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者》

    我最早把英文的the other译成异己，大抵就是非我族类的意思。这是中文现成的用语，看起来颇为贴切，至少易懂，也不会那么突兀。可是随着学术界逐渐引进有关the other的讨论，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个用词出现了新的翻译:他者。这个译词慢慢流行起来，结果中国乃至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一带的华人世界竟然不约而同采用了同样的译法。这个译法原来不为中文所有，洋腔洋调，至为明显，只是时势所趋，大家似乎忘记了中文里还有异己这个用词，他者也就这样大摇大摆地鹊巢鸠占，反客为主，取代了异己。换另一个角度看，这个过程其实也充满了寓意——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个规训或驯服的过程。我在翻译上一向从众，尊重约定俗成，不喜标新立异，制造混淆，因此也就渐渐接受他者一词。若按俄国形式主义有关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的说法，另以他者翻译the other也不无好处。经过了一番陌生化的过程，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他者这样的一个角色，了解这个角色的命运与意义，并且进一步厘清与界定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的章节是在不同阶段完成的，在整理成书的过程中，除了增补若干数据之外，有些章节也做了相当幅度的修订。在撰写书中的若干章节时，我其实是怀抱着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所说的亚洲感情的。沟口指的是那种期盼能够摆脱歧视和偏见以获取自由的人类的共同心理，那种要在人世间消除压迫与被压迫结构的决心。我们的社会对亚洲的一部分是存有偏见的，因此对来自亚洲某些国家的外籍配偶与外籍劳工的歧视与剥削时有所闻。这些歧视与剥削甚至构成了人权问题，除了少数学者关心之外，我们的政治社会似乎并不以为意。这本书的若干章节尝试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根本厘清问题的症结。我的初步想法是:一个过度膨胀的自我往往只看到自己而无法正视他者的存在。对某些人来说，为了自我的利益，他者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牺牲。

    这当然不是一本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书，我的主要指涉还是文学与文化，我希望通过对某些文学与文化文本的分析，对若干文学与文化议题的论证，思考他者的角色与跨国资本主义下跟他者文化相关的问题，我希望这样的思考能够紧扣当代的历史现实。这样的思考不仅对台湾，对内地应该都有意义。同时我必须承认，我的思考始终不脱沟口所说的亚洲感情。

    在整理书稿的最后阶段，业师朱炎教授不幸遽然辞世，三四十载师生之情，我内心的悲伤与不舍不难想像。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尘缘纵有尽时，老师的教诲不敢或忘，谨以此书怀念老师的身教与言教。朱老师一生关怀弱势，同情弱者，以这样的一本书来怀念他，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

    我相信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淑世功能，这本书反映的无疑仍是这样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