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打造“中国橱窗”

    实体书店日子不好过，业界一片叹气声，这股情绪已蔓延至图书出版上游——出版社。在上世纪，国内外图书出版、发行的大环境比现在糟。国内有极左意识形态，国外呢？一些海外中国书店的经营者，坐牢、书店被火烧。再严酷的经营环境，还有比这更甚的吗？但有些书店却坚持着进入21世纪，挺过了横扫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法国巴黎的凤凰书店就是其中的典型，今天在欧洲和中国，这家书店已成为文化地理标志之一，不仅西方汉学家常常聚会于此，许多到法国去的中国人、学者、留学生也都会“到此一游”。

    艰难的起步

    凤凰书店于1963年开始筹办至今，地理位置一直都没有变过——巴黎塞巴斯多波尔大街。除店面外，还有8米的橱窗和宽敞的地下室，当时的租金每月为400法郎。最初由法中友协的克里希（法国共产党左派小组）成员筹办，以鲍里欧（Beaulieu）、杜布（Dukuy）的名义租下这个店面，店面租金则全部由中国方面出资支持。由于克里希成员筹办进程缓慢，而且把新中国从牙缝里剩下的外汇挪用于个人的生活费用，刚刚从中国回到巴黎的雷吉·贝热隆此时则受命接手该书店的筹办任务。

    雷吉·贝热隆（Regis Bergeron）1923年出生在法国布里村的一个铁匠家庭，从小勤奋读书，后攻读文学和法律。二战时期参加抵抗运动加入法共。新中国成立后，贝热隆成为最早应邀赴华工作的法国专家之一。1959年7月至1961年7月，贝热隆偕家眷居留北京，在外文出版局担任法文编审，为《中国建设》（现为《今日中国》）、《中国画报》和《中国文学》等期刊译文改定稿。其间，他受聘北京大学，主讲当代法国文学。他兢兢业业，改稿执教不辞辛劳。中国自己培养的知名法国文学专家中，不少人曾师从贝热隆。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周恩来总理给他颁发奖章，毛泽东主席还亲切接见了他。

    贝热隆1964年接手凤凰书店后，书店的管理成员有五人，克里希成员占三席，贝热隆任主席，另一席由由贝热龙提议，将富有书店经营经验的波桑夫人（Beauchanps）吸收到书店管理成员中来。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在1965年1月年开始对外营业。

    根据相关档案显示，凤凰书店在筹办其间除中国方面支付的10万法郎租金顶手费之外，包含书店装修费、工程改造费、设备支出、法文图书预购支出等累计投入超过5万法郎。1964年11月23日的账目显示，中国方面投入已达28万法郎。

    在筹办书店过程中，贝热隆坚持书店独立经营，经营范围主要是中国当时出版的《北京周报》、《中国画报》等法文版书刊杂志和中国手工艺品、中国绘画艺术作品、中国唱片等，同时兼营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出版的中国书刊。这些中国出版的书刊、艺术作品由当时中国唯一一家负责对外出口的国际书店按照50%的折扣交由凤凰书店代售，半年结算一次。中国艺术作品、手工艺品则按净价销售，在欧洲的零售价格完全由凤凰书店决定。同时承担中国出版的法文版期刊征订任务。由于贝热隆坚持书店的中国特色，锐意传播中国文化，在法中友协内部一度指责他为“完全走中国道路不与国内情况相结合的马赛派”。

    除了面对内部纷争，凤凰书店还要面临严酷的外部环境。当时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对新中国全面禁运封锁的西方阵营，凤凰书店出现在法国巴黎，无疑等于把红色书店开在西方的心脏。因此在成立之初书店周围就经常布满秘密警察和便衣，一些极右分子还向书店打威胁电话、投燃烧弹。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爆发后，法国当局搬出早在100多年前颁布的禁令，禁止法文版《人民画报》、《中国建设》进入法国。成卡车的书刊被退回中国，贝热隆也曾一度被捕入狱。这种局势甚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在1980年3月的一天，凤凰书店被人纵火，上万册图书几乎全部被烧毁。

    这些困难没有难住凤凰书店的经营者。经过不断斗争，1970年法国当局取消了中国书刊禁令。1980年的大火中时任凤凰书店经理的于莲女士脸部被烧伤，她到法国各地演讲，控诉凤凰书店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法国公众、作家和汉学家发起的声援运动支持下，1981年，中国出版的大量图书重新又摆在了凤凰书店的书架上。

    凤凰书店为什么能够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多次死而复生？1989年，贝热隆先生在写给庆祝国          际书店40周年的贺信中总结到：

    “对于凤凰书店这样专业性的书店来说，生存并不容易。在法国，图书贸易的状况是艰难的。经常有人开始经营书业时满怀信心，后来失望了、放弃了。无疑，在图书发行战士的思想动机中，必须含有超过商业精神的另外一种东西，我这里所说的‘发行战士’，指各方面的人员，包括出版者、发行者、书店零售人员等等，所谓的‘什么东西’，是指读者与顾客购书时所考虑的那种东西——把读者仅仅视为顾客是错误的。我认为凤凰书店的创始人和后继者之所以在几年之内成功地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店一跃成为在法国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正是由于他们拒绝把图书看成纯粹的商品”。    

