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启功先生的一面

    大名鼎鼎的启功教授，是在美术界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1957年前后，他很少在系里出现，也没有安排他给我们这一届上课。

    我真羡慕我的一位小师弟，他是“文革”结束后进入师大中文系的，亲耳聆听过启功教授的书法课。师弟本来就喜欢练字，他告诉我，启功先生的课给了他许多启发。现在他已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了。

    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也曾经很荣幸地见过启功先生一面，在他的府上。

    这件事的缘起是由于我的另一位师弟。这位师弟只比我低一届，在学校读书时就认识，后来又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过事。“文革”结束后他娶了一位台湾妻子，这位台湾女士是启功先生的粉丝，她准备在台湾开一家书画店，取名“雅轩”，她发誓一定要请启功先生为她书写这两个字。我这位学弟为夫人多方设法，都没有联系到启功先生。最后他找到了我，让我无论如何要替他找到启功先生，请启功先生给他夫人题写这两个字。

    多年来，我对老师们的尊敬都埋在心里，我认为:好好学习，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对老师们的最好报答。我不擅长与老师在课下沟通，更不愿去老师家中打扰，顶多是在公共场合遇见老师后，给老师鞠个躬。师弟的请求让我很为难，但是他为妻子不惜一切的劲头又感动了我，我决定试一试。

    终于，在一位同窗、两位老师(他们三位都住在师大校园里)的帮助下，我和我的师弟夫妇得到了启功先生的许可，准许我们上午去拜访他。

    当时，启功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多家媒体都在宣传他那既诙谐又睿智的著名“座右铭”，社会上有数不清的人都在设法找他求字，传说他不得不在门上贴出“熊猫不在”、“谢绝参观”这样的声明，挡住访问者。

    在同窗的指点下，我们在师大校园内的一幢小红楼里找到了启功先生的家。这幢小楼分楼上楼下，共住着4户人家，启功先生住在一层靠西的那个单元里。大门上干干净净，什么字条也没有。

    我们敲了敲门，启功先生亲自来开门。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细眯的眼睛，不很胖，表情和蔼，笑起来像弥勒佛。他示意我们进来，又把我们让进了书房。书房朝阳，面积不很大，靠墙摆满了书柜，窗下有一张很大的书桌，书桌旁是启功先生的坐椅。书桌与房门之间，也摆了几张椅子。

    两位老师和老同学都告诉我，启功先生的侄子跟他住在一起，照顾他的起居。但是那一天，家中只有他一个人，大概他的侄子外出办事去了。

    进入书房，他在椅子上坐下，让我们也坐下。我们知道他很忙，不能长时间打扰，我立刻告诉他老人家，我是哪一届的毕业生，师弟是哪一届的毕业生。

    他说:“我已经知道了。”

    我赶紧示意师弟:抓紧时间，说明来意。

    师弟于是立刻向老师介绍他的台湾太太。他的太太也立刻接过话茬，向老师表述她的仰慕之情，并向老师介绍台湾人如何敬慕老师，等等，之后就向老师求字。

    启功先生端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待这位女士说完了，他问:“你就要两个字吗?”

    师弟赶紧答话说:“是。就请老师赐这两个字。”

    启功先生很痛快地说:“好吧。”然后，他老人家就与他们商定了一个日期，请他们到时候再来，取字。

    我们起身，向启功先生鞠躬告辞。他老人家又亲自把我们送出来，寒暄了几句，关上了房门。

    这是我与启功先生的唯一一次见面。

    我已经完成了师弟的委托。他们伉俪再次到启功先生家里取字时，我就没有再奉陪。

    一位好友听说了这件事后，唏嘘良久，反复批评我“太傻”，她说:“你好不容易见到了真佛，不说给你自己要张字，却为别人求字，有你这么缺心眼的人吗?”

    是啊，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住在校园里，与启功先生是“同事”，曾经很炫耀地向我展示过几幅启功先生的字，那是他从启功先生手里讨要来的。他还对我说:“谁谁谁比我更有心，他手里启先生的字，比我多得多呢。”

    他们都比我精明而幸运。从小到老，正如我的好友所说，我都是一个“太傻”之人，可能是:在理念方面，我与他们存在着差距。我见到了自己尊敬的启功教授，帮助了师弟和他那位海峡对岸的太太，就很心满意足了。

    虽然我只见过启功先生本人一面，但是他老人家的书画，是我经常要欣赏的;他老人家的“座右铭”，也是我经常要捧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