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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先生在回忆录英文原稿“附言”中表示：“由于我致力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事实上，1980年代前，台湾曾有过翻译《顾维钧回忆录》的打算，均因种种原因没有进行。1980年代初，当内地与顾维钧先生联系翻译出版事宜时，顾维钧仍不免将信将疑，这不但因为其书卷帙浩繁，翻译难度极大，也因为他知道该书在大陆不无违碍之处，政治上未必能被接受。
据陈鲁直先生回忆，他1977年受外交部派谴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结识了顾维钧的女儿、也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顾菊珍女士。1980年，顾菊珍告诉陈鲁直，她父亲用英文写的回忆录已由哥伦比亚大学整理完成，两人于是商量有无可能在国内出版。陈鲁直随后联系到了自己在外交部时的老学长、近代史专家张之毅先生。张之毅联系到了自己的好友、时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刘大年先生。正是刘大年，成为了这一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决策者和组织者。
作为回忆录出版工作的参与者，王玉璞先生回忆说，当刘大年得到陈鲁直传来的信息，初步了解了《回忆录》的主要内容以后，立即决定“申请外汇，购买缩微胶卷，组织力量翻译，全文出版，一字不删，一字不改”。
1980年9月，在顾菊珍回上海探亲期间，刘大年特别邀请她来北京，共商《回忆录》翻译出版的相关问题，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在交谈中，刘大年明确表示翻译出版的想法以及一字不删、一字不改的原则。顾菊珍女士听后既高兴又震惊，她表示将尽全力协助作好翻译工作。磋商极为顺利，一次谈成。此后多年，顾菊珍女士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如果不是刘大年先生决策，《回忆录》在中国内地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之意。
我国外交部原法律顾问贺其治先生是曾做过顾维钧先生下属的老外交人员。1981年，贺其治在美国专门拜访了顾老先生。顾维钧对国内准备出版他的回忆录一再表示高兴。顾维钧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希望《回忆录》由学术单位负责，不用政协的名义；二是表示1947年那一段时间，有的话说的不好，请加删节。
1982年7月30日，刘大年先生致信顾菊珍女士写道：“外交部贺其治先生自美国回国后，转达了老先生和您对出版回忆录的几点建议，我完全赞成。”刘大年先生在信中明确回应：“回忆录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署名翻译，归学术界卓有信誉的中华书局出版。完全尊重老先生的意见，对某些篇页将作适当删节。”接下来又说：“贺其治先生还告诉我，他曾建议请老先生为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写个前言，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回忆录成书若干年后，出版中文多卷本，由作者写个前言，或者对回忆录本身作些说明，或者抚今思昔，发一点感想，或者对祖国统一，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说些话都是有意义的。不限内容，不拘形式，不计长短，一切均请老先生自己裁定。”顾老先生慨然允诺，很快写了《附言》寄来。
不可讳言，在改革开放之初，顾维钧其人其书都有一定的敏感性。在1980年代初，顾维钧还是台湾“立法委员”。据中华书局参与《回忆录》出版工作的陈铮先生理解，该书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而不出现天津政协的名字；由老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而不是政治性很强的出版单位，便是重要的措施。“这样做体现了对顾先生意见的尊重，避免了顾先生‘被统战’之嫌。”
1982年7月19日，刘大年给邓颖超、廖承志同志写报告，请示出版《顾维均回忆录》。7月25日、28日，廖承志、邓颖超先后批示：“可以出版顾维均长篇回忆录。”
《回忆录》的翻译工作难度很大，为译好该书，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特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郑重进行。几年间，先后参加翻译和校订的有60余人，校订小组除分工校稿外，并每周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开会一次，对翻译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研讨、查证，确保译文准确畅达。
中华书局对《回忆录》的出版工作亦高度重视。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李侃先生亲自领导相关工作，并调配了精干的编辑力量。《回忆录》的印制、用纸、装帧在当年都是最好的。而据陈铮先生讲，该书封面压印树木图案，还隐隐含有“叶落归根”之意。
1983年，《回忆录》第一卷出版后，刘大年先生立即题词赠书，题词是“顾老先生为寿”，落款是“后学刘大年”。顾老先生见到书十分高兴，尤为高兴的是刘大年的题词“为寿”二字。老先生立即签名，回赠刘大年先生一本。
《回忆录》陆续出版，得到海内外各界强烈关注。1994年，《回忆录》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台湾地区一些人本来对内地出版《回忆录》颇多疑虑，怀疑该书能否如实翻译，书陆续面世之后，这种担心烟消云散。
“《顾维钧回忆录》1980年代初在中国内地出版是历史学界、出版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产物，在学术上是一件大事，在政治上产生了积极作用。”“《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出版，是可以载入中国出版史的史册的。”王玉璞先生表示。
（本报记者 王洪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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