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桐父子

    据说明朝时，国人不知道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两个国家，一股脑儿叫做“佛郎机”，到清朝，方照搬日文中的汉字译法，写做“西班牙”和“葡萄牙”，日本人向来用汉字都很洒脱，实在倒不是中国人有何机心，用如此奇特的词组讥讽这两个蕞尔小邦。对此事前清的徐桐大学士别有一番惊人之论，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此外，他也还对“美利坚”的译名持有著名的高见，在他看来:我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何“美”的?我中国什么都顺利，美国还有何可“利”的?我中国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何可“坚”的?彼竟用此“美”称，实为大谬。现在听起来，即使是最具有爱国情怀的人也不免觉得是笑话，而在徐大人那个时代，却是一朵“奇葩”，一定会有一大群人为之颔首，深感佩服之至。

    徐大人爱大清的国真是“爱到骨子里”，他以祖宗成法为生命，视外来事物为寇雠，与当时的维新派不共戴天。这位老牌“爱国者”的宅邸，不幸位于东交民巷，该巷当时和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是外国使馆区，即“洋鬼子”麇集之地。近日我也曾缓步走过这条有名的街道，街貌早已丕变，旧时许多砼质建筑都杳然不见，更何谈徐大人的砖木故居了。不过，倘若故居犹在又如何，难道还能列入“文保”范围，再挂上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子吗?诚然，当年徐大人凛然一派正气，他形容自己寓居此地，是“望洋兴叹，与鬼为邻”，惟恨这世上还有“洋鬼子”这一物种存在，他是低头闭眼，宁可能不看见就不看见的;为避见那些西洋建筑，他还经常不惜舍正阳门远绕地安门而行。门人弟子之中，有主张与“洋鬼子”打交道者，则断然拒之门外。

    义和团扶清灭洋风起云涌之时，他已是耄耋之年，却着实为之“雀跃”了一番。义和团又称“义和拳”，起于民间，号称法术通天，既能自身刀枪不入，又能令对方“枪炮不燃”，如此这般，自然无敌于天下。其以“灭洋”为目标，举凡铁路、电线、教堂等等，一切“洋鬼子”借以祸我中国的东西，皆在必除之列。所到之处，设坛祭神，迷信之氛大张。大凡这种“运动”到来之时，是绝不能质疑的，时人虽然头脑里没有多少科学，却也还会有几个稍明事理者，然而，“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清·罗敦曧《庚子国变记》)徐桐贵为大学士，脑子里却也一样是缺失科学，加以又爱国心切，何从判别真伪?有人恭请他去“视察”，他眼见得旗幡飘舞，剑牌林立，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琳琅满目，义民操练拳脚，一派倒海排山的声势，遂喜不自胜，欣然命笔，题赠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大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激赏之情，可谓溢于言表。这位前朝皇帝和当朝储君的师傅，在当时享受少有的隆遇，老佛爷慈禧特许他由近侍搀扶上朝议事，在要不要接纳义和团以翦灭“洋鬼子”的争议中，他一言九鼎，力挺义和团。请不要认为徐大人上下其手，乘伪行诈，他是真心诚意希望获得一股神奇至伟的力量，能扶助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江山，正是义和团，让他看到了希望之光，就在不远处熠熠放射。

    这就有了后来许多事，义和团进京焚教堂、杀使臣、攻使馆，到处火光冲天。对于徐大人而言，值得一提的是，当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烧杀劫掠，徐宅亦未得幸免，一说连徐大人本人也被拖出来受审，情形类似后来红卫兵运动中被揪斗的走资派，极其狼狈。这也极可能是一场误会，原本就是乌合之众，徐大人的政治立场，一旦被知情的大师兄道出，都是同一阵营中的人，也就拱拱手作罢了。论年纪、资历、声望以及核心价值观念，徐大人都堪称义和团的“精神之父”，这一场不虞之“冲击”，实是很“坑爹”的。如果徐大人稍稍平复，于劫后的庭院踱着方步，前思后想一下，或会灵光一现，照见原来“义民”和“乱民”界限如此不清，知道火是不能随便玩的。

    而这火还是被延烧得越来越大，终至八国联军打进来，慈禧一伙人仓皇出逃，国将不国了，这才又请李鸿章先生出来与“洋鬼子”求和，承受种种赔偿的屈辱，而必须严惩的启衅元凶之一，就是力挺义和团的徐大学士。徐大学士呢，这时已先行到阴曹地府报到———城破之日，他仿佛有先见之明似的，早早地自裁了。

    关于徐大学士究竟如何死的，有不同版本。一说是眼见城已破而国将亡，他那样忠贞不二的爱国者，岂可苟且偷生?不仅他不可，连他的担任公职的儿子也不可，他一无反顾地带着儿子徐承煜“上路”了;一说是徐承煜已经预见有杀身之祸，婉劝其父早做了断，自己也以身相陪，家中妇孺皆投身于水井，井中人满为患，于是在房梁上打了两个绳套，诳骗老父先行投缳。我比较倾向于前一说，徐大学士此类儒者，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一向方正矜严，最重名节，何况又年迈昏眊，舍生取义，不亦宜乎。此两说有一个共同点是，他的宝贝儿子很妥贴地替他将垫脚的凳子抽去，成就了他的“殉国”大节后，自己却未慷慨就义，而是拍拍衣裳上的灰尘，一溜了之。这大概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典型的“坑爹”了。

    徐承煜是个“官二代”，他本人已官至刑部左侍郎，虽然在反对变法维新上立场与其父一样愚顽，物质生活的享受上却颇能“趋新”，据说他就因为置办西式家具和抽雪茄烟，受过徐桐的斥骂，甚至还有说是罚了跪的，这一点已足以证明其人表里不一。此番与其父相约共同赴死，却背约自己全身而退，就更给自己在无论新旧两派哪头都留下了骂名，而最终也并未逃脱一死，有认出他来的同胞告知“洋鬼子”，迅即将他逮住，送上刑场，让他与其父会合于九泉之下也。

    读历史，读到徐大学士如何“坑国”，固然令人蹙眉，而读到他的“官二代”儿子如何“坑爹”，也不免令人失笑。此人听说要处死他，还大呼冤枉，其实，这人爹既可“坑”，国又何尝不可“坑”乎?我觉得，写徐桐先生的传记是不可不连同他的这位公子一起写的，这个“坑爹”的儿子，不过是他形影的另一面———此辈名为爱国实为“坑国”的人，任何时候都会有两手，于穷途末路之际，但凡有逃生机会，必定背信弃义，一跑了之。这么想来，儿子虽比他晚死几天，却似乎也凑足了徐大学士完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