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元王化:“激烈”与“沉潜”

    图为：《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吴琦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28.00元

    读过一些论述王元化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钱谷融那篇笔调丰润的散文——《谈王元化》。文章极为传神地形容王元化的眼睛有点像尼采还有茨威格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类常常生活在“专注、出神状态之中”的人“遇事十分认真”、“充满了探索精神”，又不失“独立精神”，并且敏锐观察到，数十年来，王元化“身上的英锐激烈之气虽依然未尽消退，但那沉潜雍容的一面则显然愈形突出、愈显得醇厚了”。记得多位观者都曾用“沉潜”二字形容晚年王元化，李子云说他“沉潜下来，沉潜到对于学问的追究中去”，南方朔称其是“大海本身，沉潜自在，尽管没有俗世的掌声，却暧暧含光”。钱谷融写道：“对谈中，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见，都会直率地说出来，有时甚至会十分热烈地与你大声争辩，显出他的英锐和激烈。但遇到需要考虑的问题，他就会变得冷静起来，沉着仔细地再三斟酌，然后作出判断。这跟他学术著作中的严谨深刻一样，又显示出了他的沉潜的一面。”看似矛盾的心性交织于晚年的王元化，构成思想言行的鲜明特征，而由其弟子吴琦幸整理撰述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正是其精神形象的忠实写照。

    “谈话录”为体，历史悠久。远可溯孔仲尼、柏拉图，近则有爱克曼所录之歌德。或许是有意追慕这一脉思与言的传统，王元化本人对谈话的“形式”多有考量，曾特别嘱咐弟子：“你要用一种谈话录的方式，不要对谈，对谈就是很机械的方式，而且也不太对。你就写我怎么谈了，给你什么印象了。这个就比较好。”于是吴琦幸没有完全采用对答的方式，除了记录对谈的内容，还写下了自己的心情和理解。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非你来我往、你问我答的语句记录，而仿佛人物、情节、对话、旁白俱全的文学作品，从中能了解晚年王元化的心路思想，更能领受那种思想的氛围，较之纯然的学术对话平添几分生活的气息、生命的实感。

    在前言里，吴琦幸曾引述了自己1986年的日记，其中借爱克曼初会歌德时的印象道出与王元化的初见：“他坚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满是皱纹，每一条皱纹都富有表现力。他的整个神情是如此诚挚而又坚定，宁静而又伟大！他说话缓慢、安详。谈吐如同我们想象中年事已高的王者。看外表便知道他气定神闲，已然超乎世间的毁誉之上。”当日精神风姿，令人钦羡。而翻开这部二十余年后的谈话录，起首就获知王元化“病情不容乐观”、“咳嗽中带着血丝”、“内心感到孤独”。从吴琦幸在归国航班上的冥想，到电话中的问候，再到亲身步入病房，步步接近，心情也渐渐低沉。正式谈话，又夹杂病况的报告，如书中所述：“我扶王元化先生到医院的走廊里，先生的身体靠着我，我感到了先生的虚弱，我们用非常慢的脚步踱步，走廊中只我们单独两个人贴在一起。”然而，病中的王元化念念不忘读书与思想；谈兴起时，依旧纵横东西，针砭时弊。这些真切、质感的细节，才反衬得主人公身陷沉疴仍孜孜忧思的精神形象愈为饱满。

    诚如撰述者言，王元化的思想学术及其生命历程已在著作里有详尽的表述，所以晚年谈话的风格是提纲挈领的漫谈，读者亦须将谈话和著述相互参看，才能完整把握其意。不过无论集中讲述，甚或只言片语，往往直抵要害，发人深思。譬如王元化谈到自己的“第三次反思”，核心并不仅针对激进主义和“左”的问题，而是经由对黑格尔等现代哲学理路的思考，一直追溯到启蒙时代的思想，深刻怀疑“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指出“那些把认识到的就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人，会非常大胆和独断”；又如他推崇陈澧、朱一新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认为他们批评乾嘉末流的种种弊端，于清末学术脉络的转变大有关系，因之寄望学术可以缓慢地改变社会的风气；再如他回忆当年与“胡风事件”的纠葛，既点出与之理论上的分歧，又直言对其人事上的回护……凡此种种理论、学风、历史、人事，细读之下或可领会，均是王元化晚年“沉潜”在“理论”之深思所虑，更是“激烈”于“现实”的敏感所忧；也在在显明，他的“思辨”虽有严谨缜密的学院风范，却非纯粹的学院研究，而是“为时代而作，为中国的命运而作”。

    除了较为完整的理论辩证、史事钩沉，这部晚年谈话录涉及许多世事人情、轶闻掌故，还流露着谈话者在著作文字之外的个人趣味与性格。书中的月旦评点、家世自陈，串联起来，可见现代思想学术、士林风尚的几分侧影：王元化回想90年代初的夏威夷会议，与林毓生相谈甚欢，终生订交，同傅伟勋则几番误会，不欢而散，使人旁观学人思想观点、性格气质的相斥相融；他纠正“北钱南王”的世俗议论，感叹钱钟书的博闻强记，对其待人接物却有所保留；他讲述基督教家庭对自己的重要影响，感念从任铭善、熊十力、郭绍虞、汪公严、韦卓民等五位老师获得的不同教益，让人好奇宗教与革命、转变和师承间的复杂关系。此外，王元化自言脾气暴烈，多有楚人遗风；感佩陈寅恪、杨树达的才学识见；批评当下歪解《论语》，“很要不得”；不满有人误读武侯，“哗众取宠”，如是等等，性情自现。可以说，谈话虽录于病室，谈锋却贯通书里书外。言谈之间，学术人生的造因、渊源、机缘、际遇或隐或现，历历可观。谈话者本身不乏洞见，抑或有所执见，但都毫无矫饰，真正做到了“放开来谈”。

    这一系列谈话进行于王元化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许较多“悲观的心情和声音”，甚至听闻他自己常认为“人生最后阶段是悲观的”。但纵观其一生，怀疑之外，未必没有某种执念；孤独背后，或许仍存眷恋。时至今日，王元化常被奉为孤高的思想者来纪念，然而颇有意思，也不应遗忘的是，他早年的写作/革命生涯却是从“文学”开始的。上世纪30年代，他的《雨夜》、《南行轮上》、《出征》、《脚踪》等小说，气氛几乎近于鲁迅式的沉郁，背景大都带上黑夜、乌云、风浪种种意象。情节或许略显简单，情绪或许多为激烈，但真也贴切着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更动人处，则是沉潜兼顾，文字里有着“珂勒惠支的版画”，有着“住在我家弄口的孩子”。王元化曾特地附记：“小厨子，天津人，‘守门将’……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这些人在动乱的大时代里面，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愿他们现在都有意义地生活下去。”就像他晚年谈话所说：“不是我选择了这条道路，而是道路选择了我，时代选择了我”，这些“大时代”里“实实在在的人物”应是其思辨之“激烈”与“沉潜”的真正原点，也是林毓生在谈话录序言中指出的，包括孙冶方、顾准等为之奋斗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意义所在。因为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路上，恰如王元化最为推崇的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