“科学”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而“大众”(即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则是许寿裳为台湾编译馆特别强调的工作原则和要点。在《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中，许寿裳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划时代、开新纪元”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台湾之所以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是要“把已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展民族主义。”(《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可见，许寿裳的这种指导思想，跟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立场是不一致的。正因为这种立场上的轩轾，许寿裳在抗战初期曾被免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到台湾以后，又在《正气》月刊、《中华日报》、《平言》杂志受到国民党文化特务的围攻，就连他的子女也被中伤。

    许寿裳在台湾弘扬鲁迅精神，不仅因为他是鲁迅35年如一日的挚友，对鲁迅的思想、生活、业绩有诸多了解，而且因为鲁迅的思想著作体现了“民主、科学、大众”的精神，传播这种精神在台湾有着比较广泛的基础。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等)就通过《台湾民报》陆续传到了宝岛，影响了台湾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些奠基作家，比如伟大的民族民主主义者赖和就被誉为是“台湾的鲁迅”。“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本人就是鲁迅作品的译介者。要在台湾兴建“文学革命军”的作家张我军更亲自拜访鲁迅，持赠四本《台湾民报》。鲁迅在作品中曾提及他们的交往。台湾其他著名作家如龙瑛宗、王诗琅、杨云萍等也都十分尊敬鲁迅，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许寿裳回忆鲁迅的文章主要结集为三本书:《鲁迅的思想与生活》《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据许寿裳研究专家黄英哲考证，《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的一半内容，《我所认识的鲁迅》三分之一的内容，《亡友鲁迅印象记》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许寿裳在台湾写成的。如果不被暗杀，许寿裳一定能在台湾实现撰写《鲁迅传》的夙愿。

    台湾省编译馆从成立到撤销虽然只有短短十个月，但取得的成绩却十分显著。1947年，苏维熊先生在为“中日对照中国文艺丛书”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光复以来，经有年半光景，本省同胞对国语学习的态度，是那么认真，其所获得的成绩，又是那么丰富；而学习的群众又是那么广泛。我想，在全国普及国语运动上，本省同胞的收获，的确可以炫耀，又可以自慰！”

    许寿裳执行“去日本化”的方针立场是坚定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能够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广大日本民众加以正确区分，把日本右翼势力的侵略扩张主义跟日本的科学技术加以正确区分。据杨云萍回忆:“台湾光复，当局把日本人遣送回国。但有不少的日本人，希望留在台湾工作。事实上，有些工作我们也需要日本人继续管理或完成。不过，某一件事，需要或不需要留下日本人工作，是不容易决定的。编译馆留用三位日本人，都由我推荐，而由许馆长决定的，一位是台北帝国大学的浅井惠伦教授。他是语言学者，多年来研究台湾和南洋原住民族的语言，一位是国分直一先生，研究台湾先史学，一位是立石铁臣先生，画家。这些日本人的‘专门’相当‘特殊’，所以许寿裳先生决定留用他们。”(《许季茀先生的追忆》，《国语日报》1981年10月17日。)1946年8月10日，亦即台湾编译馆成立后的第三天，许寿裳在记者招待会上又进一步指出:“过去本省在日本统治下的军阀侵略主义，当然应该根绝，可是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却不能抹杀其价值，我们应该接收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如果把过去十年间日本专门学者从事台湾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译和整理，编成一套台湾研究丛书，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许寿裳特别重视日本学者对台湾动植物的研究。如植物一门，就有30多种专著。日本学者对台湾鼠疫的研究，也十分独特，值得重视。许寿裳的这种看法，不但具有学术眼光，而且具有世界视野。

    1947年2月，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4月22日，台湾长官公署被撤销，行政长官陈仪去职，正式成立台湾省政府，由魏道明担任省政府主席。编译馆于同年5月16日被撤销。许寿裳5月17日日记记载:“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魏道明撤销编译馆的做法虽然不妥，但同年12月他却奉蒋介石之命发表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声明:如果有国际势力煽动“台独”或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那么600万台湾人民和4亿5千万大陆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斗争。

    台湾省编译馆是台湾光复后进行中华文化重建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台湾当时的“心理建设”工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网罗各方人才，编辑了许多教科参考，以及必要的书籍图表，将日本人的学术研究“中国化”，将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研究成果透过翻译，展现出远大的文化视野。因此它为彻底颠覆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政策，将日本对台湾人民实行的“去中国化”改变为国民政府实行的“去日本化”运动取得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台湾省编译馆的功劳离不开许寿裳先生赴台后的一番努力，在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期间，他以五四“兼容并包”的开阔心胸，大量启用各种立场的学者，宽容地接受日本的学术文化，为台湾的文化重建的快速完成，奠下了厚实的心理基础。可以说，许寿裳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和他的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也是一项伟大的爱国工程。因此，《台湾省编译馆档案》所保留下来的资料是弥足珍贵的，对研究台湾光复时期的政治、历史有重要文献价值，在当今对于反对文化台独、促进祖国统一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