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称美国”之辩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批评那些教条主义、用外国框框套中国的人们是“言必称希腊”。七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言必称希腊”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中是崇洋媚外的同义语，在知识界仍是一种不大不小的原罪。唯一的区别是，今天千夫所指的不再是希腊，而是美国。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方式”在求知若渴的国人眼中的确代表了某种高雅和时尚，从住所里24小时的热水供应到高速公路上飞驰的私家车，从好莱坞大片到星巴克咖啡，什么事和美国沾上边就是占据了现代化的制高点。闹得本来在美国过得好好的华人华侨们纷纷放弃豪宅宝马回到祖国，以传教士般的热情传播美式生活的福音，为祖国早日赶英超美献计献策外加献身。可是，关于美国的故事说到一定程度，就成了祥林嫂嘴里的阿毛，令人生厌。加上中国经济的起飞，很多国人曾经羡慕的美国神话成为现实，而且有的中国故事甚至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神话。于是乎，“言必称美国”的时尚一夜之间变成“言不称美国”；违规者则很可能遭到学界共诛之甚至于全民共讨之。

    我的不巧是：在美国大学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研究的是美国高等教育、偏偏又没有在美国热降温之前赶回地球的这一边。刚开始以为学术交流无禁忌，口无遮拦；直到被人呛了几回才意识到个中的微妙。近年来逐渐学会在分享我的美国研究时谨言慎行；就怕有时话不投机被扣上“言必称美国”的帽子。

    著名学者和记者马丁·雅克在其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对于中国清代末年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作了这样的分析：由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较之中国和其他后起的发达国家先行一步，所以现代化这个词与西方化过于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而直到18世纪末还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中国 ，此时却由于朝廷的封闭和积弱，正受到西方国家的侵占和羞辱，因而维新派所追求的改革与发展不仅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连一般老百姓都顺理成章地将他们的努力等同于崇洋媚外，并将提倡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改革者视为中华民族的叛徒。这个解释能否自圆其说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个不幸的巧合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后知后觉的近代中国确实是一个灾难。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而延宕，当不为过。直到八十多年后，要不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也许我们今天还在为现代化是否与西方化同义而纠缠不清。

    无独有偶。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将大量研究经费投入高等教育，几乎是在无意之间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型大学。正如很多成功人士不愿意承认其奋斗过程中的偶然因素，或我们常说的运气，美国的顶尖大学也更愿意让别人相信他们的异军独起是制度使然，是他们在科研成果、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与国际化，美国大学的发展成为当代大学圈子里的神话传奇。于是乎，在追求卓越的当代大学眼中、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来说，世界一流大学几乎等同于美国大学，而在相当程度上大学的国际化也成为美国化的同义词。

    这个同义词让锐意进取的中国大学进退两难。翻开国内涉及大学教育的任何出版物，我们都可以看到，关于美国大学的叙述无所不在。可是，如何才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却又不是简单地拷贝美国模式？在所有世界性的大学排行榜之前列都被美国大学占领的今天，要做到这点委实不易。但为了避“言必称美国”之嫌而索性置美国经验于不顾，那更是愚不可及。怎么走出这个怪圈呢？本山大叔喜剧中所表现的民间智慧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本山小品中的人物将难题化整为零，然后就事论事地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有的可以有，有的可以没有；有的不可以有，有的不可以没有。同理，任何一所成功的大学（不一定非要是美国大学）都包含各种导致成功的元素。一番拆分后，我们也可以有所鉴别、为我所用。 

    比如说，一流的大学不可以没有世界一流的人才。在这一点上，香港的大学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美国大学的崇拜和仿效。事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科技大学创校，在全球范围里搜罗人才，也因此带动香港其他大学，人才招聘因此制度化、程序化、国际化。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才争夺战至今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为了争取优秀学者来校任教，香港的大学三顾茅庐、重金收买、相互挖角，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结果是，仅用了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八所公立大学中就有四所进入世界百强（根据QS的全球大学排名）。

