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别解“悠然见南山”献疑

    最近，《中华读书报》刊登杨建民教授的文章（2013年5月8日第15版）盛赞沈从文先生依据出土文物对陶诗“悠然见南山”所作的“别解”，笔者研陶有年，而在过去又非常迷恋沈先生早期的小说，更是其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忠实读者。所以，对沈先生的以文物解陶正像对赵紫宸神父用基督教思想解陶一样感到新奇。那是在2010年的秋天，张晖博士将赵紫宸先生的《陶诗中的宗教》一文推荐给我，我读后叹服不已。而今张晖已经作古，临文思友，未免黯然神伤。但在摆脱了短暂而寂寥的黯然之后，我随即查询沈先生解陶的原始信息。原来，他写的那篇短文叫做《“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见沈先生所著《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1页）。而转述并踵承其观点并加以发挥的还有康宝成教授的《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以下简称为“康文”）和刘翠、刘石教授的《“四皓”、“南山”与陶渊明》（以下简称为“刘文”）两篇论文。看来，学界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关注的。所以，草成这篇短文也算是对学界的回应以及对亡友的怀念吧。

    沈先生“别解”的核心是说《饮酒》其五的这句诗暗用了秦汉之际著名隐士“四皓”的典故，他首先引述了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和班固《汉书·王吉传序》的相关记载（见下文）。商山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城西7.5公里丹江南岸山阳县东北，“四皓”墓就在山下，为历代文人所尊崇和祭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山四皓”。沈先生并未直接否定《史》、《汉》的记载，但如何将“商山四皓”与《饮酒》其五的“南山”联系起来了呢？他的依据主要是在朝鲜汉墓内出土的一个竹筐以及河南邓县南朝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这两件地下文物上都写刻着“南山四皓”的字样，前者是他辗转听说的，后者当是他亲眼所见。在我的印象中，《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确实著录了这样一块画像砖，砖上还刻着“四皓”弹琴的画面。康文的精彩之处在于用一些古代书面文献印证了两件文物写刻“南山四皓”的正确性，如西汉扬雄《解嘲》，东汉崔琦《四皓颂》，曹操《饮马长城窟行》，汉末诗人阮瑀《隐士诗》，西晋皇甫谧《高士传》，南朝陈释智匠《古今乐录》以及宋陈彭年《广韵》卷二《十六蒸》“应”字下注等等，都令人无可置疑。尤其是他引用许氏《说文》“颢”字段氏注，从而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南山是山脉名，非具体山名，大约相当于今日所说的秦岭。商山是南山的支脉，秦末汉初四皓即隐居于此山。这就不能理解，何以‘商山四皓’又可称‘南山四皓’了。”而刘文则考定“‘商山四皓’连缀成词则大约以三国魏曹植的《商山四皓》赞为最早”这一事实，指出：“‘商山四皓’与‘南山四皓’长期共存并行，但更为人所知的还是‘商山四皓’的说法。”这里笔者先就文献记载进一步印证康文和刘文的观点。据《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载，孔融对郑玄非常敬重，“屣履造门，告髙密县为玄特立一乡”，并特别标举出“南山四皓”。此外，晋袁宏《后汉纪》卷五《光武皇帝纪》第五，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卷十四，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叙朝宰会议沙门致拜君亲事九首并序》也都提及“南山四皓”。《全唐诗》卷九十二李乂《幸白鹿观应制》诗：“制跸乘骊阜，回舆指凤京。南山四皓谒，西岳两童迎。”《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七李渉《寄河阳从事杨潜》诗：“南山四皓不敢语，渭上钓人何足云。”由此可见，“南山四皓”与“商山四皓”在汉唐时代确实是并行的说法，这两种说法在陶渊明之前和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曾流行，亦当属客观事实。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南山”与“商山”也是并存的，那么，他对“南山四皓”与“商山四皓”的不同说法，又是怎样选择的呢？这是解读《饮酒》其五“南山”意象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陶诗提及“南山”的还有两例：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十二首其七）

    “四皓”虽然隐居，但却没有种地，所以和“种豆南山下”无关；“旧宅”是指祖坟，浔阳陶氏家族墓地在庐山之内，所以陶渊明才这样说，所以，“南山有旧宅”更与“四皓”无关；既然如此，单单说“悠然见南山”一句隐含着“四皓”的身影，那就令人难以理解了。晋庾亮《翟征君赞》：“景命不延，卒于寻阳之南山。”（《全晋文》卷三十七）“寻阳之南山”就是庐山。据陶渊明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陶公外祖父孟嘉曾经在太尉庾亮手下任职，庾氏所谓“翟征君”就是一代大隐翟汤。翟氏为浔阳人，而浔阳陶氏与浔阳翟氏是通婚的，陶渊明的第二任妻子翟氏就出自这个隐逸世家。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因此，陶诗中的“南山”绝不可能与“商山”相混。“商山”在陶集中有三例。首先，我们看他的《桃花源诗》：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黄绮”（夏黄公和绮里季）代指“四皓”，“斯人”则是桃源中人。在陶公看来，“四皓”乃是避秦的高士。陶渊明不说“黄绮之南山”，显然是遵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又如他的《赠羊长史》诗：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政赖古人书。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乘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诗前有小序说：“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羊名松龄。”刘裕先于义熙十二年（416）十月克复洛阳，“修复晋五陵，置守卫”，后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九月收复长安，修复晋帝陵墓（《宋书》卷二《武帝本纪》），诗中“九域甫已一”，即指此事而言。诗人极言自己对中原文明的向往，特别是对“商山四皓”的景仰，表示因抱病而不能和友人羊松龄同行，感到非常遗憾。商山在长安之南，晋军北伐可能经过此处，所以陶渊明叮嘱友人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在诗人看来，尽管“四皓”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存在于商山，所以他说：“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所谓“清谣”是指传为“四皓”所作的《采芝操》或称《四皓歌》（《乐府诗集》卷五十八），歌中唱道：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树木莫莫，髙山崔嵬。岩居穴处，以为幄茵。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往矣，吾当安归。

