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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蒋经国画传》，师永刚、方旭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 “左派”学生。尼古拉同志。与冯玉祥之女的短暂婚姻
▲ 蒋经国在莫斯科声讨他的父亲，高喊“打倒蒋介石”
▲ 更称“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典礼邀请到托洛茨基演说，给包括蒋经国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蒋经国在校“苦修俄文，也对与西方革命有关的科目与政治及经济学，下了一番苦功”。这位革命青年在1925年12月，也就是抵达苏联后几个星期，就加入了共青团。这是他自加入国民党后的第二个党派组织。
蒋经国在学校中相当积极，不但当上墙报刊物《红墙》的编辑，发表过《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两篇文章，还曾在报上写道:“大家站在革命阵线，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当时蒋介石打着联苏、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誓师北伐，不但思想颇为“左”倾，甚至在与蒋经国的书信往来中，还表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涵盖共产主义，中国革命只有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时才有意义。
斯大林就曾引用北伐的成功作为他政策正确的证明。不过，校园中的蒋经国则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建立起良好关系。托派对蒋经国影响甚大，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教授李普曼、普里哥金在内，都跟蒋经国关系密切，并引导小蒋与其他中国留学生加入托派秘密学社;蒋经国日后也承认，不但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确与托洛茨基主张“以革命火炬烧掉旧世界”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甚至还居中担任了领导的工作。蒋介石此时对联共(布)保持合作态度;1926年，邵力子也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国民党常驻莫斯科中山大学代表。学业方面，蒋经国用两年时间修完社会发展史、经济地理等基础课程，也修了列宁主义。美国人陶涵在其《蒋经国传》中甚至指出，蒋经国刚好此时与邓小平同班学习，双方关系颇佳;邓小平是共青团小组长，曾为班上同学写下意识形态与思想改造报告，应包括蒋经国在内;他也曾在蒋经国的《红墙》上发表过文章。蒋经国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俄国档案中的留学生蒋经国》一文称，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学生名册上写着“妮芝达诺娃是伊利扎洛夫之妻”，显示当时蒋经国已经在苏结婚。
妮芝达诺娃的中文名为冯弗能，是冯玉祥的女儿，也是赴苏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换言之，蒋经国与冯弗能早即熟识，于异乡由同学转为恋人、夫妻，不令人意外。不过随着中苏政治形势变化，蒋经国的留苏生涯出现极大改变。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彻底改变联共路线的分水岭，也成为蒋经国命运的转折点。虽然斯大林多次表示对蒋介石与北伐军的支持，但爆发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质疑“左”倾人士是否威胁他的党内权位，甚至取而代之。包括蒋介石好友戴季陶在内的国民党右派，更早在北伐开始之前就批评中共势力日益茁壮，“党中有党”，必须尽早铲除。蒋介石逐走汪精卫后，身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左”倾势力已成为国民党中央主流，但在蒋介石顺利率军北伐并控制长江流域，主导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双方关系破裂的引爆点也迫在眉睫。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借着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的机会，否决蒋介石关于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办公的要求，之后更陆续免除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将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的冲突正式台面化。“左派”排蒋立刻引发蒋介石反弹，表明不接受决议;加上蒋介石率部队进入上海后，发觉中共与工会势力大幅扩张，与上海江浙财阀、青帮势力同感戒慎恐惧，双方迅速达成反对上海“赤化”的默契。国民党右派大佬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更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订立“清党原则”及筹组“清党委员会”，党内分裂一触即发。4月9日，蒋介石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岐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
