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全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

    在20世纪两国特殊政治文化关系的催化下，一大批俄罗斯文学作品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即使时代风潮转变，这种俄罗斯情结也始终隐伏于人们内心深处，不会消散。而作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则成为了这段文学接受史中的一个重要路标：进入中国的第一部俄罗斯文学名著，正是他的《上尉的女儿》（当时被翻译为《俄国情史》，上海大宣书局，1903）；随后，无论是在中国文坛“风俗改良”的小说运动中，还是战火纷飞的诗歌朗诵会中，这位伟大作家的名字都不断被提起，为人们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从建国到新时期，中国更是迎来了译介普希金的一波波高潮，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的说法：“除了俄罗斯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国家能够如此经常地、如此大量地出版普希金的作品。”而依托这些出版物，国内对普希金的阅读与接受也是日益深入。

    与此同时，就如罗高寿所提及的，被尊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普希金在其故国也从来不曾稍减光芒。19世纪以来，一代代俄罗斯作家不断地召唤着诗人。尤其是当俄罗斯陷入重大的社会与精神危机时，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灵与肉的和谐，明朗平衡的爱，以及自由的创造力，更是一再被视为一剂拯救世道人心的良药。一切就像普希金在那首著名的诗歌中所自我期许的，他“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我将长时期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因为我用竖琴唤起了人们善良的感情，/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年代，/我还曾为死者呼吁同情”（《“我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1836）。而莫斯科周日出版社于1994年到1999年陆续推出的新版十九卷本《普希金全集》，可以说是俄罗斯人对诗人“纪念碑”最近的一次集体祭奠。根据半个多世纪以来普希金研究的丰硕成果，这部全集对1937-1959年的十七卷本全集做了审慎修订，并加入不少新的内容。作为普希金二百周年诞辰最重要的献礼，它的出版在俄罗斯成为了一件真正的盛事：莫斯科和全俄大教授阿列克谢二世为这套全集各卷进行了祝福，时任总统的叶利钦也亲自为其新增的第十八卷作序，热情洋溢地指出，“作为对善良和正义的热情颂扬者”，普希金“对于选择了自由道路的我们，在今天尤其显得亲近和珍贵”。而全集在普通民众间更是掀起了抢购的热潮。

    十分幸运的是，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努力下，中国的读者如今也终于能参与到这一盛事之中，延续自己与普希金超过一个世纪的“情缘”了：以俄罗斯新版的上述全集为参照，由沈念驹与吴笛主编，十卷本的《普希金全集》已问世。整套书装帧精良，所收内容更堪称目前国内最为完备的：第一、二卷为抒情诗（附有多首有待考证的诗作），第三卷为长诗、童话诗，第四卷诗体长篇小说、戏剧（附有各种零散片段和草稿，以下各卷同），第五卷中短篇小说、游记；第六卷为评论卷，第七卷是传记、杂记（包括日记、回忆录、历史札记等等），第八、九卷为书信，第十卷则为书画卷。其中，最容易引起老读者关注的，无疑是最后一卷——这是普希金的书画作品首次被收入其中文全集，内容异常丰富，四百二十二幅作品被分为人像画、风景画和书法等共八个部分。可以说，它生动展现了普希金除了为人们所熟知的诗人、作家身份之外的另一面向。

    事实上，如译者在该卷前言中指出的，“和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普希金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尤其是在他进入沙皇政府专门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皇村学校后，更是受到了全面的教育”。那些随笔率性的涂画，有的是对自己文字所呈现出的“画面感”的形象设计，还有些反映出的则是其写作过程中流动、跳跃和难以捕捉的思绪。俄罗斯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译者举了褔米切夫分析《秋》（“断章”，1833年）一诗的例子：在构思第一章的八行诗时，普希金思绪受阻，而“作为他推敲斟酌的标记的，是画在下面的一个剃掉一圈头发的大胡子农民侧面像”，“再明显不过了，这是对最后两行诗的联想”。诗人正是由“大胡子村长”这一具体形象入手、引发，经过多个版本的修改，才最终写定了这两行诗：“尽情的玩乐使秋播地备受蹂躏，/猎犬的吠声唤醒了沉睡的密林。”类似的推敲、研究不仅新颖别致，结论也颇具说服力，很能启发人们对诗人创作心路的理解。而以此为参考，中国的普希金研究者们也不妨细心品味本卷，从中寻找新的线索，为自己的研究寻找到突破口。而另一方面，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这一卷书画作品的出版，也能让他们更直接而深入地走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普希金的真实心灵。比如，透过这些画作，人们可以看到诗人多么钟爱画自画像，他还常常将自己画成外国人、女人甚至动物；又如，各色风景中普希金明显偏爱大山的形态；还有，作为一名最终死于决斗的贵族，他绘有大量匕首、手枪……凡此种种，都是普希金留下的十分珍贵的生命印记。而译者所根据的底本，正是周日出版社十九卷本《普希金全集》中的第十八卷，即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又称“普希金之家”）应出版社之请，花费大量精力新编纂的一部集子，这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全面和集中地介绍普希金书画作品的一本书”（作品的原件现藏于“普希金之家”，每件均有编号，凡能确定者，都标有具体的创作时间和地点）。考虑到这一卷的突破性意义，中文译者也特别将前面提到的叶利钦序言的译文译出，附于此卷卷首。

    当然，作为普希金这样一位大文豪的权威翻译集，除了所收内容要“全”外，译笔的精良更是至关重要。在整部全集中，我们可以品味智量对奥涅金诗体韵律结构忠实而富有美感的重现，读到力冈版本的《上尉的女儿》亲切朴实而又极具传奇韵味的语言，《鲍里斯·戈都诺夫》紧张压抑的戏剧冲突感在冀刚的妙笔下得到成功渲染，而由余振再演绎的古老传说《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则充满了华美篇章与奇幻色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准确传达原文精髓的基础之上，中译者充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需求，在普希金原注、俄编者注之外添加了大量注释。尤其是评论、日记和书信等几个部分，涉及到大量历史事件与人物，与作者写作年代的政治、文化“现场”更是紧密相关，而吕宗兴、王三隆等几位译者的严谨考证与细心注解，显然大大增加了这几卷的可读性。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文字更好地还原普希金曲折变化的一生，探究其广阔的文学交游，从而对其人格的形成有更为动态的体认。

    如果说，普希金用文字为自己建起了一座永远不会消亡的纪念碑，那么这套《普希金全集》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座铭刻着中国一百多年普希金译介史和阅读史的纪念碑。而如同诗人的生命在于诗篇的不断吟唱，这套凝聚着各界关注与心力的全集也绝不仅仅是供“典藏”或“纪念”之用。相信读者们会在书卷的品读中，获得更多美的享受与追求心灵自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