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祁龙威先生

    祁龙威先生是扬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我28年前攻读硕士时的指导老师。今春叩谒祁师时，他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写序。我颇感惶恐，未敢从命。如今书出版了，我谨就该书内容聊缀数语，以表祝贺，并借此略抒胸臆。

    1995年正式退休后，祁师笔耕不辍，同时开始整理以往著述。1999年10月，他在“论著存目”的扉页写道:“我生已77岁又半，体气渐衰，于是自编‘论著存目’，付印分交门人及儿孙等留存，以免一朝与云烟俱散。”并谦逊地说:“我发表过的文章不少，而可存者寡。岁月逝矣，补牢已晚，志此以供后贤借鉴。”这本自选集是祁师去年90华诞时编成的。祁师从事学术研究凡67年，著述甚丰，名篇不少，而这本文集仅辑录11篇文章，可谓少而精。这些论文的发表时间横跨55年，内容涉及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考证学、清代学术史，具体体现了祁师的治学特点，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建树。

    考证学在清代又名朴学、汉学或考据学，是一门对古籍文字音义及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考核辨证的学问。重视考证、精于考证，是祁师治学的显著风格。这本文集所收文章，几乎都与考证或考证学相关。从学术渊源上讲，祁师的治学风格主要受近代国学巨擘、著名诗人金松岑(1874—1947)影响。金松岑名天翮，江苏吴江同里镇人，早年为反清救国奔走呼号，应蔡元培之邀赴沪参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与章太炎、邹容过从甚密;是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的原作者，写至第六回而辍，由曾朴续写。1932年在苏州参与创建中国国学会，与章太炎同为国学会主讲人。二人与李根源义结金兰，并合影留念;章氏为之题写“岁寒三友”四字，以气节相砥砺。日寇侵占苏南后，金氏避至上海公共租界，应聘在光华大学讲学。祁师时年16岁，自此师从金氏，并与章太炎门人朱季海、贝仲琪、王仲荦交游，打下扎实的国学根柢。他后来在东吴大学读物理系，但最终弃理从文并以考证治史，与这段经历大有关系。在扬州求学时，祁师常和我谈起金氏，崇敬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去伪存真是史料学乃至历史学的第一要务，没有考证，也就没有信史可言。好的考证文章似剥茧抽丝，又如老吏断狱，一步步破解悬疑，读来引人入胜。祁师这本文集收有《<燐学丛钞>辨伪》一文。太平天国史料汗牛充栋，但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祁师仿效清儒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之法，取相关真实史料与《燐学丛钞》相比勘，辨明后者是伪书。这一结论得到罗尔纲前辈的赞同。

    考证方法的运用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吕氏春秋》一书。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则是早期的考证学著作。清初顾炎武摈弃晚明空疏学风，以考据方法撰《日知录》等，开一代朴学之先路。至乾嘉时期，考证学达到极盛，惠栋、戴震、赵翼、王鸣盛、钱大昕、段玉裁、高邮二王等名家辈出，形成清代学术主流，故梁启超有“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一说。民国初年，王国维提倡“二重证据法”，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顾颉刚创建“古史辨派”，标志着东西学术交融背景下实证派学者的异军突起。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郭沫若、吴承仕、范文澜等学者将唯物史观与考证学相糅合，打开史学研究新天地。祁师在相关著述中，清晰梳理了考证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与历史研究之关系，分析了乾嘉学派与胡适等人在治学方法上的建树及局限，并就考证学的概念、方法与准则作了详细且富有新意的阐述。关于如何运用考证来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祁师提出:(一)必先建设目录学;(二)继续发展辨伪学(辨伪书，辨伪物);(三)辨误(辨笔记资料之误，辨社会传说之误);(四)利用人证;(五)重视调查访问的资料;(六)清理历法;(七)熟悉制度与地理。这本文集辑录《乾嘉史学初探》、《读清代乾嘉“扬州学派”著作一得》、《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考证学与历史研究》等文，是祁师这方面的几篇代表作，其研究心得很有启发意义。