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也就是著名的“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政策。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在外国势力与青帮头目杜月笙支持下，由中共组织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受到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团联合会的攻击，蒋介石则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借口“工人内讧”，对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造成300余人伤亡。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发动十万余人请愿，遭周凤岐部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
冲突形势蔓延，国民党部队紧接着开始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并将首要人员当场杀害。三日内共计300余人死亡，500余人被捕，5000多人踪。在北京的李大钊等人亦被张作霖派员冲入苏联大使馆径行逮捕，以密谋推翻北洋军阀为由，执行绞刑。事变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发动讨蒋，包括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并将蒋介石开除党籍。蒋介石则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也就是“宁汉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苏联《真理报》点名批判“蒋介石已经叛变，他带领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并重组了右翼国民党核心，与帝国主义勾结到一起反对中国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也立刻发起声讨。蒋经国在群情激愤时站出来声讨他的父亲，高喊“打倒蒋介石”，并在莫斯科《时代周刊》一篇公开声明中指称，“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甚至还说“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蒋经国的积极作风获得斯大林赞赏，但更紧张的政治斗争形势却在苏联内部发生。斯大林开始对托派进行严厉镇压，并把托洛茨基赶出中央政治局，导致亲托派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卷入学潮中。校方曾邀请斯大林到校演讲“托派的错误”，这也是蒋经国首次看到斯大林。由于斯大林在演说中提及托洛茨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的，因此蒋经国在压力与惶惑中，公开声明与托派并无关系。由于蒋介石要求所有国民党籍留苏学生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8月5日有200多名中国学生获得苏联批准回中国，但是蒋经国并未通过申请，而是被同意提早毕业，并进入莫斯科一所军校接受训练。他的第一任妻子冯弗能则和她的哥哥冯洪国在1928年5月回国，据说蒋经国曾向苏方提出一份公开的自白声明，证明蒋冯两人已然结束短暂婚姻。此后蒋经国与蒋方良结婚，未对外公开提及与冯的这段婚姻。
▲ 与王明在苏联的数次争斗
▲ 留苏劳动期间的数十份改造工作
▲ 斯大林数次召见后的中苏微妙关系
蒋经国随后申请并被安排进入红军位于莫斯科的特别军事学校受训，在莫斯科红军当兵一年，曾开过飞机、当过骑兵，甚至在流冰上宿营。
当了一年学员后，1928年，蒋经国以军中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身份，获选至列宁格勒培训红军干部的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展开三年的学习。除了军事项目，他在这段时间里特地研习唯物辩证法，并曾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由于学院学生均为共产党员，蒋经国无法参加会议，因此入学第二年他即参加联共(布)，成为候补党员。
蒋经国了解他在此处一举一动都必须通过莫斯科决定，并受到密切监控，因此他日后回忆时，连称自己“完全与中国隔绝了”，同时“从前虽然每封信都被检查，我仍然可以和亲友通信，现在我就连写一封信都不能了。
