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既然戈尔已经在斯诺登之前就立场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政府对公众的非法监控，那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戈尔会对斯诺登持什么态度?最近《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戈尔，就直接向他问了这个问题，问他如何评价“棱镜门”?戈尔是这样回答的:“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历史会给出一个更好的评价，而不是我们现在所作的评论。毫无疑问的是，充分的证据证明，斯诺登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但他揭露的事件是很让人感兴趣的。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得等待历史的评判。”(2013年7月25日《南方周末》)这个回答和戈尔在《未来》一书中的有关立场是完全相容的。———学者江晓原在《以世界公民的眼光看未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8月18日)一文中评论戈尔新书《未来》。在很多场合，作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两位主编之一，宇文所安都曾谈及他的文学史观，他说得异常复杂，但我看下来，其核心理路，还是耶鲁教给他的解构主义的招数。一是暗用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来解构某个时代文学经典的固有存在。……宇文所安从解构主义借来的第二种武器，是所谓的“惯例与倒置”，即赋予一贯被认为是边缘性的东西以足够骄傲的地位，从而颠倒了传统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比如重要作家/次要作家、传世选集/佚失选集、经典文本/手抄本异文，等等。然而，解构主义用以颠倒传统等级结构的策略，始终有赖于其不亚于新批评的针对具体文本的精深解读功夫，解构主义擅长的是小中见大，庖丁解牛，从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切入、“在文本内部小心翼翼地抽绎出互不相容的指意取向”(巴巴拉·琼生语)，但一部简要文学史的写作，限于篇幅，要求的却是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于纷乱中必须迅速做出有关系统探索的决断，这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宇文所安并没有处理得很好，于是在其史述中常常流于武断、虚构和臆测。———谈及两位主编之一宇文所安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中对文学史编写某些矛盾的处理，书评作者张定浩如是说。(《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9月8日)出乎意料的是，陈独秀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思想再次发生“突变”，他首先是否认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而陈独秀最后的思想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唐宝林先生提示两点:一是1932-1937年的牢狱生涯，可能使陈独秀重新冷静思考;二是抗战初期出狱之后，陈独秀与一批民主自由主义人士有较为密切的交往。这样的推断应是合理的，只是缺乏更直接更细致的史料来诠释。———王奇生评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