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一篇回忆文章的《朝阳花》

    马忆湘的《在长征的道路上》一文收录于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4月出版的《战斗的历程》一书中，该书共收录了14篇回忆性文章，《在长征的道路上》列第二，第一篇是张爱萍的《英勇奋斗的苏维埃区少年先锋队》。书中文章的起源是1956年7月总政治部在全军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作者即根据自己的长征经历口述，由湖南省军区文艺献礼办公室主任赵清学执笔，撰写了这篇回忆录。而小说《朝阳花》就是以此为原本，经过再创作写成的。

    《在长征的道路上》发表时才一万多字，共分四小节，主要讲述了1935年冬，作者跟随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从家乡桑植出发，经贵州、通云南、过康藏高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到达距甘肃哈达铺四十里的麻子川的不平凡经历。而《朝阳花》则发展到了二十多万字，二十三章， 故事内容也扩展为三个阶段:小兰未参军前、参军后、长征。增加了前两部分，尤其是追赶队伍一段最为精彩。长征线路也延长至了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在长征的道路上》发表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黄伊曾在信中说:“《在长征的道路上》生动感人，文字朴实利落，有思想性。我们觉得这篇回忆录尚未结束，似乎还有许多故事要写，希望能继续写下去，长点无妨。”于是由谭士珍负责继续。初稿写成后，黄伊认为写得已不是革命回忆录了，就建议将回忆录改编为小说，第二稿仍由谭士珍执笔。后因谭士珍遭批，改由湖南省军区文艺献礼办公室林志义接手，直至完成。这期间，小说中的《三个女红军》、《水》、《走吧，同志们》、《粮食》四个章节曾发表于1960年和1961年的《湖南文学》上。《通过缺水地区》一章，署名马忆湘口述，谭士珍整理，刊登在1960年第11期《中国青年》杂志。它们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为此，凡参与创作的人，包括编辑，都将之视为组织上分配给自己的一份革命工作，于是才有了《朝阳花》的绚丽绽放。虽三易撰人，也无名权，但他们终究是功不可没的。

    《朝阳花》于1961年11月出版，与同时期的《苦菜花》、《迎春花》并称为“三花”，轰动一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列为“六十部毒草小说”，最早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究其原因，是小说中对贺龙的颂扬描写，这也是它与回忆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回忆录中，贺龙的名字只是提及两次，小说则几乎贯穿始终，不但有正面形象，而且还有侧面描写，成功地塑造了革命领袖形象。是1949年以来长篇小说较早出现伟人的作品之一。

    不但如此，小说还对回忆录文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首先，结构上的改造前文已涉及，不赘。其次，人物上小说进行了转化，由一律真名改为小说名，由第一人称“我”，马忆湘，改为吴小兰。文中常出现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希云、副主席朱常清也被严院长及看护长所替代。还有一些人，也赋予了新的身份。其三，情节的改造，这是最关键的部分，变化最大。回忆录中，有几处作者表述至深。如在过湖南与贵州交界的雪山时，“我”挺不住睡着了，罗政委把“我”的腿抱在怀里大半夜，待我醒来，头发被冻在了雪地里。罗政委用刺刀边砍冰边说:“看我挖的这个大人参精哪!”到“我”起来，有的同志开玩笑说:“哈哈!这是谁配送你的一头翡翠首饰啊?”有人应道:“不是翡翠，是玛瑙。”话中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还有，过草地时，甘泗淇主任得知“我”弄丢了粮食，就立即集合政治部的几十个人，动员每人分一点粮给“我”。一次，当“我”误吃了毒草，肚子痛得直叫唤，也是甘泗淇主任拿药给“我”吃才好了。这些精彩的部分，都基本保留着。

    特别是最为典型的文新妹，在文中占了较大篇幅。有一次行军，一到宿营地，“我”就禁不住倒下睡着了。文新妹端来一盆热水，把“我”拉起来，叫“我”洗脚，“我”摇摇头又躺下了。不一会儿，又有人拉“我”，一看，又是她，端来了一碗饭。而这时的“我”，脸也洗净了，脚也清洁了，还换上了一双新草鞋。还有，在挖人参精的一段中，当同志们开我的玩笑时，她却站出来替我打抱不平。正是这样一位好同志，却在一次敌机的轰炸中，被炸断了一条胳膊。最后，组织上决定将她留下，“我”哭着也要随同留下，她竟忍着疼痛，安慰“我”:“我要是养好了伤，一定去赶队伍。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这一段在小说中得到了发挥，将炸断的胳膊变为了右腿，人物坚韧的性格一点没变。但回忆录对文新妹的后来没有交待。而小说，则将她留在了贵州的一个苗族村寨，接受了新任务。秦金美，在回忆录中只出现过一次，并且只有一句话。那是过草地，得知我掉了粮食，硬将自己的分给“我”时，“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让你饿死在草地里。”到了小说中，变成陈真梅，成了主角，对吴小兰的成长影响很大，如姐姐一般地照顾着她。在追赶队伍中，也是三人的主心骨。至于追赶队伍，在回忆录中，作者仅说到自己老掉队，加起来也不过才两三天时间，而且是“我跟另一个小鬼”。小说则延长了一个多月，人数也增为三个。事实上，追赶队伍确有其事。马忆湘当时才13岁，组织上考虑长征的艰难，动员她留在原地，但她不愿回家当童养媳，就悄悄跟在部队后面从家乡桑植一直到溆浦。红二方面军医院政治处主任李贞得知这一情况后，只好收下她，让她继续在医院当护理员。小说中吴小兰的经历也大体与之相符。但在回忆录中，她却是到了云南才和几个女同志一起调到卫生部做看护。小说为了艺术虚构了不少情节，但上面的真实故事保留了下来。文中还提及几个女逃兵，有名有姓，因“我”警觉性不高，没有阻止，竟挨了批评，没有留用。其实，作者只是说出了长征中存在的现象，如此反而衬托出坚持下来的人更显得伟大。

    以上与回忆录有关的，重点列出，无关的是小说创作部分，属艺术范畴，不胜枚举。回忆录全文除了仅有的几处精彩外，整体行文一般，缺乏章法，符合口述人的讲述方式。但回忆录是作者的真实记录，小说则是文学创作，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在长征的道路上》到《朝阳花》，由一万多字的回忆录到二十几万的小说，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朝阳花》在文革中被打入冷宫，至1978年才又重版，重版的《朝阳花》已经过了作者的“革命化”的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