当时思亲之情及思乡之情，真是无时或释”，他甚至“隔一两天就给父亲写信”，只是“每封信我私下阅读两三遍就毁掉了”。蒋经国虽退出托派，但仍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江浙籍同学有所联系，这批同乡还戏称要推举蒋经国担任江浙同学会会长。没想到这些私人信件，包括几封打算写给蒋介石而未能寄出的家书，被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支部局书记的王明掌控后，指控蒋经国在蒋介石指挥下成立反革命组织，要求逮捕蒋经国，酿成颇大风波。苏联当局无意将风波扩大，因此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联共(布)中央监委会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审查委员会调查后，确定是假案，蒋经国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与王明关系恶化。
1930年5月，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论文题目是《游击战的战术》。蒋经国当时第一志愿是申请回国，第二志愿则是加入红军，但由于蒋介石不断发动“剿共”，让蒋经国期望落空。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已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因此苏联派他回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中国学生访问团副指导员和翻译。周恩来也在访问苏联期间见过蒋经国，虽然表示赞同蒋经国批判蒋介石，但还是希望他继续与蒋介石保持联系。
同年6月结束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参访团行程并回到莫斯科后，蒋经国突然发高烧生病住院。出院后，共产国际要他“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因此于1930年10月将他改派到莫斯科的狄拿马电气厂当机械工具操作工人。
从来不曾做过体力劳动工作的蒋经国回忆:“每天工作八小时，早上八点钟上班，下午五点下班，中间有一小时吃午饭。做了两天，不但双手肿了起来，而且还觉得腰酸背痛……我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那时苏联食物短缺且价昂，面包要配给，鱼肉的供应亦非常有限。我常常空着肚子工作。”为提高技术水平，蒋经国进入夜校进修工程学，并在工厂内兼课军事赚外快。不到一年，厂方推荐他当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据《蒋经国全集》记录，蒋经国指称“因中共代表陈绍禹(王明)反对推荐我”，所以期望落空。
陷入失望不满情绪的蒋经国，自称“在一次会议上，我公开抨击陈绍禹，共产国际的干部因此要把我放逐到西伯利亚”，惹上另一场政治风波。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导致中、苏、日三国之间的形势紧张、微妙。斯大林此时秘密约见蒋经国，谈及中国与蒋介石对此的态度，并与其共进晚餐。随后苏联方面应蒋经国要求，将他改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
其时，苏联推行集体农庄政策，蒋经国称:“石可夫在莫斯科区内，算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我初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后来还好有68岁的老农妇莎菲娅好心收容，蒋经国才得以住进位于牛棚旁由几十块木板搭成的房间里，一待就是一年。蒋经国在石可夫劳动期间，一开始被其他农民讥笑排斥，但他认真耕田，终于引起农民同情，第六天，农民邀蒋经国参加会议，“十天以后，当地农民派我当代表到城内去接洽许多关于土地借款、购置农具及税捐问题等种种事情……以后农民就再不要我去耕田了……过一个月后，我被农民选举为农村苏维埃的副主席。因为正主席生了五个月的病，所以事实上，我担任了主席的职务”。
三个月后，在蒋经国指导下，石可夫组织了第一个集体农庄。不过，1932年10月19日，蒋经国接获莫斯科方面来电，要求他立即返回，展开另一段劳动生涯。当时由于日军进占东北，引发斯大林高度关注，多次促成恢复中苏正式外交关系，但蒋经国此番回到莫斯科后依旧不顺利，他仍将事件悖顺指向陈绍禹。据蒋经国回忆，莫斯科方面希望他继续学业，但陈绍禹认为他留在政治中心的莫斯科很危险，主张调到荒远的西伯利亚，在数千里外的金矿工作，尤其不能回到远东;苏联人也担心小蒋留在莫斯科会发起反陈绍禹运动，于是小蒋被派到乌拉山脉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由于身体不适，小蒋先卧病在床近一个月，病愈后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劳动数月，获得管理单位“工作记录良好”的评价后，约于1933年3月改派到“工厂中的工厂”———大型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厂担任技术师，一年后升为副厂长，并兼《重工业日报》责任副主笔。1935年1月，虽然蒋介石当时借五次“围剿”，把中共逼得展开长征，但作为军事强人的蒋介石，对日态度究竟是和是战仍是联共(布)关切的焦点。斯大林也因此于1935年1月再度召见蒋经国餐叙，了解国民党可能的变化。
▲ 与蒋方良的苏联姻缘
▲ 共产党员蒋经国在康生的带领下返国
其实早在1931年国民党逮捕苏联籍的牛兰夫妇后，宋庆龄就曾借赴苏联拜会斯大林的机会，建议以牛兰夫妇的自由换取蒋经国回国，但未获得斯大林认可，足见蒋经国的重要性。尤其蒋经国在俄期间，斯大林多次召见，更证明他对蒋经国战略价值的掌握。作为蒋介石的子嗣，蒋经国虽高喊打倒自己的父亲，蒋介石也自称“宁可绝后”，甚至“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断然拒绝交换的提议。但血浓于水，蒋介石还是颇能体谅自己儿子的苦衷，并深切期待得到蒋经国的信息。
