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湮没的日子:

    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围绕周扬出面的一串专门针对丁玲、冯雪峰等人的连续性重要文艺活动最好能准确地载录史册，在当时那都是撼动“文学史”的事件。

    1957年9月1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继陆定一之后“作重要讲话”，这一次“重要讲话”的具体内容先在195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以《努力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为题的全文中有摘要报道。紧接着又用《文艺界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获得重大胜利 陆定一、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为题在1957年9月29日发行的周刊《文艺报》本年第25期头三个整版予以重载。周扬的“重要讲话”近六千字，几乎占了八开本的一个整版。

    1958年3月11日半月刊《文艺报》在该年第5期用前面整整13个页码的篇幅发表根据去年9月16日周扬上述“重要讲话”稿修订后的“写成”文章，共二万五千字，正标题改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标题下括注“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补充并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写成”。这个修订后“写成”的文章，同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还随即印成《活页文选》新三十一号广为散发。其实，《人民日报》和《文艺报》是差不多同时排印此根据“重要讲话”稿修订而“写成”的文章，只不过《文艺报》是半月刊杂志，印刷装订费时，不及日报的便捷及时。

    为了更具气势、更大规模地掀起名为“一场大辩论”的运动，1958年3月26日出版的半月刊《文艺报》该年第六期在上一期全文发表了周扬“重要讲话”的“写成”的文章之后，紧接着又以18个页码近四万字篇幅的“座谈”记录稿。《文艺报》上这个“座谈”记录稿的正标题“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采用了《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在“座谈”中发言开始说的一句话，副题为“座谈周扬同志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刊物封面还印出了参加“座谈”的12个人，分别为郑振铎、臧克家、陈荒煤、巴人、王瑶、袁水拍、艾芜、郭小川、严文井、林默涵、张光年和邵荃麟。

    再过三个月，1958年6月作家出版社公开印行四个印张的小册子，书名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者署名为“周扬等著”。这本小册子，除了周扬的长篇文章及其全部收入略经修订后的12人“座谈”内容外，还增收署名“马铁丁”的《我们要做革命派———谈<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后记》。

    注意到这实为一个事件的连续递进动作，投入的精力之大、花费的成本之高都是史无前例的。当然，这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周扬亲口讲演的“重要讲话”和署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都贯穿着毛泽东个人意图，有材料证实周扬的这篇“文章”在被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时候，被高度赞扬过。

    就是这样的文坛“大事”，比如12个人以真名参加“座谈”的内容一次公开发表一次结集公开出版，并且参与“座谈”的好几个人都将此“座谈”文字编入自己当年的文集，该是何其重大的事!然而，多种文学史类专著和这12个人中已有的年表年谱中均找不出该次“座谈”是哪一天举行的。因为“一九五八年三月”是无疑的，所有的有关记载也仅限于这个年份月份，具体哪一天“座谈”，还没有被深究过。

    3月有31天，12个文坛名人参与了注定具备文学史意义的对于一个在文坛呼风唤雨的要人的文章的“座谈”，以造出更大声势把“敌人”整垮，能不“弄清楚”这一次“座谈”的具体日子吗?

    笔者本来只想“弄清楚”艾芜

    具体的生平事迹才着手的，因为2014年6月20日是艾芜诞辰110周年。这次“座谈”上艾芜的发言已被他编入1959年10月作家出版社印行的他的文集《浪花集》中，题为《读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感想》。编入《浪花集》中的艾芜这次“座谈”小有修订，仅仅限于更加规范的表述，内容没有动，篇末注明的写作即“座谈”时间为“一九五八年三月”。

    张光年的发言也被编入他1958年10月于作家出版社印行的个人文集《文艺辩论集》中，题曰《<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读后感》，篇末年月日都没有注明。

    在1988年3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印行的陈福康编著的《郑振铎年谱》1958年3月18日项下，有据郑振铎日记载录的记事“写《文艺工作者的红与专的道路》”。细读“座谈”会上首先“发言”的郑振铎的所讲内容，正巧就是“红与专”，非常扣题。可以定下来，这《文艺工作者的红与专的道路》就是郑振铎的“座谈”文字稿。

    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印行的《郑振铎日记全编》，1958年3月的日记中有两天的记载与上述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有关。17日:“下午，重读周扬同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写一读后感作准备。”18日:“近七时起。八时半，到部办公。写《文艺工作者的红与专的道路》。十时许，回家抄写。正午，《文艺报》派人取去。”

    这是可靠的现场记录，但也带来了要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即这一次“座谈”是文稿聚汇还是12个人到场发言?从郑振铎的日记看，他没有来到“座谈”现场，是应约赶写了“读后感”由“《文艺报》派人取去”的。为什么一定得有郑振铎的发言?要等当年主持这次“座谈”的人的私密档案公开了，才可以彻底明白。

    郑振铎当时在文化部上班，周扬文章的“座谈”在《文艺报》编辑部举行。应该是“座谈”的11个人发言稿都有了文字稿后，通知郑振铎务必赶写“读后感”作为首位发言刊布。

    这一次“座谈”是实际举行了的，在郭小川、王瑶和严文井的发言中可以找到语言痕迹。比如严文井的发言中就说:“有很多问题旁的同志已经谈过了，在这里我只打算谈谈另外一两点感想。”严文井在现场的发言是第九个，他的说话正好就是“座谈”现场气氛的。

    王瑶也说“我只谈一点”，表明是听了别人的发言后即兴说出自己的感受的。在发表的“座谈”中，他是第五个发言。更为可信的是王瑶这位严谨的中国现代文学著名学者回到家中，就把这一天的开会的事记到了日记中。王瑶去世后，他的夫人和他的弟子根据他留下的日记整理出的年谱，在1958年3月15日的项下，明确写着:“出席讨论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座谈会，作了发言。”

    在2000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的12卷本《郭小川全集》中，有3卷即第8、第9和第10卷是郭小川的日记，时间起讫为1944年到1976年。1958年3月15日，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星期六。上午在家准备了一个下午会议的意见。……(下午)二时开会，讨论周扬文章。”这是当天的现场记录，尤其是“下午二时”的明白准确的“座谈”具体时间，相当重要。

    郭小川的日记在“座谈”第二天即3月16日还有中午“回家来，吃点饭，即写讨论周扬同志文章的发言”的记载，也很重要，表明了昨天的“座谈”发言，是经过稍后的回忆重写了才交给《文艺报》发表的。

    到此，这一次重要的“座谈”的时间和地点就可以明确地确定了下来。时间为1958年3月15日下午，两点开始。地点很可能就是《文艺报》编辑部即北京王府井大街64号，因为其中有五人是这家刊物的编委而且还有主编，他们是张光年、陈荒煤、严文井、巴人和王瑶。

    今后的类似编年大事记的著述，比如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当代卷”修订时，就该在1958年3月15日这一天载录12个人“座谈”周扬文章的大事。还有，本文写及的事件如1958年3月11日半月刊《文艺报》在该年第5期用前面13个页码篇幅发表根据去年9月16日周扬上述“重要讲话”稿修订后的“写成”文章，这种大事实在不该漏登。

    稍微动点考证的劳作，也就是多翻几册相关的书刊，便可以让历史活起来。历史本来就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