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长茅盾在1954年“红学”批判运动中

    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清剿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是1949年后主流意识形态推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运动。关于这场运动，学界尽管已经开展了广泛研究，成果也很卓著，但还是有很多细节可以补充，例如文化部长茅盾如何置身其中，很少有人提及。

    1954年的“红学”批判运动的起因和经过是众所周知的，即《文艺报》“慢待”(对此王学典、徐庆全等在2012年提出质疑，认为不存在“慢待”，因为李、蓝的文章是《文史哲》的约稿。相关争鸣文章多刊于《中华读书报》)山东大学毕业学生李希凡、蓝翎两个批判“新红学”代表人物俞平伯的文章《<红楼梦>研究》，然后引起最高领袖的注意，于是一场针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主要针对胡适思想，同时兼及《文艺报》及其主编冯雪峰的批判运动拉开帷幕。

    历史清晰地昭示，从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与中国作协连续召开8次联席批判大会，即“青年宫会议”。茅盾与郭沫若、周扬一同主持了批判大会。从1954年12月2日至1955年3月，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21次针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大会，茅盾是九人批判委员会成员，虽然整个过程并未发言。

    如果说，在此前的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等前几次政治批判运动，茅盾可以敷衍过关的话，这一次事态的发展却由不得他再作壁上观了。

    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上，茅盾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总结讲话。讲话中，他先是完全赞同郭沫若、周扬的意见，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在援引了郭沫若的一段话后将话题转到自身。他剖析说:

    拿我自己来说，我在青年时代，由于崇拜庄子，就企慕魏晋，就爱好骈文，“五四”前一二年，我也一度为安那其主义所吸引，……“五四”时，我受了《新青年》的影响，自然也受了胡适的文学思想的影响。直到距今二十年前，虽然在政治上我已经认清了胡适的反动的本质，但对于学术思想上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的本质，我还是茫然无知的。因此，在一九三五年我应开明书店邀约，编一本所谓《红楼梦》洁本的时候，我在前面写了所谓“导言”，就完全抄引了胡适的谬论。我不讳言，那时候，我做了胡适思想的俘虏;我尤其不敢大言不惭地说，今天，我的思想中就完全没有胡适思想的残余了!不敢说就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了。

    文中，茅盾非常坦诚地谈到受胡适思想影响的问题，这是实在话。因为哪一个经历过“五四”的人能不受影响呢?就连毛泽东当年也去旁听了胡适的课，给胡适寄邮资片，多次向胡适求教、拜访，还曾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们的楷模。”毛泽东为问题研究会章程所列的144项问题，都来自胡适。这些茅盾自然都无从知晓，倘如果知道了，该有怎样的感想呢?

    在一番检讨后，茅盾接着结合自身又有所指地告诫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学得好，就好像是在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旅馆商标的大脑皮质上又加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标语;表面上看看，有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经不起考验;一朝考验，标语后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商标就会冒出头来;如果是从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的隙缝里钻了出来，那就叫露了马脚，那倒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最危险的，是顶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而冒出来;那就叫挂羊头卖狗肉，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足以欺世盗名!”茅盾表示，今后“一定要有勇气来反躬自省”，“一定要老老实实好好学习，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来肃清”自己“大脑皮质上那些有毒素的旅馆商标”，“改掉那种自欺欺人的作风”。最后，他承认《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自己“应当负重大的责任”，并进一步分析说:“这几年来，我在思想上，就没有把领导《文艺报》看作是我的责任的一部分，我很少把每期的《文艺报》从头看到底，遇到事忙的时候竟只翻了翻目录就搁在一边;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应该说，茅盾与郭沫若的《三点建议》的报告，虽然符合主流批判的基调，但相比于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则要相对温婉、平和得多。尤其是郭沫若提出了“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的十六字方针和“很好地展开自由讨论”，茅盾也跟风提出所谓“树立健全的自由讨论的风气”，并重复了郭沫若的“只要对于青年批评那就是压制新生力量”的批评，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当然，后来的历史结果是，无以计数的批判文章少有“言之有物”的，自由讨论也根本无从谈起。其实，茅盾和郭沫若也实在是太天真、浪漫。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一方面要清除思想文化界的唯心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是要培养和树立“社会主义新人”。在这一大方向下，批判深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熏陶的新社会青年———未来的接班人，当然是不可以的。这一点，大概郭沫若和茅盾，永远也不会懂的。因为说到底，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自己一生都在为革命奉献，然而，他们终究是来自“旧社会”，他们的著作、地位和影响终究是“旧社会”的产物，而不是新社会培养的结果。

    再有，茅盾的报告，因为一方面重在责己，也偶有提醒和含蓄批评，而更重要的是缺少鼓动人心的战斗性，所以在最高领袖那里自然不能获得首肯和好评。表现为:其一，茅盾的报告与郭沫若、周扬的报告一同送毛泽东审阅，结果在写给周扬的信中，毛泽东肯定了周扬，也对郭沫若的讲稿题目提出修改意见，唯独对茅盾的报告却一字不提;其二，在1955年1月26日以中央名义下发的《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中，茅盾的报告，没有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而郭沫若、周扬，以及汪子嵩、李达、胡绳、王若水、艾思奇、李希凡和蓝翎、王瑶、林默涵、何其芳等十四人的文章上榜。当然，即便如此，这里是否也可以问一问，茅盾对胡适的批判与自身的检讨是否是发自内心、心悦诚服呢?陈寅恪当时就曾质疑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红学家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有一段脍炙人口而又寓意无限的论说，不妨放在这里欣赏。他说:“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对于茅盾来说，1950年代由《<红楼梦>研究》开始的思想政治运动，对他是一次极大的洗礼，也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做了彩排和预演。茅盾1978年曾有一首旧体诗，如果曲解一下，倒是很有味道:“无端春色来天地，槛外何人轻叩门。坐破蒲团终澈悟，红梅折罢暗销魂。”同时，茅盾在运动中积累了很多检讨和批判的经验，萧乾后来回忆说，当年作为“三反”“打虎组”的副组长曾总结:“在运动中，只准落井下石，没有人敢或肯替谁说句话———倘若有，那就是物以类聚，一并处理。上边，不凑足数目绝不收兵。下边，存在着一种古怪的幸灾乐祸心理:从旁人的罹难中得到安全感，甚至快感。”不知道茅盾是否也有切身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