冯玉祥之子归国后，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并询问小蒋的处境。得知蒋经国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介石也称自己“无以对先慈爱孙之心之切矣。岂天果欲使我有亏于天性之爱乎?”，他甚至也曾担忧地记述:“余近来甚为我经儿忧虑。呜呼!经儿为吾母所最疼爱者，余乃弃之于外邦。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随着中苏关系改善，他一再通过外交努力让蒋经国返国。老蒋曾在日记中提到，与颜惠庆、顾维钧等“谈外交方针渐定”，“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
宋美龄也通过中国驻苏大使转达蒋介石“非常盼望儿子能回到中国”之愿。只是斯大林为了把蒋经国的战略价值提到最高，对外宣称小蒋不愿回国，令蒋介石非常不满。不过中国驻苏大使馆人员看望蒋经国时，他也的确没有透露回国的想法。反倒是《真理报》曾出现一篇以蒋经国名义发表的文章《给母亲的信》，批评蒋介石对毛福梅太过绝情，同时批评他是“人民公敌”，他也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老蒋虽不敢确认是否是蒋经国的手笔，但起码证明小蒋还安然无恙，“心为之一慰”。
蒋经国日后也指称，是陈绍禹假借他的名义发表的这封信以打击蒋介石。蒋经国的生活也在此时起了变化。1935年3月15日，蒋经国与同在机械厂工作的芬娜·伊芭奇娃·瓦哈里瓦(即后来的蒋方良)结婚。芬娜自小与姐姐相依为命，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两人相识于1933年，因为英雄救美等巧合，两人经恋爱后结下了这段异国姻缘。同年12月，长男爱伦出生，即日后的蒋孝文。蒋经国终其一生都相当感念这段平凡的小康家庭生活，始终与蒋方良保持相当恩爱的夫妻关系。当时他与妻儿同住在一套两室的公寓中，好客性格似乎也从此时开始，他不时会以高加索舞蹈、苏联歌曲来取悦宾客，还邀请朋友到家中同度新年。直到1936年，蒋经国在重型机器厂的工作与预备党员权利突然被取消，不但整天无事可做，全家三口有一段时间只靠芬娜的一份薄薪过活，显得相当艰难。
就在这个时刻，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促蒋介石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发动西安事变，将老蒋囚禁。先是莫斯科《真理报》《消息报》谴责囚禁蒋介石的作为，苏联后又公开表明，中国必须团结对外，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统一战线的人物。因此斯大林对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因除掉蒋介石而导致国民党推派出亲日的领袖，而是最好以蒋介石为领袖，国共合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牵制日本扩张，这也为整个西安事变和平落幕画下句号。就在西安事变过后几天，12月15日，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党委通过了蒋经国先前的申请，做出“接受蒋经国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决议”，等于是让蒋经国由联共(布)候补党员成为正式党员。据说共产国际曾发出电报要求保留，但反对意见并未被苏联接受;显然苏联已同意蒋经国回国，让他影响、支持蒋介石坚持联共抗日的方针。
蒋经国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虽立即提出返国要求，却碰了软钉子，一方面被告知即将返回中国，但另一方面又要他回到乌拉尔等待。因迟无返国消息，蒋经国再度上书斯大林。1937年2月，莫斯科传唤蒋经国，要他带上全家与细软。这次抵达莫斯科后，蒋经国才确定获准离开苏俄，苏联官方也特地安排许多重要拜会，包括斯大林的密友、苏联驻华大使，甚至与他冲突激烈的王明等人也来探视。蒋经国则书面保证，回国后绝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或附和托派。他在临行前，第三度单独会见了斯大林。
3月25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领队下，蒋经国带着妻子与长子蒋孝文从莫斯科搭乘火车，离开停留了12年的苏联，重新踏上带着他来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康生与蒋经国途经海参崴时拍发联合电报给位于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部，蒋经国自称“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并盼党部“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经过几番波折，蒋经国终于在4月19日回到暌违的中国，但内心不安的蒋经国知道，如何重拾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已经成为他迈入未来生涯中最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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