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世界:正确与否和公正与否

    科学常因其绝对主义的冷酷而备受诟病，非对即错的僵硬区分往往不给人们留下太多深入细微探究的空间。然而人们通常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科学领域，是否获得真理，并为首创，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E.O.威尔逊对此有精辟总结:“原创发现即为一切……有了重大发现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顶级科学家……不能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发现，那就什么都不是。”科学氛围就是如此冷漠，对于在该领域孜孜不倦，奉献终身却未能有所发现的人们便漠不在乎，更不会记得。

    这公平吗?亦或，我们如此看待科学合适吗?有意义吗?马乔里·塞内乔的传记作品《我为美而亡》(I Died for Beauty)含蓄地提出了上述问题。传记主人翁多萝西·林奇，严格说来并非科学家，尽管她是数学家(因其研究方法为理论而非实证)。她在20世纪30年代宣称解答了当时最伟大的科学难题之一。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了蛋白质的构成(蛋白质是由被称之为“氨基酸”的更小一级的分子构成的)，却不知道其上一层宏观结构。就像人们站在房间地板上，却看不清楚整栋建筑的外形结构。解答这一问题即可解释生命的生物学架构。林奇避开了实验论证，通过纯数学计算得出了一个模型。她由此提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折射而成的柏拉图网状结构，她将其称之为“环醇”。这些结构事实上从未被发现，蛋白质结构后来被发现。甚至林奇的传记作者后来也承认蛋白质的真正形状“一点也不像环醇”。

    由此，我们通常不会对林奇这一失败理论的创建者有太多关注。我们也许很快就将她视作一个普通人。

    林奇有着不凡的成就:父母均为英国人的她，生于阿根廷，是剑桥大学首批女生。还有一项耀眼的光环是，她在1916年毕业时取得了数学专业一等荣誉毕业证书，是伯特兰·罗素的门徒。她还协助出版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并成为了牛津大学第一位取得数学专业科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林奇在后来转向蛋白质研究前还发表了诸多关于科学方法、地震学、数学、哲学的论文。她对蛋白质的研究是最后一项兴趣，这一最后研究持续时间最长，她也因此项研究而声名鹊起。

    林奇对蛋白质的兴趣并非偶然。环醇成为其就业的敲门砖，这对于当时的她极其重要。当时恰逢她嫁给了牛津大学贝烈尔学院的研究员约翰·尼克尔逊没几年。1922年丈夫精神崩溃，林奇只有一份兼职薪水。丈夫精神崩溃的原因不明，但丈夫自1930年住院后，她孤独无比，长期与女儿潘姆为伴，且无收入。

    林奇曾申请过罗氏奖学金(被认为女性无申请资格)和洛克菲勒资助(因同时申请两门学科资助被认为不严肃)，均告失败。终于在1931年在维也纳以研究员身份申请到资助。正是在联系资助过程中，她开始接触数理生物学新思想，并在回到英格兰后开始活跃于这一研究领域。她与剑桥大学的同事们一起成为“理论生物学俱乐部”的创始人，并萌发了成立研究所的想法。这一想法尽管未能实现，但是源自俱乐部聚会的“环醇”概念的提出激发了她的研究兴趣并让她获得了专项经费资助。

    简而言之，她是一个独居母亲，带着孩子，艰难地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蛋白质研究给了她一个崭新的机会(林奇自己也期待能有新的开始，她甚至放弃原有的众所周知的称号“Dot”而改名自称“Delte”)。然而这也意味着她的生活开始依赖“环醇假想”了，只要环醇存在一丝可能，她就不愁没工作。环醇不仅仅解决了学术上的，更解决了她生活上的需求。用“智慧的结晶”这个词来描述这一假想是再合适不过了。事实上，林奇对于这一假想所投入出去的爱就像母亲对于孩子的爱一样。源自长期以来的学术酝酿，并满含着毫无理由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她为环醇这一学术上的婴儿牺牲甚多，其程度甚至超越了自己的孩子。1941年她的一封信说明了这些牺牲于她而言意味着什么，信中她写道:“亲爱的宝贝潘姆长得很可爱，但是我对于孩子急需的陪伴与安慰的职责均由教堂承担了，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我给不了孩子所需要的那么多。”在那时候，环醇已然在她心中占据了一定位置，但是持续不断地投入其中给人一种别无选择的感觉。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她的那种紧张的真实存在的绝望。然而最终，她的环醇研究一无所获。

    与林奇的同辈人对她作出了尖锐的评价不同，塞内乔在评价林奇时用了简单的“美丽，活泼，合群”这几个词。如今我们有大量信息表明，林奇的诋毁者们“当初说她的理论错误是正确的，但是给出的她错的原因是错误的”，或者说她对于环醇的假想是错误的，但是却忽略了她的其他贡献，不论是部分正确还是部分错误。其他人做错了也有人称颂，而她做对了也无人问津，这是不公平的。

