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评点的新范式

    卜健的《双舸榭重校评批<金瓶梅>》与其副本《摇落的风情———第一奇书<金瓶梅>绎解》，堪称“金学”研究领域的最新、份量最重的成果，对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小说评点学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如与其他学者的评点本相比，卜著在阐释文本的价值时，发现和认识小说评点乃是一个有内在思维理路、深具文化意蕴的批评形式。因此在自觉的文本意识引领下，使他的《金瓶梅》评点显示出新的特色，为构建崭新的小说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参考的范式。这是一种诗学文体，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蕴涵、审美体验与审美判断，给予我们以启示意义。

    一、评点，见的是性情

    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必然是以文本为载体为依托，所以它天然地具有文本中心的品格。卜兄的评批虽然也是依据文本的脉络推进;虽然也是通过对文本的全面接触、领悟与判断;虽然在评批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感悟话语，但是，卜兄首先在“知人论世”上下功夫，直抵兰兄的文心，为《金瓶梅》文本品格定位。关于这一点，卜兄在《摇落的风情》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的“哀书”说。人们熟知的是，对《金瓶梅》的文本品格，几百年来就有奇书、淫书、才子书之说，以及笔者赞同的愤书说。而卜兄在提挈全书的序中说:《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又是一部哀书。作者把生民和社会写得嘘弹如生，书中随处可见人性之恶的畅行无阻，可见善与恶的交缠杂糅，亦随处可体悟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将悲悯哀矜洒向所处时代的芸芸众生，也洒向巍巍庙堂赫赫宫门，洒向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样的丑类。这里有一个作家对时政家园最深沉的爱憎，有其对生命价值和生存形态的痛苦思索，也有文人墨客那与世浮沉的放旷亵玩。这就是兰陵笑笑生，玄黄错杂，异色成彩，和盘托出了明代社会的风物世情。这段诗性的书写是极为重要的文字，笔者把它看做是卜著———评批《金瓶梅》的纲。它贯穿于所有眉批、夹批和回后评中，甚至在调侃、揶揄、反讽的文字中都充满着“哀书”的音符!卜兄曾经历少年漂泊，亦有大悲悯之心，与兰兄的悲悯之心隔代契合!事实上，明代几部奇书都有对人事兴亡的儒家式感喟，其忧患意识溢于言表。但是，兰兄与卜兄却未停留在感喟世风之浇漓，而是更加关注生命意义以及生命价值的被异化。可作为参照系的是张竹坡氏的诸多批评，其“冷热金针”一说最富说服力。张氏充分看到了人世间的由热到冷的炎凉，或曰，《金瓶梅》就是要写一部由热到冷的炎凉故事。百回大书，前五十回是由冷到热，后五十回是由热到冷。卜兄直逼兰兄之文心:从主人公西门庆、潘金莲，一直到西门家族的各色人等，都是以各种形式使生命走向毁灭的(他确实是把无价值的撕开给人看)。兰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他的人物置于彻底堕落而又彻底毁灭的境地。他看清了这个可诅咒的社会的罪恶，看清了堕落时代的象征物———西门大院的不可救药，于是以凌厉的笔锋，冷峻的姿态，具象地摹写一个又一个人物走向生命终结，而一连串个人的毁灭，其总和就是社会的必然崩溃和必然毁灭。读者透过小说画面看到了阴森可怖的社会剪影，而导读者又通过一唱三叹强化了我们对人生、对命运、对生命况味无尽的遐思。

    古人当然不同今人，小说作者当然不同于今之评点者;但今之评点者又往往视古之小说家为知己，不可避免地以想当然的态度视古人，视古之小说家，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误读和过度诠释。但是，卜兄与兰兄的悲悯之心却在文本中相遇，深深沉浸在文本之中。小说家之心即他的创作动机，文本之心即文本的文学性，而评点者正是穿越小说文本重新认识、探寻、阐发、绎解小说家至隐至微的文心。卜兄在前人的评点基础上进行再开掘，推究出古人未曾明言的情愫、思绪、心态，显然有了一番大的超越。一经比较，会发现一般的小说评点多发微于形式层面(这是极必要的)，比如意象、结构、修辞等等，是“取其形”，而推究小说家的内宇宙，则需要“传其神”的功力。

