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赋学批评的历史寻绎

    赋是中国古代文学韵文系统中的四大体裁(诗词歌赋)之一，它产生于战国，历经汉魏六朝至唐宋元明清，逾两千多年而不衰。《历代赋汇》收3800篇，《赋海大观》收12000篇，这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唐宋以来，以赋取士，赋成为科考文体，几乎无人不写赋。赋的创作数量如此之大，但是我们现在研究接触到的却只是冰山一角。也正因为如此，赋还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具体到汉魏六朝来讲，在《文选》中，赋列其首，这对后世的文人别集的编排体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文心雕龙》则有《诠赋》篇，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扛鼎之作。该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辞赋作家，并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深厚的辞赋传统，“赋兼才学”也是该时期较为普遍的看法。冷卫国著《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系统建立了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历史分期，确立了该时期赋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在辞赋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创获。举其大端，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该书是国内第一部赋学批评断代史。国内目前没有一部赋学批评通史，也无赋学批评断代史。该课题全面钩稽了汉魏六朝赋学批评资料，揭示了赋学批评与古代文论范畴之间的联系，并运用了新的材料。如:张衡《二京赋》中的赋论、夏侯湛以“味”论赋、王羲之的“赋以布诸怀抱”、谢灵运的“赋以铺陈”、北魏孝文帝的辞赋观，等等，该书对之一一进行了钩稽和说明，而这些论题，目前尚未有人涉及，仅此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容。

    二、揭示了关于赋与声律的关系这一重要线索。“四声”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其著名的《四声三问》一文中对四声之说进行了专门探讨。通过对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梳理，作者指出，从司马相如的“赋迹”说，到曹操的“嫌于积韵”说(《文心雕龙·章句》引)，到西晋陆云的“四句转韵”说(《与陆平原书》)，再到东晋孙绰自负地宣称其《天台山赋》掷地“当作金石声”(《晋书》卷五十六《孙绰传》)以及袁宏等人关于《北征赋》“徙韵移事”的讨论，再到范晔所说的“振其金石”，在赋的创作与赋学批评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关于声律探讨的线索。

    三、厘清了汉魏六朝文人对辞赋文体的认识及其文体观念。作者在该书中提到，涉及到该时期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赋的辞章、技巧等方面的讨论。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指出了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虚拟“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这三个人物进行构篇的特点，之后皇甫谧对左思《三都赋》、挚虞对枚乘《七发》的结构、题旨等，都有更细致的阐发。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所谈到的类似如何用韵，赋的结句如何化单为复的问题(“往曾以兄《七羡》‘曰烦手而沉哀’，结上两句为孤，今更视定，自有不应用时期当尔”)，赋的首———腹———尾三段如何安排的问题，等等，这说明汉魏六朝文人对于辞赋这一文体的形式特征、结构安排等等，已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作者对以上材料的钩沉和阐释，对于如何认识中古时期的文体观念，无疑有启发意义。

    四、阐明了汉魏六朝赋学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建立在文学创作基础上的赋学批评，反过来也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作者指出，在汉魏六朝赋学批评中出现的“丽”、“形似”、“体物”、“神化”、“味”等范畴，随着历史的展开也渗入了其他文体的批评并逐渐上升为重要的理论范畴。这些重要的文论范畴，最早都是出现于赋学批评之中，而且，正是以此为中介，上述范畴通过赋学批评而逐渐介入、扩展到了古代诗歌或其他艺术门类的的批评领域之中。尽管上述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在不同的批评语境中，其具体所指有所不同，但是，从其理论形态的本原意义上来讲，它们都与汉魏六朝赋学批评有着无法割断的衍生或递变关系。

    从西汉建立至北周结束，跨越了800年的历史风云。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双重互证，注意把握不同历史阶段赋学批评的动向及其与文化背景的内在关联，同时将一些重要的创作现象纳入到赋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了深入考察，清晰地凸现了汉魏六朝时期赋学批评的发展阶段及其理论框架，主要围绕赋的源流、赋史的发展分期、赋的价值功能、赋的形式化的批评、赋家的创作特点和赋作风格的比较、赋的相关范畴“丽”、“体物”、“形似”、“味”、“神化”等问题而展开。由此，作者进而指出，以上诸端，足以证明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繁荣，也足以证明汉魏六朝赋学批评构成了该时期文学批评的主体内容，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超越该时期诗学批评的成果。作者的这些结论，是中国赋学批评史领域的重要创获。同样，对于我们认识中古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等相关领域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作为海内外的第一部赋学批评断代史，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