    林奇的理论形成于与剑桥朋友们相处之时。多萝西·霍奇金曾对传记作者说“环醇假想部分源自林奇与约翰·德士满以及与我的交谈。当初我和约翰·德士满在进一步阅读了关于蛋白质化学的内容并做了实验后，在1936年几乎就已断定假想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最终没能说服她”。伯纳尔是X光结晶学研究的先驱，X光结晶学方法是用X光在纯蛋白质晶体内拍照并依据拍到的衍射图片计算其结构。林奇后来试图用衍射结果来证明其理论正确(当然是行不通的)。伯纳尔出于保护自身初期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而与林奇决裂了。伯纳尔的学生霍奇金在此基础上获得诺贝尔奖并于后来在基于他们共同的对X光的研究成功进行了胰岛素结构分析。

    1951年，当约翰·肯德鲁和马克斯·佩鲁茨向世人呈现了第一个蛋白质结构血红蛋白时，环醇的假想便不攻自破。当时的林奇已经逃至美国，再婚，并在史密斯学院任教。

    林奇自己也是一副受委屈的口气，她在几十年后曾向塞内乔抱怨道:“起初他们说我的结构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当人们发现其存在时，他们又说不能合成，而当可以合成时，他们又说能合成也没什么用途。”这么说当然是不对的，林奇创建的模型中的某些特征，如化学键和晶体结构在自然界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并非如她所说的是折纸氨基酸笼。塞内乔对于林奇的仰慕(这点他在传记中曾明确表示)显然限制了其作为传记作者能力的发挥。塞内乔显然在该传记中充当了林奇对这个世界一切不满、愤怒与怠慢的代言人。造成的后果是，这一前后矛盾、未加控制的传记中出现的是林奇的悲情故事。

    林奇为自己鸣不平的冲动并非毫无道理。那个时代，女性科学家是一个为数不多的群体，生存极其不易。随处可见的性别歧视即便在更现代的时期亦不少见。一个现实案例是，2001年生物化学家查尔斯·坦福特称林奇备受诟病的环醇假想是“20世纪30年代最易忘记的成果，甚至不值一提，是一个毫无基础、更无构架及相关技能支撑的理论”，坦福特继而评论林奇的一名支持者E.H.内维尔，他声称“内维尔与林奇关系暧昧，是她的仰慕者，因此其作为客观旁观者的身份应受到质疑。1950年内维尔确实曾向林奇求婚，但林奇的热情已消退。那次求婚极有可能成为林奇的第三次婚姻”。人们不禁觉得这样的丑陋的评论的言外之意是如此的残酷，尤其是知道了以下事实:内维尔向林奇求婚是在其第二段婚姻后，其丈夫奥托·格拉瑟已去世，与尼克尔森的第一段婚姻也是在其患上精神疾病的悲剧情形下不得已离婚的。

    因此应该驳斥上述泼脏水行为，为其正名。塞内乔对林奇的纪念显然是跟罗萨琳德·富兰克林的模式是一样的。罗萨琳德·富兰克林为解决DNA结构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贡献直至其死后才得到认可与表彰。然而林奇甚至未能正名。在科学界，只有正误之分，我们又如何能说她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呢?富兰克林的故事让人觉得她壮烈，而塞内乔写出的林奇的故事倒让人看着像借口。

    塞内乔委婉地谴责了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她写文章声称“男人们一方面企图陷害她”，另一方面却“从不沉下去仔细看她的研究成果”)，指责林奇的同事们忽视其研究贡献，并最终找到林内思·宝莲来扮演这一角色。塞内乔谴责林内思·宝莲撰文驳斥环醇假想，从而将林奇逼离了这一领域。塞内乔详述了林内思·宝莲荒谬的自以为是、无礼的口吻，以及后来对其他事件的错误观点。(这里的建议其实是，林奇应该与林内思·宝莲这一单独获得过两次诺贝奖的科学家一样，享受到更多类似待遇，因为林奇虽然在环醇假想上失败了，在其他很多领域都贡献斐然)。

    然而，宝莲其实很难胜任塞内乔给他安排的这一角色。因为他很早就宣称“对林奇当前所做出的猜想深表同情，并非常愿意有机会与她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塞内乔的本意是扭转林奇不应承担的不公正命运，但是通过诽谤这一方法显然是个值得质疑的策略。

    林奇想表达的是什么应该仍然不清楚，因为塞内乔自己都不清楚。我能够察觉的是林奇的浪漫色彩，她钟爱她的想法并赞同忘记这样的不公平。

    悲哀的是，塞内乔讲述的仅仅是一个冷漠的乏味的故事。我们从未停止怀疑这个故事是否值得讲述。这里确实有一个更值得讲述的故事。遗憾的是塞内乔错过了它。

    (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