    《赠羊长史》诗“紫芝”二句即由此歌脱化而来。但从这首诗，我们看不出诗人为国家统一而狂喜的情绪，也找不到对刘裕功业赞美，反而表现出对“四皓”隐逸的仰慕之情，这种感情是非常浓烈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在用“四皓”自比。《桃花源记并诗》写桃源避秦的故事，虽然与《咏荆轲》诗讴歌的荆轲刺秦颇有不同，但精神本质却是相通的。我们读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二十：“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可以发现陶公具有强烈的反对嬴秦暴政的倾向，他在骨子里乃是用嬴秦比拟刘宋。所谓“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只要把汉、魏、晋三朝去掉，嬴秦和刘宋就连上了，这是陶渊明借桃源人之口传写自己鄙斥刘宋的政治情怀。“四皓”避秦，陶公避宋，可谓异代同调，千古知音。当然，陶公对“四皓”的事迹津津乐道，实际上与桓玄和殷仲堪关于“四皓”书面对话有关（事见《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因为陶公曾经担任桓玄的参军。殷仲堪称“四皓”“养志岩阿，道高天下，秦网虽虐，游之而莫惧，汉祖虽雄，请之而弗顾”，如此则秦汉之际江山易代的光景，则亦仿佛重现于晋宋时代了。历史的风云变幻总是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陶公的“四皓情结”实缘于此。

    陶渊明的《四八目》（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九）尤足以表明陶公对“四皓”事迹的谙熟及其相关知识的来源，在“四皓”的名下，他特别指出：

    右“商山四皓”。当秦之末，俱隐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并河内轵人。见《汉书》及皇甫谧《高士传》。

    《四八目》又称《圣贤群辅录》，经潘重规先生考证，这篇文献确实出自陶渊明的手笔（见其《圣贤群辅录新笺》，《新亚学术年刊》第七期，1966年9月），如果有人不服气的话，不妨和潘先生过过招。由《四八目》可知，陶渊明关于“商山四皓”的知识来自班固的《汉书》和皇甫谧的《高士传》，这是确凿无疑的。《汉书·王吉传序》载：

    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髙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髙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

    陶渊明遵从这种记载，所以，在他的笔下，商山就是商山，与作为匡庐的别名“南山”无关。陶渊明是一位理性很强的诗人，他的思维是非常严密的，而人们所追捧的“沈氏别解”，用出土文物否定以《汉书》为代表的关于“商山四皓”的记载，而代以“南山四皓”，并以此来阐发陶诗“悠然见南山”的微言大义，进而得出“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生联系，用事虽不同，立意却相近”的结论，这样做就将陶渊明的思维逻辑和创作意旨歪曲了。我们解读前人的作品，必须还原到作家本人的语境中去，而不能以先入为主的方式随便把自己的主观倾向强加给创作的主体。清人谭献《复堂词录叙》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也曾经指出：“当我们谈论到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爱好或相信爱好的东西时，牺牲的经常就是作家本人。”陶渊明在后人的解读中，已经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所以，我们应该努力还原陶诗的本意和真意。

    当然，对沈先生提出的“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的主张，我是非常赞同的。他说：“因为事事物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文学、历史或艺术，照过去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单从文献看问题，有时看不出，一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析解释，情形就明白了。”（沈从文《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第14-20页）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意见。其实早在民国时代，傅芸子所作《正仓院考古记》以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文物解读唐诗中的相关描写，就是颇为成功的范例，在这方面，沈先生后来的研究成果就更值得重视。但是，对这种研究作家作品的路径，我们不可以无限扩大化，王静安“二重证据法”的前提是科学。所以，学术研究，贵在平实，贵在客观，贵在理性。桂纶翠饵者，往往失鱼；索于象外者，多失环中；过求幽眇者，难免荒唐；欲证甚深者，常有未谛；论甘忌辛、好丹非素者，更难免片面。因此，运用地下文物解读古典作品也必须具有科学性，解读者必须同时具有精准的文物知识以及高超的文学鉴赏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三方面不可或缺。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量地下文物的出土，为我们解读古典诗文平添了很多生动而有益的资料。所以，我一直主张建立一门文学考古学，将考古学成果与古典文学研究科学地嫁接。在此方面，西方学者在《圣经》考古方面的业绩，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课题，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学研究等领域的学者通力合作，不断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