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楼外说红楼》一书“把脉”

    不久以前，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则短讯：《<咬文嚼字>为“茅奖”作品把脉》，而“茅奖”得主莫言、贾平凹、刘醒龙等多位作家，对《咬文嚼字》“咬嚼”式的把脉回应热烈。阿来爽快地说：“你们‘咬’吧，欢迎，谢谢！”云云。

    作家写出好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这样高级别的大奖，是一种荣誉；《咬文嚼字》编辑部在众人送上鲜花和掌声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站出来为“茅奖”作品“把脉”，这是文学界和出版界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作为一位编辑工作者，我也斗胆尝试为一本书“把脉”。

    作家出版社多年前出版了一册作家李国文写的《楼外说红楼》。李国文写过《花园街五号》《改选》和《月食》等脍炙人口的小说，也写过《中国文人的活法》等随笔，是一位多次获奖（包括首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有影响的作家。我对他的《楼外说红楼》（以下简称《说红楼》）的所谓“把脉”，也像《咬文嚼字》编辑部做的那样，不谈原著的成就，只在文字上来一番“咬嚼”。目的在于拂拭蒙在珠玉上的尘垢，使之光彩照人。拳拳之心，想来作家是能够明察的。

    （一）“万劫不复”，不是“万世不劫”……

    ①《王夫人的精明》一章有如下一段文字：

    傻大姐的“绣春囊”事发，这一起风波，可让王夫人，还有那个邢夫人……找到了一个收拾众人、出口恶气的机会。先是谎报军情，把事态扩大化，好像大观园快要沦丧于万世不劫的地步。 

    这里的“万世不劫”误用了成语。“劫”，佛教名词，梵文Kalpa音译“劫波”的略称。《现代汉语词典》：“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一个过程为一劫。”“万劫”即万世。“万劫不复”，就是永远不能恢复的意思。《说红楼》中的“万世不劫”应作“万劫不复”。

    ②《贾府的洋货》一章有如下一段文字：

    晴雯的病情，在喝中药，闻鼻烟，一再不能奏效以后，（贾宝玉）便说出：“索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与洋货并来的新潮，使得这位没有因因相承的旧习，敢于破的同时也敢于立的公子哥儿，所作出的决定，似不能笼统归之于一时心血来潮。

    这里的“因因相承”也误用了成语。《辞海》：“《史记·平准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后以因袭旧套、没有革新和创造为陈陈相因。”《说红楼》中的“因因相承”应作“陈陈相因”

    此外，《凤姐和来旺儿》一章中引用的成语“不绝于缕”应作 “不绝如缕”。《妙玉的迷失》一章中引用的成语“招摇过世”应作“招摇过市”。市廛人多，在此炫耀自己可以引发轰动效应。汉语中没有“招摇过世”的说法。在江浙一带，口语中的“过世”是逝世的意思，将“过世”与“招摇”搭配在一起就更不合适了。

    （二）是“嘉庆”，不是“咸丰”

    《贾府的洋货》一章有如下一段文字：

    以和珅为例，乾隆死后，咸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在藉没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

    我们知道，乾隆死后，上台的是嘉庆，不是咸丰（嘉庆死后是道光，道光之后才是咸丰）。《辞海》：“和珅，乾隆时由侍卫擢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二十余年，……封一等公。……任职期间，植党营私，招权纳贿。仁宗（引者按：即嘉庆）恨其专横，一俟高宗死，即宣布罪状二十款，责令自杀，抄没家产，为数极多，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咸丰元年是公元1851年，其时和珅自尽已五十多载了。

    《说红楼》文字上的疏失不止这些。还有“娈童”误为“孪童”，“豆萁”误为“豆箕”，“不齿”误为“不耻”，“剀切”误为“凯切”，“打醮”误为“打蘸”，“笔麈”误为“笔尘”，“左绵痴道人”误为“左锦痴道人”，等等。不过有些差错明显不是原作有误，而是编校工作疏漏造成的。最不堪的是“徇庇蠹役”错成“狗庇蠹役”，“坠其彀中”错成“坠其壳中”——说一个人跌进空壳里，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现在出版物上常常出现或大或小的差错，这一现象是作者和读者都不愿意见到的。人们常说“无错不成书”，这种调侃式的批评反映了广大读者对于我国图书质量现状的不满。出版物有差错，作者当然有他应该承担的一部分责任；但我认为，关键的关键在于我们出版人没有忠于职守，尽心竭力把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做好。编辑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是先进文化的铺路石，很多时候又应该是一名合格的文化医生。我们既然认识到出版战线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在遵循正确的导向策划选题，组织书稿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全身心地扑在案头工作上，尽最大的努力把书编好。案头工作可能是琐碎的，书稿的篇章结构、语法修辞、公元纪年、人物姓氏、典章文物、历史掌故、成语俗谚、标点符号……方方面面的问题，无不需要编辑工作者认真面对，付出“为人作嫁衣裳”式的艰苦劳动。但也正是这些看起来很琐碎的案头工作，考验着我们的编辑工作者是否具有必要的理论素养、足够的知识储备、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过去常常看到老一辈的编辑为了书稿上的一个疑点，跑图书馆，跑资料室，上下求索，寻求解答。他们编的好书就是这样夜以继日、一针一线地精心制作出来的。我不知道出版方处理《说红楼》这部书稿的具体情况，但“万劫不复”这样的成语不是什么僻典，和珅这样的历史人物，随着“戏说式”电视剧的热播，已经广为人知，书稿在出版流程中要历经责编、复审、终审一道道关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对有关问题提出质疑，进而翻一翻辞书，查一查史籍，却让差错在鼻子底下轻轻滑过呢？如果因为作者信誉度高，编者出于对老作家的信赖，放松了自己在工作中应尽的努力，这是防线上的失守，这种对书稿漫不经心的态度，绝不是对老作家真正的爱护。有的人怕给书稿“挑剌”，会得罪作家，事实上，许多作家是衷心欢迎出版人向书稿提意见的，只要“挑剌”者出于诚心，提的意见言之成理，他们无不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他们尊重编辑，也重视出版方一切有助于提高书稿质量的举措。莫言等“茅奖”得主对于《咬文嚼字》编辑部“把脉”的热烈回应便是明证。

    从为一本书“把脉”这件事，我想起王蒙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在文化问题上，大与强的要求似应服从于好的品质的要求。”这是智者的警辟之言。我们都说要把文化做大做强，但只有在保证“好的品质”的前提下，“大”和“强”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