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我的写作与我的倔犟

    阎连科近来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因为先后入围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在中国，阎连科是争议较多的作家之一。但是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他是备受关注而被争议，而不是因为备受争议才被关注。尤其他的新作《炸裂志》的出版，再次给读者提供了争议的可能性。这是一部试图揭示“高速发展”的悖谬和荒唐的作品。评论家程德培认为，拥抱苦难不是一个轻松的姿态，它既是阎连科的方法论又是其世界观。阎连科的美学是一种偏执而又激进的美学，它以一种令人迷恋的崇高挑战叙事的极限。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提醒我们应当直面我们不敢直面的现实，记住我们可能已经忘却的记忆。

    “炸裂”是一个耙耧山脉深处的村庄。阎连科以神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荒诞、夸张地呈现了一个百人乡村走向超级大都市的变迁，将经济发展中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撕心裂肺的两性博弈，家族的仇恨，历经沧桑依旧温暖的无功利的坚持，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部乡村志，同时也是一部精神史和心灵史。

    读书报:对于这部新作，您曾经说过:“我的任何小说都没有像《炸裂志》这样，写出我们社会那么蓬勃发展的力量，那种无可阻挡的朝气。”可是这朝气背后其实更多的是隐患和忧虑。

    阎连科:我说这本书传递的是正能量，因为确实写出了社会发展中的蓬勃力量。有人说，看《炸裂志》像跑步一样让人停不下来。读者在跑，书中的人物也在跑，但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每个作家都有忧虑和担心。30年前年轻人怀着乌托邦的理想，虽然像美国发射到宇宙上的飞船，不知能否抵达，但是有渺茫的星光存在，心向往之;可是现在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30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人心也像黑洞看不到底，焦虑不安，忧虑重重，望不到来处。这部小说背后更大的力量，不是怀疑或担忧的态度，而是提出一个社会不能永远长跑的问题。不停地在路上奔跑会出现什么问题，去哪里歇息、歇息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小说不论怎么惊心动魄，迭荡起伏，最后还是有着清晰的结局，整个炸裂城，所有的钟表、手表上的时针、秒针都在一夜之间不走了，有多半钟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都从表上、钟上掉下来。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坏钟表的垃圾场。

    读书报:这么处理小说的结局，是否很大胆?

    阎连科:我想我的小说和大胆没关系，而是表现出对真实的探讨的勇气。不是大胆，无非是对真实的渴望，是更深刻的真实，想达到其它小说不曾抵达、不曾思考的真实。这是谁都可以书写的30年，我无非是在这部小说中，探求了对真实的认识，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认识。我们都在说中国的现实比文学故事更为复杂荒诞、更为丰富传奇，那么作家还有没有把握中国现实的能力?正因为现实过于复杂和荒诞，恰恰需要我们放弃原来把握世界的方法，寻求新鲜的把握现实的途径，不是荒诞，是个人化的真实;不是夸大，是放弃了表层的真实，我书写了现实的“内真实”。

    读书报:怎么理解“内真实”?能说这部小说是您提出神实主义的一次实践吗?

    阎连科:神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有很大差别。考察魔幻现实主义，所有人物关系是半真实的因果关系，三分真七分假或三分假七分真;神实主义有内因果，即作家只考虑情节、细节、人物、精神上的合理性，放弃了生活中的合理性，比如村长当了镇长后，铁树开花，女人的扣子纷纷掉下来———表面上看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能从中体会到权力和金钱的万能，这是内在的关系……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现实主义也好，魔幻现实主义也好，都是神实主义需要汲取的营养。

    我不会有意实践神实主义。但是有了理论上的认识，有了对小说内真实的理解，很多想象不到的情节像推开窗子，一个接一个扑面而来，根本不用加工。只要在写作认识上是合理的，就可以建立新的小说秩序，不是以往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等于七、等于八或者等于零。

    读书报:“炸裂”由百人之村巨变为超级大都市，透视出时代变迁中必然的欲望。从一个村子透视中国社会的变化，这样的写法，并不是特别新鲜，但是您的写作，却因为荒诞、夸张的手法，带给我们强烈的冲击。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是否格外用力?