    二、风情，世情小说内涵的应有之义

    一个时代的历史，有时竟像那渐渐长成又无奈老去的树，雪朝雨夕，摇落花叶和枝桠，也摇落一地一地的风情。这是诗人评点家卜兄在他的《摇落的风情》扉页上写下的“题记”。“风情”二字竟被卜兄如此看重!但从理论思维的视角来观照，这正是卜兄对小说类型的准确把握。把握类型并非简单易行之事。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科学地把握小说类型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的区分，长期处于模糊状态。人们往往停留在语言载体的文言和白话之分，或满足于题材层面上的所谓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等等的界定。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经常出现一种“类型性错误”，就是主体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混淆了不同范畴的小说，从而在研究中使用了不属于该范畴的标准。评价标准上的错位，就像用排球比赛规则去裁决乒乓球比赛一样，“张冠李戴”的现象屡屡发生。在价值取向上，诸多的著名小说中，《金瓶梅》的命运是最不幸的，它遭到不公正的评价几乎也与此有关。其实前贤早已明快地把《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小说定格为“世情小说”。一般来说，凡世情小说大多离不开“风情”，而没有了“风情”也就没有了“世情小说”。所以“风情”就成了“世情小说”内涵的应有之义。卜兄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十分明晰地框定了它的核心价值:第一位写出风情的长篇小说的是兰兄，即如《金》书开篇所言:“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果然，兰兄就用了百回大书写尽了形形色色的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风情故事。按照卜兄的诠释:“风情本是市井的亮色，是生命的一道异彩。”他继而又说:风情既属于承平时日，但在走向末世时常愈演愈烈，以至于如《金》书所叙，几乎所有风情故事都通向死亡!西门庆与金、瓶、梅，宋惠莲与陈经济，一个个正值青春，又一个个死于非命!这种人生况味的感喟，与评批者把《金》看作“哀书”首尾相应。卜兄唏嘘感叹的是以下十八个字:红尘无边，风情万种，其底色却是宿命与悲凉。卜兄的“风情”论还有更细密的话语表述，且看下面的文字:永远的喧嚣，必然的寂寥，显性的欢快，底里的悲怆。世情涵括着风情，风情也映照传衍着世情;世情是风情的大地土壤，风情则常常呈现为这土地上的花朵，尽管有时是恶之花。正因为此，所有的风情故事都有过一种美艳，又都通向一个悲惨的大结局。这里，世情与风情的辩证法，卜兄以诗性的笔法，传达给了阅读他的评批的读者。哲理与世情的交融，智性、灵性与感悟的并举，确确实实打开了《金瓶梅》既神秘又凡俗的大门，他们(卜兄与兰兄)的默契与呼应启迪了我们的智商与情商。噢，原来我们应当这样领略几百年来常常被误读的风情宝典!不能不折服卜兄的“第二视力”的洞见。在风情上所作文章，又因具体人物具体故事而不同。比如吴月娘的不解风情，孟玉楼不擅风情，妓女们也在风情隔一尘，至于缺少意趣的孙雪娥等也当不起“风情”二字。这一系列的精彩分析，让我们聆听了对世情小说中何以为风情的解说，我们从中也看到评批者在直抵小说作者文心以后，亦即回归心灵层面以后，把风情提升到人性层面的剖析。这就是卜兄的功力。

    三、故事，红尘中的人性花朵

    小说文体的思维图式，体现不同小说家、不同目的性的认知活动和审美表述，因此小说思维必然以文体为表征和旨归。卜兄的评批就是凭依着他的小说文体意识，又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对《金》书作出真正属于小说美学的评批。十三年前，卜兄就有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专著出版。其《绛树两歌———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一书，有四篇论《金瓶梅》的文章，有两章论《红楼梦》，四章论《鹿鼎记》，四章论古龙的文章。所写文章，无一不是紧紧围绕小说文体和文学精神论述的，文体意识极为鲜明。他置疑雅俗之分，关注的恰恰是类型和章回小说的独立文体的多样性、多元性。联系到《金瓶梅》之文体，卜兄提出三大重点:市井气、平民化、个性化。他沿着小说故事情节的滚动，揭示这部小说的独有神韵:正在进行的，打算进行的，已经进行的关目。在这里人物的话语和叙事话语紧密交织，指点出人物性格、人物关系、隐喻表情，同时又带出环境、氛围乃至器物，进而领略兰兄丰饶多变的笔触。在看似零零星星的眉批夹批中，读者会发现，书中的人物性格、语言动作、叙事话语，不再是以修辞的、技巧的纯形式孤零零地存在，而凝结为生活内容与小说家的心灵心态以及语言意蕴等多种元素的聚合。故事是滚滚红尘中的花朵。小说文类本来就与叙事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作为理论形态的叙事学是小说艺术的“类似物”。当把艰深的理论及其术语进行简约化叙事，就是讲故事。中国小说尤其重视讲故事，其中变幻妖娆的情节更是令人惊讶!不过我们又发现，情节的概念在中国叙事美学中的地位显得有点模糊，相反，评点派更看重“段”，以及“段”与“段”之间的连贯艺术。张竹坡举的例子就是二十八回围绕一只鞋演绎了一大回的故事。卜兄在回后评中充分把握了中国章回体的叙事特色，指出:“此回从金莲丢失一只红绣鞋写起，一时间亦风生水起，由葡萄架找到藏春坞，由金莲的红绣鞋引出惠莲的红绣鞋，再由小铁棍手上到陈经济袖中，虽是涟漪，却也层层叠叠，颇有可读之处。”“于是便有了秋菊的疑问:怎生跑出娘的三只鞋来了?”这段小小故事，一经点拨，便能明晰地看出《金》书正是通过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认识了生活中注定要发生的事儿，也认识到了那些俗世故事产生的原因。卜兄发现了兰兄的腕底春秋，就在于能“贴”着自己的人物，逼真地刻画出他们的心理、性格，同时又舒展自如地给你讲了一段又一段不大不小的俗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