    中国特色与专业化经营

    贝热隆的总结是深刻而富有哲学意味的，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专业化经营。2007年11月23日，凤凰书店创始人雷吉·贝热隆在巴黎东郊蒙特雷耶与世长辞，但他所确立的在欧洲打造一个“中国橱窗”的书店经营特色却伴随着凤凰书店整个发展、壮大的历程。

    1964年中法建交后，欧洲政治大环境出现了短暂和缓契机，凤凰书店应运而生。1965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后，凤凰书店先后在单独法国《世界报》上做了三次广告，在法国《快报》上发了多次宣传报道，加上1965年中国参加了巴黎世界图书博览会，由中国组织的展览、展销迅速扩大了凤凰书店知名度。1965年1月至3月，凤凰书店就征集了中国法文版期刊订户63户，而且订购了一大批中国出版的法文版政治、历史、地理、艺术图书和一批中文读物。1965年圣诞节期间，凤凰书店日营业额为500法郎，收支基本平衡并略有盈余。即使1966年1月份的淡季营业额也达到每天150法郎，读者会员数量发展到1000人，经营形势之好超过巴黎同一地区开业很久的老书店。

    除了书店经营坚持中国特色之外，贝热隆组织法国巴黎的当地翻译人才，积极参与中国主题图书出版、翻译工作，使凤凰书店成为法国最早出版中国选题的出版机构之一。贝热隆在1964年回国后一直没有放弃《中国文学》杂志法文版的翻译工作，曾经多次写信与当时《中国文学》法文编辑唐笙探讨鲁迅小说、赵树理小说的翻译措辞，他翻译的图书有《中国地理》、《毛泽东论中国革命》、《青春之歌》、《我的前半生》等。1966年1月，他向国际书店驻法代表处靳钟琳建议，希望策划出版一套中国基本知识丛书，内容选自法文版中国期刊，或者组织对华友好人士撰写，不一定全部选用中国国际书店推荐的选题，一共有15个选题。遗憾的是中国国内爆发“文化大革命”，选题一直搁置到80年代才执行。尤其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由于凤凰书店积极推荐，法国一家名为CALMANN-L?VY?DIT?UR的出版社早在1966年提出希望购买该书版权。自此之后，凤凰书店按照欧洲人的视角，独立策划和出版中国主题的图书，已经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

    除销售中国图书、出版策划中国选题之外，凤凰书店还参与中国每一步重大文化变革，积极向欧洲推荐中国著名作家是凤凰书店的特色。贝热隆曾经20多次访华，采访过茅盾、巴金、老舍、丁玲、艾青等，发表了多篇中国文化名人印象记。此外，接待来自中国各个行业组织的访问团，甚至直接组织中国文学家访问法国成为书店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家》、《春》、《秋》等法文版首发仪式差不多都是在凤凰书店举行。巴金在回忆录中曾经记录了1979年访问法国时，参加在凤凰书店签售活动的场景：

    不过一小时的时间，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译本《家》（李治华译）就被搬空了。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中，有不少年轻的面孔。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我感觉自己的心与他们的心贴近了。

    时任凤凰书店经理的贝热隆接待了巴金，而1981年巴金代表中国作家赴巴黎出席国际笔会第四十五届大会时，一直惦念着被人纵火的凤凰书店，称此行唯一心愿就是能够在复兴的凤凰书店同贝热隆先生畅谈。

    改革开放后，在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热潮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当代作家，如梁晓声、张洁、王安忆等都曾受邀访问过凤凰书店，并在书店内举办与法国读者见面会、讨论会、座谈会。凤凰书店利用这种形式扩大在法国的知名度，并依此联系法国各地的读者，面向法国以及欧洲读者邮购中国图书。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大了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凤凰书店也参与了中国文化的翻译译介活动。如今凤凰书店既是传播中国文化和信息交流的窗口，又是知识界、汉学家和法国侨界聚会的场所。随着学中文、研究汉学和赴华旅游人数的增多，凤凰书店的中文出版物销量猛增，并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另一项核心业务。

    认真研究法国凤凰书店的半个世纪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专业化经营是一条成功经验。60年代的初创期，依托的是法国共产党并因此与新中国书刊结缘。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求得经营的稳定和长久，政治上开始脱离党派，经济上逐步自力更生，坚持商业经营，逐步办成了一个专门发行中国各类图书、为法国各阶层服务、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书店。从最初只搞门市零售和图书馆服务业务，营业面积60多平方米，每年营业额仅为几万法郎，经过多年发展壮大，1988年营业面积达到300平方米，贸易额达到60多万法郎，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营业面积已达2000多平方米，中文书刊达3.5万种，并顺利渡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法兰西大地上最具权威的中国书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