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酌慢饮话精微

    对于中国古代学问的研究来说，做到不落俗套、推陈出新，不仅最为困难，也最重要。把握新方法与旧材料之间的关系，在新旧材料之间，新旧方法之间，新旧思想与识见之间达到材料、方法和思想间的创造性平衡，一本研究中国传统的书方能称为好书。

    在当今的中国学界，能在材料、方法和识见上都有见地的人不多，能在这三方面到达平衡的书更少，甚至朝这方面努力的人和书都不多。因此，能见到一个这样的人和一本这样的书，实在是件令人欣喜的事。《西方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这三方面的完美结合，但却实实在在是一本朝这方面努力的书。该书作者包兆会不仅有很好的传统中学功底，敏锐的现代方法意识，还有过人的识见。在该书中，作者视野广阔，前后勾连，将先秦与汉处中期文艺思想的关联梳理既清楚清晰，又周到详实;既在思想上显识见，又在细节上见功夫。翻书可见，该书上从道家、儒家等诸子思想，下至画像石、百戏等日常文化，从骚体、汉赋等文学体裁，到书法雕塑等艺术形式，都一一加以梳理论述，既提纲挈领，点石成金，又精谨繁复，面面俱到。

    可以将《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特点概括如下:一、动态研究取代静态研究。本书在论述中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思想加历史背景的静态阐述模式，而是将文艺思想的形成置于时代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架中，考察其生成与发展。比如，对《楚辞》和《诗经》在汉代的经典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艺思想观念，进行了动态的考察。这种研究才能够不割裂历史中各种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恰如作者所说，“本书结合知识与权力、知识与知识主体的心态、知识与知识生长的空间等关系来揭示汉代初中期的文艺思想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尽可能揭示出汉代初中期文艺思想知识的生产状况与时代、权力、知识的主体等各种错综的复杂关系，尽可能把文艺理论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中去考察，而不是以往简单地直接把文艺与社会联系起来或简单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做法。”二、形式反思重于内容反思。众所周知，中国理论传统是经验传统，它的特点是重内容轻形式，但鉴于内容的多样和多蕴，往往把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变得复杂，很多问题表面上看来极为不同，其实在范式上是一致的，比如作者谈到对屈原作品的评价问题说到，“在汉代某一时期道家解释流行，某一时期儒家解释占优势，这种或儒或道或儒道兼顾的角度评价屈原的方法在汉代非常盛行，表面上看赞扬屈原的贾谊、刘安、司马迁及其作品与否定屈原的刘向、班固等形成了对立，但实质上他们的研究范式是一致的，都是从义理角度评价作家的作品。”很显然，作者的这种识见是很有深度的，明显与他从形式反思上超越传统的内容反思有关。三、批判之认识，同情之理解。今人研究古人的思想及其思想处境，往往容易落入两个误区，一是有批判之认识，无同情之理解;一是有同情之理解，无批判之认识。就前者而言，研究者往往厚今薄古，居高临下，用现代人的理论和价值批判古代人，导致脱离情景，自说自话;后者则相反，研究者往往崇古非今，唯古是举，虽能还原情景，却走不出情景，导致脱离时代，独自呓语。显然，作者包兆会极力避免这两种误区。比如，在关于“士大夫”的理解上，作者既指出了“士”与“大夫”在逻辑上的不容，又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这两者又不得不被结合在一起，进而阐明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张力，其思考可谓平稳而周详，丰满而深刻了。四、以图证史，以图证思。用存世的汉赋史料与画像砖石等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和互相印证是本书的一大鲜明特色。自从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后，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的学术方式，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三重证据便是有字的考古资料、没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材料。本书所用的学术方法与此相侔。用存世的汉赋史料与画像砖石等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和互相印证。近一二十年来，画像砖的专门研究虽然较多，但将之与汉赋进行绘画与文学间的跨类型文本比较，仍为少见。本书第八章比较了汉赋与汉画像的相似之处，比如在空间属性上的相似性;都以平面化叙事的特征;都具有繁复绵密的特点，等等颇具说服力。运用图像理论加以分析，而不生硬。又如，书中抓住汉赋的“巨丽”的特征，加以阐发，切中要害。

    《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一书独到之处颇多，以上四种，仅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