    主撰《朴学志》是祁师对考证学研究的一大突出贡献。清史纂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祁师众望所归，主持其中难度甚大的《朴学志》项目。我忝在修纂者之列，主持《通纪·第六卷》项目。嗣后每次见面，祁师总会关切地询问我写作近况，并介绍他这一卷的进展情况。我深深体味个中之艰辛，更能体会祁师的艰辛与付出。《朴学志》脱稿后，广受好评。在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提议下，《清史研究》打破惯例，于2012年第1期全文刊登祁师修史时所写日记，并特意加了按语曰:“祁龙威，扬州大学教授，年届九旬，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史学家。2004年起，主持《清史·典志·朴学志》项目，呕心沥血，六届寒暑，笔耕不辍，精心架构《朴学志》，亲自撰定“概述”和“小学篇”之外，完成全书的整合统稿，为新修《清史》贡献出一部佳作。在编撰过程中，还撰写了三万余字的《修纂<清史·朴学志>日记》，刊于《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六辑，2011年由广陵书社出版。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原局长沈秋农先生在品读祁先生的工作日记后，感慨良多，欣然命笔，成《壮心不已成大著》一文。今将二文发表，以飨读者，并与《清史》同仁阅读共勉。”祁师文集也收入了这部日记。在我看来，该日记不仅为清史工程留下一份珍贵史料，还有励志价值。日记结语写道:“老驽负重，力竭汗喘，勉强完卷。经验仅有两条:一曰虚心。自知学术浅陋，唯有边学边写。二曰刻苦。做到夜以继日，不畏寒暑。”(第171页)读来令人动容。

    祁师重视考据，但又不是为考据而考据、钻牛角尖，而是小处入手、大处着眼，留心从宏观层面和理论角度探讨问题。文集所收《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一文，原载1957年5月23日《光明日报》，便是一个例证。常熟报恩牌坊建于1862年仲春，其碑序有云:“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一些论著据此描述太平军占领苏南后民众安居乐业的盛况。祁师通过排比资料、考订史实，指出当时的常熟实际上被钱桂仁等叛将控制，他们密谋叛变，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立此碑是为了掩饰真相、麻痹忠王李秀成，碑文所描述的太平景象属于虚构。他批评了时下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偏向:刻意渲染对太平天国有利的资料，而不论其所言是否真实;凡与之相左的资料，则一概当作“地主阶级的污蔑”加以排斥。祁师认为，这就在自己和读者面前筑起了一道隔离历史真相的高墙，不利于将研究工作推向前进。在学界普遍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情形下提出纠偏，这需要识见，更需要勇气。该文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金冲及老师1988年主持论文答辩时曾对我们说:你们祁老师是专家，50年代就已经成名。大概即指此文。文集辑录的《帝党与戊戌变法》、《论清末的铁路风潮》，也是类似的名篇。戴逸老师在为祁师《考证学集林》所写序言中说:做考证工作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能从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中搜罗爬梳，广征博引，寻找更多的证据;二是有科学头脑，逻辑训练，认真求证，广密推理，一丝不苟。他认为，“龙威同志具有这两方面的优长，故而他运用考证方法治中国近代史，能得人所不能得，能见人所不能见，能言人所不能言。”诚哉斯言。

    祁师的治学风格与罗尔纲前辈很投契。罗老对祁师青睐有加，与此不无关系。1986年夏，我随祁师拜访罗老。罗老热情接待，与祁师相谈甚欢。罗老是广西贵港人，祁师是江苏常熟人，两人乡音都很重，罗文起老师(罗老之女)和我便不时客串“翻译”。这一幕很温馨，我至今都记忆深刻。罗老过世后，祁师怅惘久之，并连续撰写数文寄托哀思、表述其功。收入这本文集的《为太平天国史学鞠躬尽瘁———敬书<罗尔纲全集>后》一文，系祁师去年写就。祁师撰文，一直是用旧式稿纸手写，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以九旬之身写出万余字文章，这该付出多少心血?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这样的长文，怕是以后写不了喽。该文详述罗老为太平天国史学作出的卓越贡献，同时又勾勒出太平天国文献学、史学史的主要线索，写得大气而又情真意切。其开篇写道:“史学界有巨匠曰‘罗尔纲’。他毕生以考据治太平天国史，把对考据方法的应用，推上了乾嘉学派、实证论者等所未能达到的高峰。罗氏继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等而起，为太平天国史学大厦奠基。近百年来，一人而已。”又云:“罗先生之所以成为当代太平天国史学泰斗，其主要原因是:孜孜不倦和虚怀若谷。我们纪念罗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好学和虚心。”(175页)而祁师总结主持修纂《朴学志》的经验，也是讲的这两条。该文结语曰:“深愿薪尽火传，相信后生中必有仰慕先生之史德史学而善继其志事者。罗先生不朽。”(189页)中肯之论肺腑之言，发人深省，感人至深。在祁师和其他前辈学者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种精神特质:不受权力、金钱羁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胸怀坦荡，重情重义，富有人文情怀。这种精神境界在今天显得尤为珍贵。

