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在事过境迁的21世纪，一位严谨负责的文化学者，研究胡适的目的应该是从既有的历史事实中汲取营养、寻找路径，而不是在并不波澜壮阔的胡适研究领域，开创典范并且实现霸权。……在我看来，江勇振对于胡适终生提倡和坚守的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个人主义现代文明价值观有着严重的误读和曲解。但是，对于江勇振迄今为止最大限度地挖掘整理与胡适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资料，我一直抱有一份敬意。

    ——文史学者张耀杰在《资料翔实，误读胡适》一文中认同《舍我其谁:胡适“日正当中，1917—1927”》(第二部)作者江勇振的胡适研究在史料上所下功夫之深，但对于江著中关于胡适谋求个人“文化霸权”等观点有不同见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年10月5日)

    现代小说的发展已经很疲惫。无论是以故事情节为主的，还是以写实题材为导向的，是重视爱恨情仇，是重视社会的，都很疲惫。有没有可能写出不像小说的小说?之前我在《城邦暴力团》中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这一次做得更彻底一点。我尽量让它看起来像客观叙述的状态，不要像小说，或者不要打开就是扑鼻而来的“小说”气。怎么去掉现代小说的气息?它就变成了融合野史、传记、小说、诗论的东西。

    ——不久前在台湾出版长篇小说《大唐李白》第一部《少年游》的作家张大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以怎样的姿态来写这部新作。(《李白就是个自媒体》，《南方周末》2013年9月26日)

    它从经验论据出发的研究方法，是对在相关问题上“以意愿代替思考、以口号代替研究”讨论风气的一次超越，而它从中得出的鲜明结论，也打破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左右僵局，使我们对今天中国人的“政治面貌”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但是，由于概念上的模糊、问卷设计上的缺陷以及关键变量的缺失，本书的核心结论说服力有限。

    ——学者刘瑜在《当我们谈论文化时，是在谈什么?》一文中深入分析解读了《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一书，肯定该书贡献，也指出某些问题。(《读书》2013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