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编辑的陈年旧事

    上世纪90年代末，京城圈子里盛传着“四大名编”的流行话题，说的是京城文学编辑界的崔道怡、章仲鄂、张守仁、龙世四煇个著名编辑。如同任何事情一样，朋友们私下里难免有些非议。石湾先生在2007年10月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也说京城名编》的文章，毫不避讳地说:“与章、崔、张同时代的名编尚大有人在呢!”于是动手补充写了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又是四位。读着他编定的《陈年旧事》，脑子里产生出种种联想，到底是京城码头大，住在京城的人总是占便宜，而大半生坚守在文学编辑岗位上并曾获得过文化部优秀编辑称号、组编过中国出版史上第一套《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1981年起)，责编和审阅过《俞平伯全集》等好几种名家全集的李屏锦，却因为大半生居住和工作在石家庄这样的“外省”，所谓偏居一隅吧，却很难进入那些并非“自恋”者、而是真正的史家们的视野。其实在我的眼里，屏锦作为一位文学“名编”，是当之无愧的。当我重温他的散文《想起了巴金》、《想起了丁玲》、《怀念孙犁老人》、《哀兰谷》……以及那些名家的书信时，就更加确认我的判断是无误的。记得多年前新华社主编的《瞭望》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为他人做嫁衣裳———记优秀编辑李屏锦》，那篇文章至少可以当作一个有力旁证的。

    自新时期文学肇始之时期，迄今我和屏锦的交往有些年了。过去只知道屏锦出身于书香门第，却少闻他少时受业私塾的经历和故事。读他的《我的家园》和几篇“旧事”，才恍然意识到他的多才多艺，诗书画医等“六艺”的造诣，盖来源于那段人生的恩赐，而这是我辈农民子弟望尘莫及的。这些回忆录式散文作品，虽然有点儿像出自老学究的手笔，却真实地写出了一个从旧世界向新世界走来的知识分子的前尘今世、人生岁月、娘胎里留下的胎记、以及与生俱来的孤傲而寂寞的个性，如他自己所说，是个“不得于世、不得于时、不得于人而痛感孤独与寂寞”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自我解剖，需要有自审精神才能做得到。屏锦在自己身上动手术刀，做到了。

    1983年9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我奉周扬之命调离《文艺报》编辑部，转到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次年的春夏之交，屏锦约我编辑一本文学评论集子。此前我已经出版过《小说创作漫评》和《小说与现实》两本文学评论选集。屏锦的约稿，显然意在给我这个挚友一个机会，对自己的文学生涯做一个小结。我理解了他的好意，并遵照他的意思编成了《作家的爱与知》。可是一去八年，杳无音信，个中因由就不必深究了。在屏锦的一再努力下，到1991年的阳春3月，终于付印了。

    屏锦的为人和情谊，令我这个对于文坛而言已经“边缘化”了的人终生难忘。“文革”后期我作为新华社住上海蹲点记者，与《光明日报》驻上海记者张天来、张安惠相熟，90年代张安惠为《中华英才》杂志主编《京都夜话》副刊，约我开辟专栏，我曾发表一篇几百字的《边缘人》。多少年来，我一直以“闲门掩薜萝边缘垒书城”自况，为自画像。李屏锦同情我的处境，赞同我的选择，曾给我寄来一幅墨宝，题写的就是我一直标榜的“边缘人”这三个草书大字。他在信里说，他的“忆旧之作”，意在“假人言事”。这句话成为多年来我关注和阅读他的忆旧散文的一把钥匙。我历来不赞赏那种以“假大空”的装腔作势抒发豪情壮志的空灵的散文，而主张散文写作固然要建立在个人的情感和感受之上，却必须言之有物，或给人以感染，或给人以知识。屏锦的散文，除了忆旧叙事(他对“事”的选取，大多是既给人以知识又使人震撼和受益的)之外，总是遵循“假人”而“言事”的理念，生发开来，引出自己的感怀或评论，把自己对人生或世态的感受和议论传达给读者。写丁玲、孙犁如是，写公兰谷、谷峪亦如是。我想，这才是散文作家写作的正道。

    如果还要说几句，那么，我要说的是，屏锦的这些散文随笔，我更看重的是它们的文学史料价值。他与文坛名家巴金、钱锺书、夏衍、贾植芳、孙犁、荒芜、梁斌、黄秋耘、沈从文、唐达成、叶至善、刘绍棠、王德芬、丁聪等人多有交往，其来往的故事和书信的记事与臧否，即使我们这些多年混迹于文坛的人，读来也深感新鲜而有启迪。他对这些亲历的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添油加醋，一切照实写来，以朴实无华的文字，告诉读者文学史上一些事情和人物的真相，弥补了或纠正了一些根据文学评论写作的文学史的不足或谬误。在这一点上，堪称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