    阎连科:每天的写作量和以前差不多，但是信息量更大，在构思上没有一秒钟的卡壳。完成开头后，全部情节都等在那里。一个村庄变成北京、上海，变成深圳了，这是我头脑中预定的线索;全城都做一个梦，每个人都沿着自己的梦走，这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一瞬间产生的，有了这个梦，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以前的写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酣畅淋漓。我颈椎和腰椎不好，写作时书桌上架一个板，好像所有的情节都在这块板后，等着你写，非常顺畅。小说更多地充满着幽默讽刺、轻松愉快，但是复杂的内在的品质没有消失掉。最充满想象的那些情节本来就存在，最不需要想象。每个作家都在认识今天的中国现实，一旦找到新的认识方法，一切都会轻松起来。

    读书报:您的小说从不重复自己的写作经验，每一部都具有小说形式的探索性，但是这种探索是否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阎连科:我的读者群也许没那么大，但是读者同样会期待你的写作带来一点惊喜和意外，如果没有意外，读者会认为你江郎才尽，离你而去。写作过程也是和读者较量的过程。不能说一点不重复自己，哪怕有一点突破，哪怕是错的，写作会有激情和意义，读者也会有新鲜感。有的书有好的故事、好的人物，老少皆宜，像《麦田守望者》;也有的书有人捧也会被人骂，像《洛丽塔》。《炸裂志》也许不是一本让所有人喜欢的书，她在一定程度上会挑选能理解她的读者。

    读书报:我觉得这部作品语言上很用力。

    阎连科:我希望每一部作品的语言和其它作品不同。《四书》是文革的语言，《受活》是改造过的方言;《风雅颂》是知识分子的语言，《丁庄梦》用的是河南豫剧式的一唱三叹，《炸裂志》中我有新的寻找方式，寻找地方志的语言，也是阎连科的语言。最知道语言的尝试完成多少的，是《受活》和《坚硬如水》，无论它们的语言是否被认可，至少具有不可替代性。《日光流年》出版后读者说它的语言好，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忐忑。我会尽力寻找每一部作品独到的、适合其叙述方式和与之匹配的语言。

    读书报:这样苛刻的要求，是否也使自己的创作充满挑战?

    阎连科:随着年纪的增长，写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我渴望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不重复别人难，不重复自己更难。每个作家的气质和写作习惯不同，有一些作家，一生都用一种语言去写，读者也喜欢，越读越有味道;但对于另一些作家，读者未必这么宽容。

    读书报:听说“炸裂”一词来自韩语，这样的借鉴对表达您这部作品的主题有帮助吗?

    阎连科:大约四年前，几个朋友去韩国，看到大学门口贴的布告上有两个中国字“炸裂”，说讲座报名已经满了，要“爆炸”了。《炸裂志》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状态。我认为混乱、无序等等这些词都不准确，只有“炸裂”才能把复杂的中国变革、人格的分裂一下子抓住，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为什么人心不古，不古到什么程度?小说在试图探讨、回答这个问题。两个家族的恩怨无非是线索，村庄变成都市也是表象，我更多地是希望表现世道人心，理想如何转化成欲望，欲望如何转化成恶望?炸裂村变成奇怪的超级大国，是理想、欲望和恶望相互存在、相互交融作用的结果。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写金钱、权力和欲望，彻底解下了欲望的遮羞布。我想把窗纱捅破、把窗帘拉开，让大家看清楚蓬勃向上的发展背后的东西。

    读书报:有人认为莫言之后，您是最有可能冲击诺奖的作家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如何看待您在海外的声誉?

    阎连科:中国文学整体上越来越受海外关注，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最受争议是次要的，关键是你的小说要有一定的冲击力;无论《日光流年》、《年月日》还是《受活》，冲击力是一方面，还有些作品，比如《丁庄梦》关注的是世界性的话题。

    有一个莫言获诺奖，足以让我们光荣很长时间，最重要的还是踏踏实实写作。我和其他作家最大的差别，是个性上更倔一些。说到底，是性格上的倔犟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一加一必须等于二，不能是等于四?一个女人怀孕，都说是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为什么不可能是怀了三个孩子甚至四个孩子，变成了四个人、五个人，为什么不可能怀疑她有七八个孩子?别人是文学需要什么就写什么，我是文学需要什么，我不写什么。

    读书报:您觉得是性格成就了自己还是使自己受到伤害?阎连科:无所谓成就还是损害，无非是和别人不一样。书被禁不等于是好作品，被争议不等于是好作家，我只是更正直、更笨一些。今天我的性格仍然很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想，全部就是这么一个倔字。

    （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