    文集中的《<章太炎大传>序》，系祁师为开门弟子华强教授新著所写的序，由此可以略窥祁师对学生的学术影响和关爱。当年在扬州期间，祁师指导我们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书，训练我们以考据治史，给我们讲太平天国史学史，讲如何运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来研究太平天国文献，讲如何进行史料辨伪、史实考异，并一再强调言必有据、无信不征、孤证不立等准则。在他指导下，我们重点围绕太平天国典章制度撰写学位论文。“功底”、“根柢”，是祁师平时说得最多的词语。他还谈到“绩学”概念，说“绩”就是把麻搓成绳或线，治学犹如老妪搓麻或织布，要耐得住寂寞，要打好基础循序渐进。祁师还给我开过“小灶”，讲音韵学入门知识，从顾炎武、戴震、钱大昕、段玉裁讲到章太炎、黄季刚，讲轻唇音、重唇音、舌上音、舌头音之类的区分，见我听得如堕五里雾中，方才打住。在扬三年，是我学术道路的起点，为我日后的学术成长打下了基础，使我受益匪浅。即便后来涉猎当代理论问题研究，这段治学训练仍给我提供了帮助。饮水思源，内心对祁师十分感念。学术有兴替，时代不同，人们的知识结构必然会有变化，这是大势。但传统治学方法关乎治学基本功，关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在丢不得。中央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令人欣慰的是，现今国学研究受到重视，一些高校相继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人们的国学知识总体上随年龄大小呈递减趋势;新的文化精神尚未真正树起来，过去好的文化传统又变得越来越隔膜。如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须从长计议。

    祁师对我们的关爱是多方面的。他古道热肠，不时嘘寒问暖;同时要求甚严，曾给我定下几条规矩，包括在三年读研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抽烟。我基本做到了，尽管执行得不够彻底。闲暇时，祁师常带我们几个年轻人一同散步、逛书店。在这种轻松气氛下，他给我们讲学界掌故，讲老师金松岑、表兄杨无恙的民族气节和文人风骨，讲与罗尔纲、荣孟源等前辈学者的交往。据讲，金松岑在苏南沦陷后生活困顿，但仍拒绝到汪伪学校任教。1942年春，祁师从常熟到苏州看望金氏，在阊门外铁路旁遭日军殴打。金氏写诗抚慰，内有“云气时而灭，龙藏敛角爪”句，坚信抗战终将胜利。杨无恙工诗文、擅书画，系江南名士，亦以担任伪职为耻。挚友梁鸿志沦为汉奸后，他断然与之绝交，曰“吴越异路，请从此辞”。祁师娓娓道来，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影响。我北上继续求学并留京工作后，祁师继续给予我指导和勉励。我先后写了几本专著，每次祁师都慨然赐序。每年春节，祁师和师母都请众弟子来扬聚会，这么多年来从未间断。我们只要有机会便去主动看望，每次都体会到精神上的欢悦，其乐融融。2005年11月1日，扬州召开“祁龙威先生执教暨学术研究60周年座谈会”，及门弟子基本上到齐了。祁师在致谢词时说:“我今年84岁，饱经忧患。青年时，遭遇八年日寇侵略战争，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中年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九死一生。老来的一点觉悟，就是只有国家好了，个人和家庭才有幸福。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相信我的学生们个个爱国，一定会全心全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伟大祖国。”语调很平缓，但很有感染力。这种情怀在祁师的这本文集中也有所体现。

    身处北国，我时常会想起扬州，想起绿杨城的二分明月，古运河的旖旎神韵，瘦西湖的长堤春柳，大明寺的暮鼓晨钟，想起曾经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岁月，更会想起我的恩师祁龙威教授。因为有了祁师，当代扬州平添了几分学术底蕴和人文色彩。这是扬州城的荣幸，更是我们弟子们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