    内地大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前不久我和香港城市大学一位同事访问内地一所远非名列前茅的大学。热情的主人邀请我们参观该校工程学院的一些实验室。我近年来虽然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访问世界各地的大学，但参观实验室却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主人往往以此炫耀其雄厚的科研实力，却因此苦了客人，因为人说隔行如隔山，而实验室就是山那边外人最不容易到达的地方（同行除外）。果然，该校工程学院的实验室个个美轮美奂，每一件设备都一尘不染，连我这科技行外之人都感到敬畏。我悄悄地问了一下我那位当过工程学院院长的同事，他们的设备比我们如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比我们强多了。”

    “那么，他们的工程学院比我们强？”我又问。

    “不，差得太多了。”我同事同样斩钉截铁。

    “为什么呢？”

    “我们光是IEEE fellows（美国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就有十几个，而他们有些设备虽然先进，却没人会用。”

    参观结束后，主方院长提出要在研究方面和我们的工程学院合作，因为他们有设备，而我们有人才。我不由地暗中佩服我同事对对方实力的判断。看来在我们访问之前他们已经对我校的工程学院作了功课。明知可能得罪人，我还是好奇地问道：“既然你们不能充分利用这些实验设备，为什么还要化这么多钱去买呢？”院长摇摇头，苦笑：“您是对一些体制不了解啊！我们其实根本不缺钱，只是我们不能把钱像你们那样花在请人上面。”

    看来，这所大学尽管雄心勃勃，只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可以没有的”与“不可以没有的”这两件事情给搞颠倒了。

    那么，哪些事情美国大学有、但一流大学却“可以没有”或是经过努力也不容易有呢？在奉行“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原则的现代研究型大学里，英文作为学术传播的载体让美国学者占尽风光，而很多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丁学良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 对于这些学者所面临的“一组极为不利的制约条件”作了这样的释义：一是用非母语表达专业性思想和意义时的艰辛；二是以西方“主流”听众的兴趣作为研究选题所带来的困扰；三是在高手云集的国际学术圈内竞争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这里，学术思想的载体、而非学术思想本身，造成我们的大学在某些方面、尤其是人文与社科方面根本无法通过“国际化”来赶超美国大学。凭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断，真正的国际化和英文化或美国化有所区别，而一流的学术水平也并非只有用英文发表才能得到学界的认可。

    然而，以英文进行学术交流这件事，可以没有、却不可以不努力争取。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国际化的大环境下，非英文国家的学者有再多的委屈，也不能因此放弃与美国及其他以英文为母语的学者的竞争。放弃的结果只能是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中叨陪末座。因为工作关系我近年来几度访问俄罗斯，也和该国最顶尖的几所大学打过交道。要说世界一流大学，敢忽略俄罗斯名校的人，不是愚蠢，便是无知。例如，没有听说过莫斯科国立大学情有可原，但没有听说过该校的著名校友如契诃夫、別林斯基、赫尔岑、萨哈罗夫和戈尔巴乔夫就算没有文化了。而圣彼得堡大学更是因为有发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门捷列夫和在生理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等许多领域皆有建树的巴甫洛夫而誉满学界。但是，我有很长时间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俄国的学者至今不屑于用英文发表文章，也不积极参与国际间用英文作为交流媒体的学术活动，而且他们的学者和学生与世界其他大学的学术交流或交换更是少的可怜。直到我开始和俄国大学联系工作并登门拜访，这个疑团才开始解开。在我看来，俄国的大学在国际化的进程中起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他们官本位的大学管理体制严重阻碍学术交流。一所俄国名牌大学的外事主管连回我一个电邮都要先向她的上司请示报告，而另一所名牌的外事主管在和我谈到校际交流时突然离开会场，到她的上司那里得到许可后才回来继续会谈。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国大学校方不仅不鼓励师生学习英文或用英文交流学术成果，连对我送上门去的师生出国交流这样的机会都采取爱理不理的态度。

    这样的自我孤立、自我放逐，可以成为我们的殷鉴：在建设一流大学时，若将“言不称美国”推到极端，我们也许就成了俄国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