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应是时代的“先驱者”

    至善先生晚年跟我谈起圣陶先生时说:“父亲一辈子很辛苦，尤其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那十六七年，有时忙得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又说“和父亲同时进人教社的朋友，有的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可后来都离开人教社了，有的还是瞒着父亲走的。父亲事前并不知道，都没顾得上为他送行。”又说“编教科书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父亲到处物色人才，想把中意的调到人教社。有的朋友同意了，可真到办调动手续的时候又不愿意，以为编教科书是当‘编辑匠’，还是当大学教授或当官名气大。”还说“教科书众口难调。父亲辛辛苦苦编教科书，听到的都是批评，从来没有人表扬过他”，语气有点伤感。至善先生说的都是大实话，这在圣陶先生日记亦时有记载，1951年9月22日日记中写道:

    云彬夫妇以今日离京，待余回家，他们已赴车站。回思一九四九年四月教科书编审会初成立时，人员亦近二十人。至于今日，仍在教育出版社服务者，唯余夫妇及灿然耳。

    宋云彬先生是圣陶先生的老朋友，1949年初和圣陶先生同船来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一同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书，新中国成立后一同进出版总署，一同进人教社，且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宋云彬先生是人教社的副总编辑，语文编辑室主任，离开人教社后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省文联主席、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副主席等职。不久，金灿然先生离开了人教社。放人容易请人难，北京大学的魏建功先生，清华大学的吕叔湘先生，都曾由教育部出面要“商调”到人教社的，可结果都没有成功。

    圣陶先生“坚守”在人教社，以“编辑”作为他的第一个职业。如此看重编辑，这与他对“编辑”的定位有关。圣陶先生与同时代的贤达都很看重“编辑”，例如蔡元培、张元济、胡适等人都认为“一个出版社”的作用和影响“比一个大学还要大”。当年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薪酬相当丰厚，工资高(圣陶先生月薪200元)，编书还有“编辑费”。每天工作6小时，有“创作假”，每年还会派2名编辑出国“游学”(胡愈之和郑振铎都是“馆派出国”)。与此相对应的是对“编辑”的要求也高。圣陶先生1923年春进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他在这之前写的《“先驱者”》一文中说:

    (编辑)的事业真是重要且伟大!他们给人以精神的粮食，授人以心的锁匙，他们不是超乎庸众以上的群么?———至少也应是先驱者。

    又说编辑面对的不仅仅是“幼稚”的“未成熟”学童，也面向“攻究科学的文学的乃至一切学问”的专家学者，面向“经商的做工的乃至营一切事业的”国民，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者都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时代是刻刻趋新的，学问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扩大的。要永久站在时代的前列，要探测深广的学海”，编纂出精美的书刊，奉献纯正的“精神食粮”，成为“追踪时代探测学海的引导者”。正是基于“先驱者”这个“定位”，圣陶先生强调“编辑工作就是教育工作”，编辑和教师一样都是思想文化园地辛勤劳作的园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七年之后，圣陶先生于1930年进了开明书店，成了开明书店的灵魂，他对编辑的“定位”成了开明同人的共识。解放前的上海滩，书店林立，竞争激烈，但开明始终坚持“六不出”:“专讲党派政治”的书不出，“思想倾向不好”的书不出，“趣味低级”的书不出，“武侠小说”不出，“教辅材料”不出，“描写词典”之类的工具书不出，以精美纯正而丰富的出版物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赢得社会普遍的赞誉，“开明人”与“开明风”成了对开明书店最好的礼赞。

    开明书店与作者的关系处得尤其好。不是“书一出茶就凉”，而是出一本书交一个朋友，也从不让作者“掏钱出书”，版税最高的能拿到15%。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涌现过的出版社少说也有几百家，但最让人怀念的大概还是开明。1985年开始酝酿成立开明出版社的时候，有人怂恿至善先生说:干干脆脆，恢复“开明书店”。至善先生坚决不同意，说那样做肯定失败。“肯定失败”的原因固然会有很多，其中之一很可能就是像圣陶这样看重编辑工作，全心全意地做好编辑工作、提升编辑工作的“编辑出版家”不多了。有人说“编辑是给他人做嫁衣裳”。圣陶先生听了很反感。他说:“说‘编辑是给他人做嫁衣裳’的人，好像认为当编辑吃了亏。生活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编辑给他人做嫁衣裳’，他人也给编辑‘做嫁衣裳’。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医生看病，不也是在‘给他人做嫁衣裳’吗?”圣陶先生总是希望编辑与时俱进，满腔热忱地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做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